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任君：的確，在香港許多有識之士眼中，《蘋果日報》是很爛的。但這些都還不足以改變其“新聞媒體”的性質——無論怎樣爛，它還是個新聞媒體。真正使《蘋果》變質並終於陷入萬劫不復之地的，是它選擇直接參與政治。在這方面，它甚至遠遠越過了即使在西方也不受認可的那些所謂“鼓吹性新聞”（Advocacy journalism）和“行動性新聞”（Activist journalism）的界限。（圖/林任君，新加坡人，前《聯合早報》總編輯。《優傳媒》願意轉載於不同域外觀點。）
作者/林任君
香港媒體風雲人物黎智英以及他創辦的《蘋果日報》，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的案件原定12月13日開審，但由於是否允許聘用英國大律師為他辯護的問題，須等待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決定，已經展期到明年審訊。
無論人大釋法的結果如何，此案已引起國際關注，而無論審訊結果是什麼，也肯定會引起巨大爭議，只要看12月10日香港法庭判他另一項欺詐罪名成立，被美國國務院指責不尊重新聞自由，就可見一斑了。
其實，黎智英本來就是個不缺爭議的人物，單是他算不算真正的“媒體人”已經備受爭議了。此事且暫時按下不表，先看看他當年是如何創辦引領風騷（也有人認為是汙化風氣）達20餘年的《蘋果日報》。在這之前，他已經創辦了小市民愛看的八卦雜誌《壹週刊》。1994年7月，在《蘋果》問世前大約一年，他在某一期的《壹週刊》突然發表了題為《給王八蛋李鵬的公開信》，大罵中國總理李鵬，總共罵了他20多次“王八蛋”！那種唯恐天下不知其政治姿態的張狂——也可能是個處心積慮的“投名狀”——著實令人開了眼界。因此，隔年創刊的《蘋果日報》一開始就擺明與中共對著幹，就完全不讓人感到意外。
“羶色腥”內容刺激感官
黎智英無可否認是個商業奇才，《蘋果日報》1995年6月20日轟轟烈烈橫空出世，立刻引起香港報業市場大地震。首先，它不惜流血，採取大削價競銷的策略，當時一般報紙售價港幣五元（約九角新元），但《蘋果》只賣二元，而且每買一份還贈送一顆大蘋果，又隨報附送購物優惠劵，結果引爆一場慘烈的削價戰。幾個月下來，《蘋果》銷量迅速飆升，一些報紙則因失血過多紛紛倒閉，包括《星島晚報》《新晚報》和《香港聯合報》；在成功佔據市場後，它又將售價恢復到五元。
內容方面的攻勢就更加不擇手段了，《蘋果》的問世完全顛覆了香港媒體生態。黎智英的著名辦報格言是“讀者愛看什麼就給什麼”，在這一“指導思想”下，它竭盡所能嘩眾取寵，大量提供八卦、聳動、色情和暴力的內容，血腥和裸露的“寫實”照片，配以誇張渲染的標題，一味刺激讀者官能，拼命“吸睛”。它甚至以“讀者知情權”為藉口，突出刊登交通意外或罪案受害人相片，不但侵犯他們的隱私權，也完全不考慮他們或親人的感受。
《蘋果》還養了一大群狗仔隊，專門追蹤明星和名人，駐守在他們寓所和餐館外面，伺機跟蹤偷拍，揭露他們的隱私和私生活，滿足讀者偷窺欲。更叫人匪夷所思的是，它竟然還有風月版，提供“召妓指南”之類的資訊服務！
