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不顧政府還有難以償清的舉債，寧可債留子孫也要顧選情而廣發「發紅包」，此固然是玩弄民粹卻遭民粹反噬，但何嘗不也是台灣民主超徵了民粹所導致的後果？（圖/取自網路）
作者/桂宏誠
「超徵稅收」是指年度終了後實際徵得的稅收數額，超乎一年前編列預算時的預期。這也好比某個機構預估在運作一年後共可得到100萬元，但運作一年後的實際所得為120萬元。然而，造成「超收」的原因很多，有可能是得到一筆超過20萬的捐贈，也可能是因存款利率大幅提升，更可能是一年前編列預算時刻意的低估。但對政府而言，如果連續好幾年都發生了超收，刻意低估的可能性就愈大。
政府機關編列年度預算時，對於包括稅收在內的「歲入」，總是會採取較為保守的態度。若不這樣，一年後政府的收入低於自己的預估，就容易受到「執行不力」或預算編列時「好大喜功」的批評，進而讓執政黨背負執政績效不彰的責任。相對地，把年度超徵的稅收歸因於執政績效佳，因而促進經濟成長而有多出的「紅利」，這八成就只是種吹噓和唬弄人民。
民進黨政府好吹噓和唬弄人民，搞民粹的結果終會受到民粹的反噬。這次要把部分超徵的稅收「還稅於民」，或是要與人民共享「經濟發展紅利」，都是迫於民粹政治考量的最佳寫照。這個道理不難懂，政府年度做事所需要支出的錢，一旦小於徵收來的稅甚多，而且稅收大增又歸因於人民共同努力所得到的成果，這就意味徵收了不少不應該徵的稅，因而導致要求「還稅於民」或「共享經濟發展紅利」。
但事實上，根據《今周刊》的報導，包含2014年營業稅、2015年土地增值稅、分別受銀行保險業營業稅由2％調至5％，2016年因股利可扣抵稅額減半及公告地價調漲，也讓稅收連續3年超乎預期，多出數額皆在千億元以上，2017年至2019年稅分別高出960、897及830億元。這些皆是政府以政策為工具所導致的超收，而和經濟成長並不相干。可是，政府並不會把真相說清楚。
今年因民進黨在地方九合一大選失利，超徵稅收的情形不僅在野黨關注，更還有不少民進黨政治人物紛紛表示，希藉「發紅包」給全民以挽回失去的民心。面對此一呼聲，蔡英文總統在召開了國安高層會議後決定，超徵的稅收要用於相關建設及因應經濟可能的變局，所以並無「還稅於民」的規劃。
然而，依據《國家安全會議組織法》第2條第2項「國家安全係指國防、外交、兩岸關係及國家重大變故之相關事項」之規定，超徵稅收怎會扯得上國安問題？何況，此屬財政預算編列、結算及預算執行等的事項，依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如何運用超徵的稅收需由行政院規劃而經立法院的同意。故而，總統的拍板決定實乃違憲。
民進黨懼怕繼續流失支持者，沒多久蘇揆又宣布要發給人民6千元「紅包」，而如此違逆蔡總統先前決策的後果，似乎點燃了蔡英文心中的炸藥包，蘇揆離下台之日也已不遠。事實上，民進黨不顧政府還有難以償清的舉債，寧可債留子孫也要顧選情而廣發「發紅包」，此固然是玩弄民粹卻遭民粹反噬，但何嘗不也是台灣民主超徵了民粹所導致的後果？
桂宏誠，公務人員高等三級考試及格，三進三出政府機關。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和中國文化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博士，校名都不怎麼政治正確。目前擔任生涯第一個工作機構民主文教基金會的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