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秀枝》數位複刻4K版重現大銀幕《悲情城市》
【愛傳媒簡秀枝專欄】「這是一部台灣人一定要看的電影」，由導演侯孝賢拍攝的《悲情城市》，33年前這樣說，大家趨之若鶩，創下新台幣8千萬元的票房。33年後的今天，經過數位複刻推出4 K版本，放映會上，大家依舊有相同的感覺，為宿命台灣人感動落淚。
身為台灣人的歷史苦難，在前仆後繼的血淚積累中，已經舖出今天的民主、自由與人權，彌足珍貴，我們更需要回頭看看胼手胝足、孜矻打拼的過往。
當年參與投資的邱復生董事長，在昨天的放映會上，靜坐台下，他見證電影人為時代的付出，果然讓台灣電影走向國際，世界也看到台灣人的艱苦卓絕與不屈不撓，尤其美麗的九份小鎭風光、多元呈現的民俗風華、台式傳統，都因為電影的鋪陳，熠熠生輝。
然而，當回首前塵，在充滿混亂的歷史節點上，人性確實渺小，當面對外來強權統治，人命如蜉蟻，但是船堅炮利、鎭壓殺戮，可以換來一時的臣服，但收攬不了台灣人的靈魂與品格，縱使是草根偏鄉，正義尊嚴無價，台灣子弟抬頭挺胸，代代相傳。
33年的時間過去，見證了許多事實，因為33年的時間夠長，可以讓一個繦褓嬰兒，變成昂首挺立的壯碩成人。33年讓台灣的社會，從解嚴、政黨輪替，到完全的民主選舉、法治人權、自由經濟，可以放心批評時政，而不心擔心入獄坐牢。33年在電影中客串演出的青澀文青，早已蛻變成社會的俊彥與中堅，他們鶴立雞群，領航各行各業，用具體貢獻，回報滋養他們成長的台灣土地。當然，歲月如梭，也讓參與該片產出的幕前與幕後許多人，變得垂垂老矣，甚至已經凋零謝世，撫昔追今，百感交集。
台灣著名的電影人焦雄屏（1953-）曾表示，侯孝賢的鏡頭，混雜了東方式的內省與凝練，以及西方式的客觀與疏離，這樣的特性，讓《悲情城市》的經典性，與時俱增，充滿詩意的長鏡頭，為苦澀美學作了佐證，還是令人動容。
這部電影，為什麼重要，值得探究。
第一，它是貨真價實的台灣人遭遇。
時間斷代在1945年到49年之間，台灣政局，從終結日本殖民統治，過度到國民政府接收，不諳台灣民性的統治代表人陳儀，以為槍桿子可以讓台灣威嚇台灣，尤其在社會動盪、物價飛漲、失業率攀升、走私販毒、貪污腐化、民不聊生中，更激發菁英的揭竿而起，示威遊行抗議不絕。
電影聚焦在台灣社會的小資家庭，經營運輸行業，又開了小酒樓，一門四房，有經營實業、有行醫濟世、有靠語言天分擔任翻譯工作，連因幼年登高跌落成為瘖啞，也以照相為業。但是風暴一來，行醫的老二，被徵召到菲律賓呂宋島，音訊杳然。擔任翻譯工作的老三，被控漢奸，兩度發瘋，最後成為滯呆人，失去行為能力。老大如父，一心想振興家業，但續絃、賭博、又在有勇無謀的被激怒情境中，參與格鬥，被槍殺死亡。連瘖啞的老四，在逃無可逃的窘境中，退回照相館，認命等待老天爺的安排，最後還是被逮捕，不知去向。在短短幾年間，林家壯丁的連番遭遇，完全打垮了一個家庭的自信，孤老婦孺，倍添愁腸，那樣的活生生案例，說明了時代的大浪淘沙，滄海一粟，驚恐、茫然、悲情，都在其中。
第二，政權交替，時代背景的特殊性。
該片是國際冷戰之後，第一部對於國家敍事、透過建構與解構的台灣電影，也是1987年台灣解除戒嚴、1988年蔣經國逝世，「兩蔣時代」結束，意味著政治的鬆綁，然而，寒蟬效應過久，民間的禁忌意識，未完全解除。該片直搗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新威權統治者陳儀，透過廣播和平喊話，與背後高壓整肅的雙面手法下，造成社會信任基礎的崩潰、民心渙散，衝突不滿，一觸即發。