當然，《蘋果》也不只是有這類糟粕而已，黎智英在販賣“羶色腥”（sensational）內容的同時，也懂得用藝文“平衡”一下。他不惜砸大錢邀請文人名士出任高職或撰寫專欄，往往一出手就是數百萬港元年薪，將他們捧上檯面，粉飾門面，美化《蘋果》形象。《亞洲週刊》專欄作者林沛理就曾寫道：“給稿費從不吝嗇的《蘋果日報》名家如雲，還有善寫‘美文’的社長董橋長駐候教。然而這種‘裝飾性’的思想性和文藝氣息改變不了報章的本質……星期日的蘋果日報的‘蘋果樹下’辦得越有書卷味，越有批判性，便越給人一種罪人在星期天去禮拜堂做告解的感覺。”真是一針見血！
除了通過副刊美化形象以外，《蘋果》在版面上也確實費盡心思力求美化，高度注重圖像化，版面設計亮麗照人，更重要的是在香港首創全份全彩色印刷，令當時還是黑白印刷的眾多報紙相形失色，讓人感到煥然一新。
就這樣，《蘋果》以聳動的內容和圖片、偷拍的隱私、絢麗的版面、反共的立場等元素，配製出一套成功方程式，徹底改變香港報業生態。影響所及，許多倖存的報紙紛起效尤，使香港新聞界出現了“蘋果化”現象。
“蘋果現象”也引起海外華文媒體興趣，一些本地同行深受吸引，覺得有必要去取經。但我很不以為然，心想：我們的社會風氣能像香港那樣自由放任嗎？《蘋果》那些顛覆市場、搶奪報份的手段，我們真能模仿嗎？它那些羶色腥的內容和照片、煽動性的標題、狗仔隊的跟蹤偷拍、對意外和罪案受害者的二度傷害、全然漠視社會道德和責任的態度……是絕對不可能模仿的。不但新加坡政府不會允許，社會大眾也不會接受，本地新聞從業員也不屑為之。不要說《聯合早報》，即使是以小市民為對象的大眾化晚間報紙《聯合晚報》和《新明日報》，奉行的也是通俗而非低俗的辦報原則，不會沉淪到《蘋果》的地步。
不是報業學習對象
退一萬步說，就算我們真能全盤照搬蘋果做法，本地華文報的總報份真能增加嗎？且不說新加坡不斷萎縮的華文生態和香港天差地別，即使在香港，蘋果報份的增加還不是建立在其他報紙的滅亡和衰退上！
至於那些醒目的版面設計和新聞視覺化等，也不是《蘋果》發明的。美國著名全彩色全國性報紙《今日美國》（USA Today）早已開了先河，它在1982年創刊，1988年的銷數已劇增到高居美國第二，1980年代中期還開始在新加坡印刷國際版。當時報紙的最大競爭者是電視，為了爭奪受眾，該報制訂了“親切易讀”（reader-friendly）的編輯方針，提倡新聞視覺化和圖像化，儘量以簡單易懂的圖表呈現和詮釋新聞。它的彩色製圖精美悅目，每天的封面主照都經過精心挑選和處理，呈現方式有如電視畫面。其實，早在《蘋果》出現前，本地中英文報就已經向《今日美國》取經了，《聯合早報》還將“親切易讀”的概念運作化，在日常作業中貫徹。
因此，在這方面，也沒有什麼好向《蘋果》學習的
我一開始就對《蘋果》持否定態度。2005年，我還在香港一個論壇公開批評過它。那年9月24日，我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的第四屆“世界華文傳媒與華夏文明傳播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發表一篇題為《在報業惡性競爭狂瀾中找尋華文報的中流砥柱》的演講，毫不含糊地說：“從競爭的激烈程度看，香港市場這10年來簡直可用‘慘烈’形容。《蘋果日報》的崛起，帶來了小報意識形態的颶風，徹底改變了香港報業的生態環境。充滿八卦、聳動和官能新聞的報紙將不少正經、守成的傳統報紙一一擊垮。這種情況使香港知識界感到憂心忡忡。
胡恩威先生今年6月在《亞洲週刊》發表的一篇評論文章中就指出：‘前《蘋果》時期的香港報刊是百花齊放的多元分眾……建構了一個多元人文的精神面貌。《蘋果日報》的出現完全改變了香港人的精神文化基因。’另一位論者林沛理也在《亞洲週刊》9月份的一篇評論《蘋果》十年功過的文章中指出：‘它的不擇手段卻令狗仔隊文化、名人文化、反智文化和消費主義在香港建立霸權，直接將香港社會送上無止境地‘笨下去’（dumbing down）的不歸路。’”
