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宗令有言道，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而當下，可以加上一個反義項——與空鬥，其苦無窮！
之所以是反義項，是因為鬥的物件無形無影，眼看不到，手摸不著，抽象得幾近空無。而鬥的主體則苦不堪言、永不獲勝。
這，便是至今纏綿於世三年整的新冠疫情的客觀現狀。三年來，人們已經窮盡了一切辦法來與疫情鬥爭，但疫情不僅沒有被清零，反而此伏彼起，長盛不衰。更為苦難的是，新冠疫情本身除了當初在武漢造成來勢兇猛的死亡峰值之外，此後幾乎就沒有單純死於該病毒感染的病例。反之，由過度防控引發的次生災害卻禍害眾生，比比皆是。
武漢第一波疫情發生在2019年底，那時候我在深圳一家健康體檢機構上班，不少同事都是武漢或者湖北人。從同事嘴裡和所有的官方媒體上得知，當時武漢的疫情的確嚴峻到了“接近瘟疫”的程度。其主要原因是疫情來得有些突然，人們對它的認知度不夠，警惕性不高，也沒有應對經驗，故死亡率也較高，僅武漢市中心醫院就有李文亮、梅仲明、朱和平、江學慶四名醫生因感染新冠病毒性肺炎而去世。但隨著預防醫學的不斷跟進和防疫措施的不斷完善如建立方艙醫院等，最終還是有效地遏制了疫情的蔓延。
大概是新冠病毒只是單鏈的RNA病毒，其生物學特性決定了它容易變異的緣故吧。武漢疫情過後，全國多地包括從義大利歸國的一批浙江人均先後出現了不少的新冠病毒陽性者。但這些人除了原本就患有其它嚴重的基礎病以及老幼者之外，幾乎就極少甚至沒有發生死亡案例了。這個現象是非常明顯、非常客觀、非常不容置疑，同時也是被國內各地官網通過“零死亡率”或者“無死亡病例”所證實的鋼鐵一般的事實！
再往後延，各地疫情雖說從未平息過。但由於對疫情的認知和防疫措施的加嚴，其單純的新冠病毒致死率仍然少之又少。而隨著新冠疫苗系列的普及性接種，即便是那些有其它基礎性疾病的陽性或老幼者，死亡率也更是大為下降。
另外一個客觀事實是，從武漢疫情發生至今，全球範圍內都沒有產生出任何具有特異性療效的藥物和治療方式。就算有些感染者被收入到方艙醫院，也統統只是採取對症治療而已。換言之，武漢之後的新冠病毒陽性者幾乎等同於“無症狀感染者”。他們之所以幾乎百分之百地痊癒“出艙”，並不是被治好了，而是自愈。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狀況呢？依在下之管見，還是因為新冠病毒容易變異的緣故。因為從進化的角度來看，病毒的每一次變異就是一次進化，一次自我保護，其毒性也隨之減弱。也可以說，新冠病毒越是變異，便進化得越好，就類似腫瘤細胞分化的程度越高，惡行程度也越低的道理一樣。同時，病毒變異的次數越多，對人類施加給它的對抗行為如對疫苗的抗原抗體反應和藥物的作用力就越具有逃避或抗拒性。
也正是因為新冠病毒的易變特徵，僅奧密克戎就已獲得了包括BA.2.75.2異株在內的50多個新突變。所以即便是接種過疫苗或之前已經感染過的人，亦可發生再次感染。於是，要想真正達到嚴格意義上的清零是不現實的。
2022年是人類對新冠病毒進行鬥爭的第三個年頭，此時我正在上海奉賢區某醫院工作。因離家較遠，我就住在單位安排的公寓裡面，剛好親身經歷和瞭解了上海疫情封控管理的全過程。
