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新立（前政治大學/中山大學教授）大陸新疆烏魯木齊一棟高樓11月24日晚發生火災造成10人死亡，外界質疑是因防疫封控阻礙消防救援和居民逃生所致。此事在大陸先出現社會輿論沸騰，要求大陸當局停止封控，接著變成群眾手舉「白紙」走向街頭，藉悼念火災罹難死者之名，轉而演變成對大陸當局因封控疫情的「一刀切」不當措施而嚴重影響人民生活空間的社會抗議。
未料單純的中國大陸社會性的「白紙抗議」疫情封控突然被海外/西方世界說成是政治性的「白紙革命」。「白紙抗議」與「白紙革命」完全是兩個不同的文字符號概念，前者意指社會性的不滿，訴求標的在於讓執政者調整政策及相關措施以解決原來所出現的社會問題，後者意指政治性的反抗，反抗目的在於推翻執政者及其政治體制，亦即改朝換代。如果視「白紙抗議」等同於「白紙革命」，就是硬將「人民內部矛盾」以扭曲/誤讀/錯解方式轉化為「敵我矛盾」，這種作法最常見的表現方式就是西方霸權以「顏色革命」取代發展中國家所出現的「公民抗命」或「社會抗議」，前幾年香港「反送中」群眾抗議運動被西方媒體說成「雨傘革命」就是典型範例。
從11月25日到28日，包括北京、上海、成都、武漢、廣州、南京、雲南大理等城市陸續發生群眾抗議事件。這些抗議事件，除爭取疫情解封，悼念烏魯木齊火災罹難者外，民眾也高喊「自由」、「人權」等口號。但平實而論，大陸百姓這裡所喊的「自由」與「人權」，是針對Covid-19肆虐以來北京當局對一再變異的病株所造成對人民生命財產和社會經濟嚴重影響的疫情所採嚴格封控措施對社會個體物質生活所受「不自由」的限制以及精神生活因受疫情封控而出現「人身權利」的「非人道」對待所做的心理反射或反彈，絕不是傳統政治學上所謂的「自由」與「人權」。
人類認知由感性進入理性有一定的發展過程，世界不分東西，地球不論南北，都是一樣。差異在血氣方剛的青年人與理智較成熟的成年人在事物認知上所注入的感性與理性成分一般而論是有所不同的，這是東西方聖賢哲人老早說過的。因此，一旦街頭社會抗議轉滲到校園裡，對年輕大學生來說，「社會抗議」變質為「政治抗爭」的可能性就會顯現成「鼓動風潮」的樣態。上世紀的「五四運動」固然如此，這次北大、清華等多所大學串聯，以手舉空白「白紙」訴求「民主法治，表達自由」，還有四川外語大學學生集會高唱＜國際歌＞，甚至由六十多所大學院校共同發起的「大學生有希望2.0版本」行動，以及上海烏魯木齊中路聚集300名群眾以鮮花蠟燭為烏魯木齊火災受難者「悼念」與「守夜」，乃至南京傳媒學院學生聚集，手舉白紙，開啟手機照明集會，大呼「人民萬歲，逝者安息」，尤其清華大學大批學生聚集紫荆園食堂前高舉白紙控訴疫情封控不當：「我們受夠了，中國原本不是這樣子」的抗議話語，都是對政府當局疫情封控不當所做的社會抗議與校園訴求。一句話，不論是社會街頭的「白紙抗議」抑或校園訴求的「白紙抗議」，主要在反對大陸當局對疫情防控實施上地方政府層層加碼，致使民怨四起。這些「白紙抗議」會讓唯恐中國不亂的西方政客/政治認知作戰者加以利用並政治操作。這次在上海烏魯木齊中路現場採訪「白紙抗議」的英國BBC記者看到年青人上街抗議，直覺大陸社會在反對中共的領導，於是對外報導說這是上海的「白紙革命」。這種以政治性的「顏色革命」對待上海社會性的「白紙抗議」之作法，一如漢娜阿倫特（H. Arendt）所指斥的，完全是「邪惡的平庸」。
一旦媒體報導具政治因子，最容易因感受而對其產生「認知作戰」的是青年學生，上次香港「反送中」所激化出來的「雨傘革命」就是實例，這次香港網民首先響應號召港人手執「白紙」至中環舉行燭光晚會，仿效紀念「六四」天安門事件那般地悼念烏魯木齊死難者亦復如此。據香港特區政府保安局長鄧炳強表示，他已留意到這次香港中環的「白紙抗議」已經出現「再次顏色革命」的雛型。除了香港再次出現「顏色革命」雛型外，「白紙抗議」經扭曲轉化成「白紙革命」後，在美國、在台灣都出現聲援/支持大陸「反封控示威」。報載數以百計的中國公民聚集在中國駐紐約、芝加哥領事館前聲援大陸社會及大學院校反對北京堅持疫情清零政策的「白紙抗議」運動，尤其是哈佛大學校園內的中國留學生矛頭直對北京，將「白紙抗議」運動轉化為政治抗爭運動，這明顯地有「境外勢力參與」，此不但印證了中共政法委表明「堅決依法打擊敵對勢力滲透破壞活動」一語不虛，也說明了中共二十大上習近平在＜政治報告＞中強調「反對外部勢力干涉」一語的政治意涵廣泛，而且也有的放矢。
為了回應「白紙抗議」，12月1日起大陸衛健委已及時調整疫情防控政策，除了維持「動態清零」，立即實施「快封快解、應解盡解」措施，大陸從北到南主要城市已明顯出現大範圍解除高風險區疫情管控，無外出活動者連篩測都免以實施，整個社會性的「白紙抗議」已經解決，奉勸西方，不要指望中國會再次出現「顏色革命」。（圖片翻攝網路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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