胡恩威和林沛理都是香港知名作家和文化評論家，他們對《蘋果》帶來的“文化民粹主義”和造成的新聞專業人才流失、人文精神花果凋零的現象痛心疾首。
介入政治迷失報紙定位
的確，在香港許多有識之士眼中，《蘋果日報》是很爛的。但這些都還不足以改變其“新聞媒體”的性質——無論怎樣爛，它還是個新聞媒體。真正使《蘋果》變質並終於陷入萬劫不復之地的，是它選擇直接參與政治。在這方面，它甚至遠遠越過了即使在西方也不受認可的那些所謂“鼓吹性新聞”（Advocacy journalism）和“行動性新聞”（Activist journalism）的界限。
《蘋果》不只是參與政治，而且是以極度激進的方式參與。這方面的例子不勝枚舉。
早在2003年，它就已直接干政了，以行動反對香港政府提出的“基本法第23條”立法建議。7月1日，它在頭版大標題寫明“走上街頭丶不見不散”“不要董建華”等口號，並預先印成遊行海報，煽動50萬港人上街遊行。
自那次“初試啼聲”奏效之後，它就越來越放膽了。從2006年直到2014年的雨傘運動，《蘋果》繼續它屢試不爽的煽動行為；黎智英也被指是支持泛民陣營及多場民主運動的幕後金主。有人曾公開質疑，在壹傳媒連年入不敷出的情況下，這些“金援”是否來自外國勢力？
《蘋果》的激進干政行動在2019年修例事件達到高峰，它除了在頭版號召讀者參與反修例遊行，還持續不斷發表呼籲外國制裁香港和中國大陸，或採取其他敵對行動的文章，數目高達百多篇。尤有甚者，黎智英還在示威爆發後飛到美國，拜會副總統彭斯和國務卿蓬佩奧等，公開宣稱“香港正在美國的敵營為美國而戰”——在為美國打一場代理人戰爭，在敵人陣地之內為美國的價值觀展開攻擊。
難怪香港前特首梁振英要公開質問：黎智英會見美國政治人物要求制裁香港，而《蘋果日報》每逢有大型反政府活動都會隨報附送遊行標語，它還算是真的新聞機構嗎？
香港知名媒體人于品海也在2021年7月13日發表評論，公開質問：“當《蘋果日報》社論高調鼓吹西方國家制裁香港和中國，它的管理層能夠脫離關係嗎？這些行為能夠說成不是政治的，與國安法毫無關聯，而且受到新聞自由保護嗎？當這些事情持久發生，《蘋果日報》還是新聞媒體嗎？黎智英還只是新聞人或商人嗎？”
這些都是《蘋果》和黎智英回避不了的大哉問
既然已變身激進政治機構，當然就必須面對政治行為的後果。黎智英終於在2020年8月10日因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罪名被捕，《蘋果日報》也因涉嫌違反國安法而遭搜查並被凍結資產，在2021年6月24日停刊。
《蘋果》既已逾越媒體底線，甚至抵觸法律紅線，就不能再藉口“新聞自由”為本身的行動辯護。但無論事實如何勝於雄辯，西方輿論公審法庭已經未審先判，將黎智英和《蘋果》的政治案件宣判為“新聞自由”案件。美國總統拜登就聲稱，《蘋果日報》的關閉是“媒體自由的悲哀之日”。
天底下難道還有新鮮事嗎？好戲還在後頭！
（授權發布於2022年12月17日）
作者簡介
林任君，新加坡人，從事新聞工作38年，曾擔任《聯合早報》總編輯和新加坡報業控股華文報集團總編輯，2015年退休。2010年獲頒“星雲真善美新聞傳播貢獻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