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臺灣總督府將台灣的控制權，交給了國民黨政府領導的中華民國，因此台灣的社會人民，面臨著重大的政治、社會、文化和經濟調整，從喜迎光復，到希望落空，最後是完全絕望下的怨懟，悲情氛圍無所不在。
然而台灣人和大陸人之間＇文化和社會緊張局勢加劇。其中，台灣精英與以省長陳儀為首的省政府之間的政治不信任，也在加劇。與此同時，國民黨政府在1940年代後期，在大陸與中國共產黨展開內戰。隨著中國經濟急速惡化，台灣戰後經濟形勢每況愈下，還要掠奪台灣民生物資，接濟大陸，怨聲載道、憤憤不平。電影中所呈現的，則是貼近當時社會民眾所經歷的真實生活。
侯孝賢透過當時蓬勃興起社會運動的文學雜誌《人間》，所提及的基隆市工作委員會案受難者，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其妻蔣碧玉（蔣渭水之女）的生平，以構思一個虛構的家族故事，並融入田調的訪談素材，包括鹿窟事件，以及作家藍博洲所撰寫的報導文學《幌馬車之歌》，最後電影劇本，再由侯孝賢與作家朱天文整理出分場結構，再由吳念真負責撰寫對白，共同成就一部泣血動人的大時代篇章，透過電影鏡頭，逐一呈現。
第三，首部國際爭光的電影。
該片也是80年代後期，台灣新電影運動的努力成果，是第一部在國際三大影展「威尼斯影展金獅獎」，拿到首獎的電影。
1980年代，是台灣藝術文化輝煌的年代，像蓋鍋被打開的台灣社會，創思泉湧、氣勢如虹。以台灣電影來看，由台灣新生代電影工作者，以及電影導演，所發起的「台灣新電影運動」，透過改革電影，使得台灣電影不僅是為台灣人民創作電影，而且為更廣泛的瞄準國際，成為國際觀眾而發想、思考與創作的電影，方向與視野，大大提升。
侯孝賢的《悲情城市》，果然是成功案例，以在地的故事作經緯，呈現極致，在異國風情的國際脈絡中，爭取認同，多元文化與多重語境，又以近代史實作舖墊，一舉成名，然後在路徑的應用上，從海外獲獎，紅回國內，讓本地票房也拉出長紅，不只讓電影人信心大增，蕞爾島國的台灣，也被世界看到。
第四台灣異國風情、多元語言與文化的呈現。
該片的拍攝，集中在九份地區，附近有櫛比麟次的高山、遼闊海洋、鐵軌延綿的鐵道文明、曠野大草原的旖旎風光，藉由該地的淒美與惆悵，勾勒出台灣人的悲情，更因為該片的成功，帶動起拍攝場景臺北縣瑞芳鎮九份的第二次繁榮，讓金瓜石地區成為台灣民眾與國外旅行團的遊覽勝地之一。透過陳懷恩的攝影、廖慶松的剪輯，讓台灣小鎭之美，不用言說，自然流淌。
尤其，曾經因為金礦開挖，有過榮景，錯落民居，形成的聚落商圈，別具特色，在林氏家族的生活起居中，把台灣的祭拜祖先牌位、三代同堂、重男輕女下的納妾文化、女眷不上桌、元配為小妾作滿月宴席、還有「台灣紅」的花布床褥被單，在鏡頭敍事中，讓人一覽無遺。
台灣民俗中的婚禮、喪禮、生男丁請滿月酒、社區表演京劇演出、酒家那卡西的詠唱文化，甚至在隆重喪禮的「一百天之內」必須迎娶，否則要擴延在3年之後，點點滴滴都出現在影片中，該片把台式家庭「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的感覺，彰顯得淋漓盡致，成為台灣軟實力被看到的絕佳案件。