承蒙上帝保佑，我和我的家人均沒有被新冠病毒感染過。但由於當時的封控是事實上的全城封控，我們一家人被分別封控在浦東新區、閔行區以及奉賢區，封控時間大體從3月下旬開始至5月底結束。其中閔行區約70天，浦東新區約60天，奉賢區的我為62天。儘管那時的疫情概念已經深入人心，但對於整個社區乃至整個城市突然進行封閉隔離管控，不論是管理者還是被封控者都感到非常突兀並明顯缺乏經驗。尤其是封控初期，外賣網購被切斷，被隔離者除了每天做核酸檢查外被強行要求足不出戶。由於物質供應和防控舉措都處於離斷和無序狀態，人挨人人擠人做核算檢測是為常態，所以很多新增的感染者都是在管控區發生的。而由食品短缺所致的恐慌則幾乎籠罩在每個成年人的心頭。那時，“大人省著吃”、“外來人關在屋裡餓得挺不住”的報導在自媒體上屢見不鮮。我也從家人和朋友的微信上獲得過相同或相類似的消息。
就我所在的公寓來說，情況可能比外界要略微好一點。在封控初期，我們每天下樓做核酸檢測也是人挨人人擠人，但沒過幾天就糾正為“保持一米距離”。公寓還可以訂到每日兩餐的盒飯。飯到了，物業就會派人送到房間外叫你開門領取。但是，盒飯比平時更貴，要28元一份並且米飯的量也嫌少，就有企業員工打電話投訴，第二天就由28元降至25元了。
後來，個別遞送單位恢復了有限經營，有些社區自發性地形成了團購組織，政府也不時給予封控戶免費贈送食物禮包。加上還有一些“腦子活絡有路子”的人弄到了“通行證”，可以做些買賣掙差價。由是種種，還是緩解了一些裹腹填肚的燃眉之急的。
然而，上海的封閉隔離管理相繼持續了兩個月出頭，這對一個將近2600萬常住人口的城市來說可是一個漫長的、充滿負效應的客觀存在。多數居住在我們公寓的企業員工是8人一間4張床。這麼多人整天呆在狹小的房間裡面無所事事茫然無措，那是一種多麼壓抑和無奈呀！更為擔心的，偌大的公寓眾多的人，誰也不知道哪天突然會冒出一個“陽性”、“密接”、“次密接”的自己或者他人來。
更為現實的是，我們公寓不歸街道居委會管轄，僅免費提供過一次簡單的食品包和一箱速食麵。加上上海市有明文規定企業可以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對封控期間的員工發放本市最低工資（2022年為2590元/月），除去吃住就所剩無幾，所以有不少務工者實在難以支付每餐25元的盒飯錢而只好整天吃速食麵或者乾脆躺在床上吃兩餐。住在我樓下的一個小青年因連續吃速食麵營養跟不上，在做核酸檢測時突然臉色蒼白出虛汗，物業便趕緊叫我的一個內科醫生同事前去處理，無非也就是沖了一杯白糖水給他喝而解了急。
除了經濟拮据有意省吃儉用外，由於供給管道不暢，即便有錢想買食物也是極其困難的。後來，我們公寓陸陸續續出現了採摘野草充饑的現象。
吃野草的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名有姓，我當時知道的不下10名並且在征得他們同意的情況下還用手機拍了幾張他們的採摘照。需要說明的是，採摘者中只有少數幾個人是天天採摘並且量比較多，多數人則是間或或偶爾為之，包括我自己也採摘過兩次充當煮麵條的佐料，因為所訂購的盒飯極少有綠色食材。毫不誇張地說，公寓裡面所有的蒲公英、苦菜以及一些不知名的可食草都被採摘光了。到了封控管理的後期，還有人趁著夜色偷偷溜到友誼河邊去採摘野生的水芹菜。
好在，到了5月底，上海全區域的疫情封控基本陸續解封，人們終於可以暫且走出由壓抑、彷徨、恐懼、無奈甚至缺食等組成的苦難的陰影，呼吸戶外的新鮮空氣。然而，對於那些因次生災害造成的死亡者，卻再也看不到無垠的蒼天、廣袤的大地。
上海新冠病毒感染高位期，最高日增量達27719例（參見2022-04-14 08:27中國經濟網官方帳號）。這麼多的感染者基本都是在連續多日的管控中被發現，這恰恰證明光靠封閉隔離的預防效果是不確切的。因此我說沒有被感染的人只能算是“上帝保佑”了。
新冠病毒感染的致死率應該是最為實質性的話題。在三年來的疫情期間，官方發佈的資訊是截止到2022年11月20日24時，內地累計死亡病例5227例（參見腫瘤情報局2022年11月20日 17:17:58 來自北京的“奧密克戎重症率、死亡率如何？99%無症狀，近五個月1例死亡”）。
