（大成報總主筆郭憲鈴專欄）「地方創生」乙辭源自日本，日本經濟經過長期發展後產生很嚴重的城鄉貧富差距，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後全國經濟又發生較緩慢的成長，至日本戰後元老政治家吉田茂外孫麻生太郎擔任總理後搞了一種「地方創生」政策，希望利用這種政策能振興地方經濟提高就業率繁榮較落後的地方；蓋當時世界各工業國家的工業生產都被吸引到剛崛起的中國設廠，原工業大國都面臨嚴重失業率的慘況，包括美國、德國、法國、英國、西班牙、日本、台灣都一樣；麻生太郎總理的任期很短，僅有2008年到2009年的一年多時間，故他的「地方創生」也很簡單就是每鄉鎮撥給一億元日幣的補助款，結果就隨著麻生太郎總理下台而人息政亡了；後來安倍晉三於2012年再度組閣並邀好朋友麻生太郎擔任副總理兼財政大臣，他遂再建議安倍晉三總理繼續搞他的未竟志業「地方創生」，安倍晉三經過專家學者詳細周延的研究規畫後將其納入他的「三支箭」而被舉世經濟學家稱之為「安倍經濟學」，並於2014年開始大力推動。
2019年生長在台北縣（現在的新北市）窮鄉僻壤萬里鄉的礦工家庭孤兒賴清德接受蔡英文總統之命組閣，他仿效日本安倍晉三的「地方創生」政策來提高較窮鄉鎮的地方經濟以增加就業率，讓偏鄉的青年可以就地再地方就業謀生，不用跑到遙遠的城市工作又要浪費房屋租金及其他交通什費，所以賴清德責成國發會負責推動此一政策，並訂2019年為「地方創生元年」，還由國發會制定「五支箭」為推動地方創生的五大策略，這五支箭如下：（1）企業投資故鄉（2）科技導入（3）整合部會資源（4）社會參與創生（5）品牌建立；這五支箭射出之後不久賴清德便辭卸行政院長，內閣改組後國發會也易主，由於新任閣揆蘇貞昌的施政重心有異且加上全球性武漢肺炎侵襲全台，政府的施政重心不得不做大幅度調整，故而「地方創生」乃不得不橫遭減緩，不過民間努力繼續從事「地方創生」工作者仍然為數眾多，但因缺乏政府大力支持故績效較難大放異彩；其實台灣的地方創生政策可做一些調整，例如六都財源較充裕而其需要發展「地方創生」之地域較少，例如台北市應發展「地方創生」的地域幾乎沒有，就是要做則靠台北市的工商業界或財團法人之力就可以充分發展地方創生的無窮力道；其他五都則都還有很大的偏鄉區域需要加強發展「地方創生」，若地方財源不足或企業界較力所未逮則就需要向中央申請補助了；至於其他非六都之縣市一則財源較弱（新竹市除外）另則是要發展地方創生之地域較多較廣，故就需要中央政府大力補助方克可成大事。
政府推展「地方創生」之最大目的就是要發展較窮鄉鎮之經濟，藉由活化地方政策、結合地方地理特色及人文風情發展出具地方特色之產業，以縮短城鄉貧富差距；這裡的「創」就是創造之意，而「生」的意義就比較廣泛，它有生計、生命、較佳的生活、還有生意、生財、生育的各種意義；綜合來說就是要將窮鄉鎮的經濟發展起來，讓年輕人不必跑到遙遠的城市去找工作，讓年輕人可以在自己家鄉發展具有鄉土特色的產業行銷到國內外各地，如此發展地方經濟創造就業率以提高生活水準，大家有生意可做就可以過較好的生活、然後蓋新房娶妻生子，如果可以達到此境界則城鄉貧富差距就可以縮小，全國各地財富較平均發展則生產經濟效益亦能大幅提高，消費力購買力都能提升則國家的總體經濟亦可大幅提升，國民總生產毛額與個人所得亦都能順勢提高很多；這也是我時常提及的發展國民經濟來消滅貧窮，讓社會財富更趨平均的意思。