該電影中，使用了一系列不同的語言，包括台灣閩南語、粵語、日語和上海話，以此向全球觀眾宣傳台灣的文化多樣性，與當時台灣電影在「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推廣普通話作為中華民國國語的制定下，使僅有普通話為語言的主流電影，產生鮮明的對比。
第五，音樂的絕美。
《悲情城市》的音樂，主要來自日本的電子音樂團體神思者（S.E.N.S.）製作。該團體在此次以寫實的環境音效鋪墊整部電影，更值得注意的是利用人物對白所呈現的多語情境和刻意穿插的有源音樂，以表徵時代背景下的真實態樣，無形中替觀者埋設聽覺的歷史註解。
此外，電影中也出現由演員傳唱抗日戰爭時期的愛國歌曲《松花江上》、日本童謠《紅蜻蜓》、德國民謠《蘿蕾萊之歌》、日本歌謠《幌馬車之歌》、台灣歌謠《春花望露》、《悲情的運命》等日文歌、台語歌等曲目。
此外電影在部分橋段，則使用了布袋戲音樂、八音結婚進行曲、子弟戲、京劇等不同音樂，使電影營造環境，隱示動盪時代的複雜性和多元性，涉及社會、地緣政治、文化、歷史與電影的核心主旨。
另外，神思者在《悲情城市》製作了7首配樂：主題曲〈A City of Sadness〉就製作三首版本，包括序曲及兩首變奏曲，第二變奏曲用胡琴演奏。
女主角寬美主題曲共有兩首，一首長笛短曲及一首完整主題曲。男主角文清主題曲（Theme Of Bunsei）是則是鋼琴曲，最後一首致敬侯孝賢歌曲（凜 ~Dedicated to Hou Hsiao-hsien~）、其中，文清主題曲（Theme Of Bunsei）的靈感為影射1952年的鹿窟基地案。
不管是傳統歌謠民俗的挪移，或為電影特別製作，首首悅耳動聽，讓劇情與感情，同步加溫。
第六、投資概念的加持。
在年代創辦人邱復生的推介、楊登魁的入列，使得日本資金與後製團隊，帶來後製品質，增加了競爭力，而港星梁朝偉的明星加持，在不會說與聽台語的致命缺點下，卻因套藝術家陳庭詩8歲時從高處跌落，瘖啞一生，卻以筆談方式，保持與外界溝通。梁朝偉所扮演的林文清角色，完全複製那樣的經濟，成功形塑出失語攝影師的趣味性、生動感，甚至為全劇發揮「旁觀與紀錄」象徵性意涵，讓電影更具層次。
梁朝偉飾演該劇才27歲，他最早是電視明星，擔綱該劇，已有兩次電影金像獎男配角的肯定，《悲情城市》成為他事業節點，從此在往後的30年中，在電影事業的發展上，大紅大紫。
除了俊秀英挺長相，梁朝偉是位用功的電影人，喜歡閱讀，勤於研究劇本，會精準揣摩劇中角色。他全身有戱，深鎖的眉頭、憂鬱的雙眸，內斂含蓄的肢體語言，竟然也有無比鮮活的演出，展現出「無聲勝有聲」的悲情，令人拍案叫絕。其中，在電影中有如神來之筆，在火車整肅的暴力面前，他用台語迸出的「我⋯，是台灣人！」幾乎逼哭了所有觀眾。
第七，文化菁英的插花效應。
為該片嘔心瀝血的導演侯孝賢外，台灣新電影時代，吸引了許多文化菁英，以台灣電影為志業，並持續為電影生態打拼。其中有一群群憂國憂民，喜歡高談闊論的客串文青，他們也在該片中，扮演重要角色，劇中扮演知識份子，為他們摯愛的土地上，作扛鼎般的努力與奉獻，像詹宏志、吳念真、張大春、謝材俊、高重黎、蔡振南，令人鼓舞。
飾演吳寬美兄長吳寬榮的吳義芳，是知名華人舞蹈大師，他曾在雲門舞集中，以18年跳紅《九歌》的雲中君，而後自組「風之舞形」舞團，成為舞蹈界的霸主，而他的客串演活了左派理想主義者，愛國文青形象，令人印象深刻。