其實，這個數字是很小的，真正死亡率較大的僅僅是武漢首波疫情。在那之後，死亡的病例幾乎都是原先就患有其它嚴重基礎病的老弱病殘尤其是沒有接種過新冠疫苗的老弱病殘者，而年輕或者中年人則極其罕見。比如生活熱點在2022-09-02 13:14:47發佈了一則“上海近30萬人染新冠現首例年輕重症患者”的消息。而此前，上海市衛健委發佈的2022年4月5日上海市法定報告傳染病疫情稱，至昨天為止，上海陽性者已突破73000例，但死亡率還是“零”（因我6日發了一篇微博，參考了官方的資料）。由此也可以佐證單純新冠病毒感染的病死率是極低極低的。
可是，令人恐懼、憤怒、痛心的是，由管控層層加碼、輿論上綱上線、舉措亂象叢生等原因所導致的因次生災害而死亡的案例卻觸目驚心——
2022年3月23日，上海東方醫院護士周盛妮哮喘發作，卻因自己就職的醫院因疫情關閉進不去，又輾轉到另外一家醫院，最終還是耽誤了救治時機而死亡，享年49歲。
22022年3月28日，也是49歲，與丈夫一道從矽谷回國創業，因顱腦手術後需要專業護理的清華才女李昶，在上海某康復中心因疫情封控隔離缺乏應有的護理而往生。
2022年4月6日，上海虹口一女子因疫情封鎖無法前去照顧生病的老爸並掛念他只有大米沒有蔬菜。於是求助外賣員給27公里外的父親送菜，後因資費問題遭遇網路暴力跳樓自殺。
2022年4月12日下午，55歲的上海市虹口區衛健委幹部錢文雄因不堪壓力在辦公室自盡身亡。
2022年4月14日上午，71歲的上海大眾交響樂團小提琴演奏家陳順平因急腹症多次求救無門，即使在拖延許久後又輾轉到了2家醫院門口，亦因疫情防控事宜被拒之門外而不得不折回家裡無助地繼續忍受劇烈疼痛。最終留下遺書，跳樓自盡。
……
上海之外的次生災害當然也觸目驚心。遠的不說，就是10月中旬至今，各地的死亡實例也還是延綿不絕——
2022年10月16日河南汝州一位與高齡奶奶隔離在一起的14歲的女孩，在隔離點發燒，次日下午病情加重，高燒、抽搐、說胡話，家屬反應後“沒人管”，第二天才被轉院，終因搶救無效於10月18日淩晨離世。
2022年10月30日陝西洋縣39歲的工程師程立輝特地從深圳福永街道回家鄉治糖尿病（家鄉看病報銷比例更高）以及看望分別許久的一對小兒女。雖然福永街道是低風險區並且也是綠碼。但當地規定“外地返鄉必須集中隔離7日”而被強行拉進酒店隔離。兩個小時後身體出現不適，要求外出就醫被拒絕，之後十多個小時連食物都沒吃到。直到第二天也就是31日下午3點才被送往醫院，但為時已晚。
2022年11月1日甘肅蘭州七裡河區西園街道一位3歲兒童一氧化碳中毒，在送醫過程中遭到防疫人員反復、無情的阻攔而錯過了急救時機。
2022年11月4日呼和浩特新城區北垣街興光A9社區一位女兒因為母親跳樓想沖出自家房門去營救，門卻被封死（鐵門外被上了插銷，裡面的人打不開），最後母女陰陽兩隔。
2022年11月11日深圳大學南校區一位食堂的阿姨從7樓一躍身亡。網傳在學校封控期間，阿姨們被滯留校園內，只能去廁所洗澡晾衣服，去自習室打地鋪休息。更巧合的是，阿姨跳樓後，學校也解封了。
2022年11月15日河南周口的一個4月齡女童因父親核酸陽性多次求醫被拒而耽擱及時施救夭折于鄭州陽城醫院。
2022年11月19日石家莊女記者“神力”不斷在社交平臺上為年近80歲的姥爺求救，卻因姥爺鼻拭子陽性被“皮球踢了一天，最終痰都咳不出很危險才拉去醫院，可惜拖得太久半路上就沒了呼吸”。
2022年11月27日蘭州大學外語系副教授段曉紅在本校跳樓身亡。2天前她剛從方艙回來，學生說她出來就精神有問題了。
……