欲發展一個鄉鎮經濟並非隨隨便便找個地方然後遷近一群人再灌進一堆錢就能發展出來的，城市鄉鎮的建設發展不是像種植水果找一塊肥沃土地插上枝苗再撒下肥料就能等待收成的，如果能這麼簡單便宜行事那麻生太郎擔任總理時每鄉鎮補助一億元日幣多少總能收成三四成的「地方創生」績效吧！結果卻是「不如意事時常八九」的下場；所以要能找尋合適的地方加以規劃創造投資，包括地方的地理特色與人文風情做總體規劃，例如台北縣鶯歌鎮（現在的新北市鶯歌區）原來已趨沒落，很多廠商都遷移到中國大陸去利用當地廉價土地和勞工生產，鶯歌鎮的陶瓷產業差一點就破產收場，幸賴當時的蘇貞昌縣長掌握鶯歌鎮的產業特性與民風勤勞的特性在產官學研合作努力下致力於陶瓷產業的振興與鶯歌「地方創生」（當時尚無這個名詞），首先他創辦「縣立鶯歌陶瓷高級職業學校」以培養陶瓷設計製造人才，接著鼓勵鎮民商家成立「陶瓷一條街」作為陶瓷展銷觀光旅遊親子手工自作的遊趣場所，接著再興建一棟美輪美奐的陶瓷博物館，將鶯歌陶瓷的文史與歷代作品收展其中；博物館並充當陶瓷最新科技的研發推廣與國際交流角色，如此在產官學研通力合作下「三箭齊發」，結果吹枯拉朽所向披靡，就連中國「陶瓷之都」景德鎮都組團來鶯歌參訪，結果不但鶯歌陶瓷恢復往日榮景，連鶯歌鎮都非常成功的「地方創生」，為市民創造新的陶瓷科技產業，對三鶯地區的觀光旅遊業及攤商都創造很多的商機。
所以欲發展地方經濟一定要找出地方的特色包括地理上的特點；就如杜拜發展成國際文明先進的城邦之前只是阿拉伯半島上面臨波斯灣一處資源稀少的沙漠小鎮，但其酋長卻善於利用這地理位置特點興建石油港來賺取煉油與石油輸出的油港停泊費，進而發展成是建設強化杜拜的城市基礎設施，包括油管、儲油槽、港口、機場、高速公路、遊艇碼頭甚至運河，將沙漠變成綠洲還將整座城市土質改良，再招商興建國際最豪華觀光飯店以吸引國際遊客，又填海造陸建棕梠島興建一排排面向海洋的渡假別墅，最後又建世界最高的「杜拜塔」（現名為哈里發塔）；所以杜拜的開發建設發展成國際一流的城邦乃是其酋長的遠見與魄力利用其地理位置的優越性向國際貨幣基金貸款將沙漠變綠洲建石油港發展出來的；其實在其更早更東方的星島（新加玻）就是其典範，星島在獨立建國為新加坡國以前只是馬來半島尾端面臨麻六甲海峽的小島，一群太平天國以後避亂戰禍的廣東福建華工群聚偷生亡命的地方，這個小島上主要人種有80%是華人，其他為印度人、馬來人等，它原是以「新加坡洲」地位參加馬來聯邦，惟自認高尚又高級的馬來巫統覺得這些華工身份地位太低，大多是以三刀一擔（剪刀、菜刀、理髮刀和一支扁擔）在社會上謀生，所以就在1965年8月9日經馬來西亞國會以126比0無人反對之下將星洲驅逐出馬來聯邦，星洲總理李光耀在隔日的新加坡獨立建國記者會哽咽說明今後新加坡的獨立建國之路，前途茫茫，不知是兒家？