第八，電影人才的快速凋零。
果然歲月無情，33年的歲月悠悠，電影中多位傑出演員，都已凋零，像知名布袋戲操偶藝師李天祿（1910-1998）、1989年以《悲情城市》電影榮獲第26屆金馬獎最佳男主角陳松勇（1941-2021）、調節爭議的黑道大姐阿撿姐的阿匹婆（1917-2009）、曾獲第25屆金鐘獎最佳男演員獎的上海佬的雷鳴（1923-2001）、飾演許先生的配角林揚（1932-2006）生前也是金馬影帝，重量級人才濟濟。
電影中的監製楊登𣁽（1939-2012）是當年和邱復生共同投資《悲情城市》，開啓台灣電影走向國際的年代，又由於他們在影劇界的關係，堅持邀請不會說台語的港星梁朝偉參與演出，果然策略成功，該片不但獲得威尼斯影展金獅獎，並得到行政院新聞局表揚。
在《悲情城市》中，侯孝賢主要依靠外國投資，尤其是來自日本。因為有投資概念的引入，在電影後期製作，大量使用日本的技術、技巧和設施，因此令電影展現的結果，被影評人兼製片人詹宏志描述為，可以吸引國際觀眾的「高品質」。
楊登魁在73歲那年以腦中風過世，港台明星齊聚，一起向他告別送行。而邱復生當年的膽識與眼光，為電影發展，留下歷史見證，比起他日後經營台開等企業的跌跌撞撞，他早年扮演「電影伯樂」稱職許多。
第九，加倍疼惜，票房登峯造極。
值得一提的是，素人演員辛樹芬（1965-）質樸真誠的演技，恰得其份的情感流淌，為影片加分不少。氣宇軒昂的高捷（1958-）在片中表現，亦正亦邪，發病時粗暴攻擊親人，瘋狂猙獰的樣子，令人不寒而慄，在病床上，憶及被暴力攻擊整肅的慘狀，他淚下如雨，令人憐憫；而後又參與偷雞摸狗的違法行為，得罪小人，又被陷害入獄，獄中受到非人性凌虐，他的健康盡失，出院後成為低能憨呆模樣，整天儍笑、偷吃牲祭品、跟著新人對拜，演得活靈活現，也讓嘖嘖稱奇。
侯孝賢曾表示，在《悲情城市》的年代裡，無論是在家庭中，還是在街頭，都會發現憂鬱的情緒，無處不在。那種情緒，不知不覺在台灣長大，骨子裡就是那種悲傷的底色。
《悲情城市》已被認為是台灣最有感情的歐吉桑吳念真，三部曲的第二部（包括《戀戀風塵》及《多桑》），更是侯孝賢關於以台灣歷史為主題，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其後接續拍攝《戲夢人生》（1993）及《好男好女》(1995)，都是台灣電影史上的扛鼎之作，這些作品被學界和影評人統稱為「臺灣三部曲」，可說是台灣人的文化瑰寶，與日月同輝。
然而，一個片子，在台灣社會，成為焦點，衝出新台幣8 千萬元票房，已經不容易，沒想到，33年後的今天，透過修復的數位複刻4 K版本，重新登上大銀幕，依舊讓人看得悲不自勝，淚流滿面，這就更不容易。
如果說，這不是台灣經典電影，不知道什麼才是！？所以，倘若回到33年前大家口耳相傳的「這是一部台灣人一定要看的電影」，在33年後的此時此刻看來，不但一點也不為過，更值得加倍疼惜、頌揚，並且發揚光大。期待大家為《悲情城市》再次走進電影院！
作者為典藏雜誌社社長
照片來源：《悲情城市》海報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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