除了因“層層加碼、過度執法”引發的悲劇外，匪夷所思的大規模“消殺”也令人摸不著頭腦。新冠病毒感染屬呼吸道傳染病，雖然氣溶膠微粒也可能具有傳播性，但前提是空間密閉不通風並且病毒還呈存活狀態（有研究表明，游離於宿主細胞之外的新冠病毒最多活不過2天，而在25℃時則只能存活2—30分鐘）。但在疫情封控管理期間，經常會有所謂的專業消殺人士包括外省援滬的專業消殺人員在並沒有發生陽性感染者的住宅、社區、街道、廣場等處大規模地往物體和空中噴灑消毒液進行“消殺”。這種舉措剛開始的時候還受到一部分人的讚賞，但很快就轉為質疑或抱怨，比如對消殺液過敏，因消殺液刺激而嗆咳，掛在家裡的字畫遭到損壞等等。
是呀，住宅、社區、街道、廣場都與太空相連，四通八達、空空蕩蕩、漫無邊際，這種“消殺”究竟有沒有作用或者必要呢？我甚至在一念之間還將其與上世紀的消滅麻雀聯繫在一起，覺得兩者有一種同工異曲的相像。
總之，作為一個公民，疫情當前，人人都應無條件配合防疫抗疫的施行比如按時做核酸檢測，自覺接種疫苗，積極參與社團防疫管理等等，這是每個公民的義務和法律責任。但面對因人為因素造成的苦難和死亡，公民當然也有責任參與發聲。於是，在下從2022年3月開始就多次在微博和百家號上發文表達個人對疫情防控的看法或建議，其結果當然是不了了之。
時維良月 序屬孟冬。眼下天氣逐漸轉冷，流感病毒日趨活躍。國內有些省市日新增確診病例和無症狀感染者又呈兩位數、三位數甚至四位數增長，封控管理又在一些地方應運而生，層層加碼屢見不鮮，侵犯群眾合法利益的事件亦時有發生。廣大民眾不由得又憂心忡忡，假如防疫政策還是像之前那樣“死鬥硬磕、沒完沒了”，真不知這以後的日子怎麼過？！
君不見，新冠病毒說穿了就是流感病毒，而流感病毒是不可能被徹底清除消滅的。只要它不引起像武漢第一波疫情那樣的公共衛生災害，只要它不斷地進化（異化）成僅僅會導致宿主出現一點上呼吸道感染的輕型症狀甚至無症狀，那麼，就不屬於新冠病毒性肺炎，只能屬於新冠病毒感染，因此就不必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地與之死鬥硬磕了。何況，全世界幾乎所有的發達國家或發展中國家都已經對新冠病毒持共處態度，他們並沒有因此香消玉殞、民亡國滅，而他們的科學家也不是腦子都進了水。難道這些經驗和道理就不值得我們借鑒或者學習麼？一句話，假如還要死磕硬鬥，則人類必敗、病毒必勝！
值得慶倖的是2022年11月10日和12月7日，國家先後出臺了優化防控工作的二十條措施（簡稱“二十條”）和“新十條”強調了堅定不移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落實外防輸入、內防反彈的總策略，力爭最大程度保護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最大限度減少疫情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
“二十條”、“新十條”的出臺被輿論認為是我國防疫抗疫從“死磕”走向“放開”的的轉捩點。雖然在拙稿結稿時筆者所在的上海也和國內許多地方一樣陽性飆升，民眾又處於一種新的恐慌之中，但我還是認為“放開”的政策是科學的、明智的、正確的。也還是希望各級組織能夠認真貫徹落實到位，不要流於形式或者打折扣，從而藉此結束“與空鬥，其苦無窮”的被動局面和“後遺症”，將一個以實事求是為準繩，以科學防控為宗旨的防控體系交付社稷，佑樂眾生。（圖：本報資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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