今後很多識字不多的華工欲到馬來西亞做工因已是不同國籍都倍感不便與困難，而新加坡只是一個海上孤島除了海上捕魚沒有任何資源可以營生增加收入以孝親育兒，好在天無絕人之路，在開國四傑的集思廣益之下，他們發現新加波的資源既是海洋，而且有扼住麻六甲海峽咽喉的要衝地位，那他們就只好以海洋立國，以海洋發展貿易（當時空運尚不發達），他們便以貿易與轉口貿易，物流事業作為新加坡發展經濟的關鍵產業，接著他們又發現他們比遠東各國距阿拉伯石油產地都近，他們可以買中東原油來提煉然後賣給遠東各國以賺取其差價，而且所有輪船到港口也要加油，因此新加坡又以煉油業為其發展經濟的戰略物資，他們將七個海上小島填海造陸造成3200公頃的石化專用園區，這個石化島在專家高效率的經營管理之下硬是把沒有油田的石化加工廠搞成世界三大石化工業園區之一，在航空業逐漸發達之後，新加坡又以它較廉價的石油大力發展空運與觀光產業，至此這個毫無資源的小島國已發展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接著又大舉向世界各國挖角，不惜巨資將世界一流的專家學者全部收買到新加坡國遂行楚材晉用的大力發展國際貿易與國際金融及高科技的學術研究，就如此的大力重用各國傑出人才之下讓新加坡的個人所得時常擠進世界前三名，其經濟實力亦為亞洲四小龍之首，新加坡總理配享世界最高薪資的國家元首待遇，這個彈丸領土小國以不到750平方公里土地及550萬人口的芝麻小國家時常要接待四倍於其人口的觀光客，這麼多的觀光客和這麼多的貿易量與物流量就可想像其金流有多大，這麼大的金流在新加坡金融業流動，新加坡豈能不成為世界金融中心之一呢？所以新加坡的興起繁榮完全是靠其地理位置和一群智慧都比柯文哲聰明數十倍的政經人才打理出來的城邦建設。
深圳從小漁村到中國第四大城市的千萬人口城市建設也是地方創生的典範，不過它也是靠經濟地理優勢得到地方創生先聲奪人的機會，這個經濟地理優勢就是它的南邊緊鄰著香港九龍的北邊；1970年代末期中國在鄧小平的領政之下開始「對內改革、對外開放」政策，1980年8月中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批准改革開放政策第一個試點將深圳設置為第一個「經濟特區」，因為它緊鄰著香港九龍，所以中國國務院的目標將深圳發展建設成「內地的香港」「社會主義中國式的香港」，所以香港怎麼做深圳就學著怎麼做（就是沒有新聞自由不能隨便罵共產黨與政府特別是中央領導人），開發初期因為深圳房屋比香港便宜四五倍，故很多在香港九龍上班的年輕人就跑到深圳買房或租房，然後搭港鐵東鐵線火車來香港九龍上班，很多中小企業將公司設在元朗，然後兩邊做生意，主要是進貨深圳的原物料，這些雖然有些投機但卻真正促成深圳很多商機，不管是房地產買賣租賃或原物料交易，就像廣州市車站後面有一大群非洲商人在做黑市交易，進口很多仿冒山寨商品到非洲賣給非洲人使用，商品不合格率可能較高，但因廉價可滿足非洲人較弱勢的消費水準，然不可諱言的這也是促進落後非洲進步因素之一，據估計約有二十萬個非洲人在非洲廣州間跑單幫買賣中國劣質進口貨，這些非洲單幫客賺夠了錢就會往上海高級市場移動，晉級買賣合格的上級品或高級品，甚至組織合法公司開信用狀按照國際貿易的正規經營，連在中國上海北京或其非洲祖國出入都是上流社會，坐雙B豪華轎車住豪華國際酒店，不再住每天一百五十元人民幣左右的小旅館，這些非洲單幫客對廣州及自己的祖國發展都貢獻很大的心智；相類似的港九的中小企業甚至微利企業對深圳的初期發展也是貢獻卓著，當然更大的生意還是要靠特區當局努力的對外招商才能從工業區設廠到