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社會，人們所接受的資訊愈來愈多，資訊開放已成趨勢，但真的需要這麼多資訊嗎？行為科學專家凱斯．桑思汀（Cass R. Sunstein）於《資訊超載的幸福與詛咒》一書中，分享生活中的案例，並解析資訊的運用，讓你設定接受資訊的最佳頻率，別再被大量資訊綑綁。以下為原書摘文：
花錢買傷心
還有另一群以紐約大學的經濟學家奧科特（Hunt Allcott）為首的經濟學者，也著重於探討實際上的效果。他們發現，停用臉書似乎能提升人們的幸福感（而且顯著減少政治上的極端對立）。但我們在後面也會提到，這裡明顯產生令人困惑的矛盾。
2018年11月，奧科特研究團隊調查2884位臉書用戶，詢問他們要收多少錢才願意停用臉書4週，時間剛好到美國期中選舉結束後。為了有效控制實驗過程，他們最後挑選出其中約60%的用戶，只需要不到102美元，他們就願意停用臉書4週。團隊再將這些人分成2組，實驗組會收到錢、停用帳戶；對照組則是一切如常。之後再詢問2組人一系列的問題，研究停用臉書對他們的生活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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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人的發現是，儘管只過了短短4週，停用臉書的人似乎變得更享受他們的生活。受訪時，他們表現出的憂鬱與焦慮顯著減少，快樂與生活滿意度則有顯著改善。為什麼會出現這些變化？原因之一或許在於，停用臉書會帶來一份大禮：平均每天多出60分鐘。停用臉書之後，這些人會將多出的時間拿來陪伴親友，或只是看電視。有趣的是，他們並不會將多出的時間花在網路上（也就是說，可能和一些人預期的不同，他們並不會因此改用其他社群媒體平台來取代臉書，如 Instagram）。
停用臉書，會讓人降低對政治的關注。實驗組成員比較容易答錯近期的新聞事件，也比較不會關注最新的政治消息。可能是這個原因，停用臉書會大幅降低政治上的極端對立。談到政治議題，實驗組在民主黨和共和黨的政黨立場上的分歧，大幅小於對照組。（並不是因為成員不同。兩組成員是隨機分配，也都願意為了適當的金額停用臉書。）可以合理推斷，所有人都會從臉書上得到政治消息，但能夠看到哪些內容，卻會因為個人的政治立場傾向而有所受限，這也造成對立的情況變得更嚴重。
談到這裡，我們應該可以合理認定，停用臉書的確會提升人們的幸福感。然而，這又出現一個嚴重的問題：停用臉書1個月後，受訪者被問到要多少錢才願意再停用1個月時，中位數仍然相當高：87美元。臉書在美國擁有1.72億用戶。既然讓用戶停用臉書1個月的中位數來到87美元，理論上只要運用簡單的乘法，就會發現臉書每個月都為美國人帶來極高的幸福感。假設每一個用戶每個月都得到相當於87美元的福利效果，每年的總額可是高達數千億美元。
計算之後，奧科特團隊做出一個強而有力的結論：臉書製造「龐大的消費者剩餘（consumer surplus）」， 使用者完全無須付費（至少實際上不需要支付金錢）， 就得到數千億美元的福利效果。但似乎不能真的這麼計算。還記得嗎？那些停用臉書的人聲稱自己在很多方面都過得更好：更快樂、對生活更滿意，焦慮和憂鬱的情況也有所改善。所以，這裡出現一個巨大矛盾：臉書用戶居然願意每個月放棄一筆相當的金額，只為了讓自己更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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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決這個矛盾，可以先考慮2種可能性：
- 第1種可能：真正重要的是民眾的實際體驗，因此當受試者表示要得到87美元才願意停用臉書1個月的時候，其實是他們在判斷時犯下的大錯。這個金額可能反映出簡單的日常習慣（或許民眾只是「習慣」用臉書）、可能反映出普遍的社會規範，甚至只是反映出一種成癮症。
- 第2種可能：受試者口中的87美元並不是犯錯，反而是傳達出真正重要的資訊，讓我們知道民眾究竟在意什麼。
錯誤的預測
讓我們先談談第1種可能性。使用社群媒體平台的人，或許並沒發現自己在過程中感覺悲傷或焦慮，也就是說他們缺乏關於這個面向的資訊。民眾想上網，或許是因為這是他們所屬社交團體的常態，又或是早已成為習慣。所有癮頭的問題都是如此：重點或許在於「不上網很痛苦」，而非「上網很開心」，直到他們能夠克服習慣或抑制癮頭，就能過得更好。而他們要求要得到87美元才肯再次停用臉書1個月，其實是做了一個錯誤的判斷。
令人想不通的是：經過不使用臉書而變得愉快的1個月後，為什麼人們要求的金額還是這麼高？答案可能是：他們做錯了預測。我們在前面提過，我們購買商品或服務時，通常會預測帶來的福利效果。要是對商品很熟悉、或是曾體驗過服務，相對容易做出預測。但我們知道，光是如此還不足以做好預測，還要想清楚把這筆錢放在其他用途的福利效果。
從某方面來說，每個人要獨力做選擇的情況都很類似。在第1個時間點，我們對於第2、3、4、5、6個時間點可能的體驗或許還知道得太少。因此，我們對於自己要為這項商品決定付出多少錢，或許還缺少一些重要的基本資訊；甚至連未來的自己會是什麼樣子、會喜歡什麼，也知道得不夠。而當人們因為對自己所知不足而出現重大的改變，情況就會格外嚴重。
回到社群媒體平台，或許要民眾做出預測並不是問題。用戶擁有相關經驗，這些平台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如此說來，民眾提出「願意付出多少錢使用」或「願意得到多少錢不使用」的金額還是可信的，只需要先排除一些賭氣或義憤填膺的答案，而且離散選擇實驗應該也是重要的參考。
即便如此，我們還是應該將福利視為最重要的事；但若想透過金錢衡量，不論過程是如何換算出某個金額，實在都不太可能真正傳達「福利」完整的內涵。要是民眾上社群媒體只是為了遵從某種社會規範、又或者只是出於某種成癮，這時民眾回答的金額與他們實際得到的福利效果可能根本是兩回事。就算民眾表示願意付費使用社群媒體，社群媒體可能讓人的生活變得更糟。
（本文摘自／資訊超載的幸福與詛咒／天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