生地成片招標投資，雖然深圳有緊鄰香港的地理優勢，黨與中央也給很優惠的政策條件，但特區黨政領導的賣力招商也是居功厥偉的；當年朱鎔基在上海搞浦東開發時我就有兩年在香港香格里拉大飯店碰到他很賣力親自主持招商說明會，當時朱鎔基是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兼上海市長兼浦東特區主任，他的上海市長不似柯文哲每天「練肖話」與中央政府對抗然後每天日以繼夜的肖想選總統，朱鎔基的市長工作重點是肅貪掃黃打黑，揭盡全力解決交通、住房和菜籃子三大民生問題，又要振興上海市經濟興建上海證劵交易所（朱鎔基是當時中共高層少數懂經濟的專家，現在上海證劵交易所是世界交易量最大的證交所），這樣忙碌的首長還數度帶團出國招商就知曉地方首長對地方創生或新市鎮開發的絕對重要性，最後深圳與浦東的開發都非常成功；深圳原是寶安縣海濱的小漁村（浦東原亦是黃浦江邊的小漁村、我親自去參訪過這個非常破舊的小漁村），當時人口不足萬人，如今深圳市是中國第四大都市，2016年更超過廣州市都會區而成為全國第三大都會區，十多年來深圳港貨櫃載運量都是世界第三名，深圳證劵交易所首度募股量一直在世界前三名（2009年至2015年都是全世界第一名），2015年統計常住人口約二千萬人；中國是中國共產黨專制獨裁式統治的國家，人治色彩很重，故其地方創生的地方民眾角色較沒有一般民主國家的人民參與機制，但其試辦初期縱容香港民眾兩邊商轉也是讓深圳開發有很好的經濟起家基礎，當時筆者正擔任「中國通商業雜誌總編輯」、在香港設有編輯部，故曾與予深入觀察，印象非常深刻。
上述三個城市創生例子較似「新市鎮開發」，本文要強調的是其優勢經濟地理位置讓其成為成功之關鍵，這個理論在「地方創生」亦有殊途同歸之意，在地方創生之地理因素亦非常重要，蓋經濟地理之關鍵地位有助於吸收大量人潮，而人潮就會帶來錢潮，人流就會帶來金流，有了金流的興風作浪就能產生很大的動能予永續生產的能量，而只要能不斷永續生產就能創造較多的生意與生財、提供較佳的生活、那麼年輕人就敢生育創造新生命，則「創生」就會有很好的結果。
當然除了經濟地理條件之外，地方上還是要找出本地較特殊的產業來發展經濟，讓它能一枝獨秀頭角崢嶸於整個大地區甚至聞名於全國，例如「池上便當」簡直要蓋過「鐵路便當」；其他像地方上特殊的人文歷史、藝術文化等，如台南關廟的鳳梨和竹技工藝，淡水的文化古蹟、落日與大學城在配上海風海鮮及山海景觀，若能妥善掌握這些文化文物與海港鄉土特產好好經營，那淡水要發展成一個人口四五十萬的中型城市也是夢寐可求的美事，若再加上對岸的八里連同一體發展，則一個百萬人口的中型港市又將矗立在淡水河口向全球遊客招手了；所以「地方創生」的基本條件是經濟地理條件和地方特色條件，有了這些基本條件再配合政府射出的五支箭來協助發展，那麼地方創生的成功率就很大了；待那大多數落後鄉鎮都能成功發展「地方創生」，全國貧富差距就會大幅縮小，國家的總體經濟就會更大幅提升，斯時台灣就可邁向世界十五大強國之列了。（作者郭憲鈴係大成報總主筆、勁報總主筆、曾任立委辦公室主任、全國營造公會總幹事、現任台灣國策研究會會長）（本專欄言論非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