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將西方election制度「創造性轉化」為儒家思想的「選舉」，在他的學說中是種新型態的「選賢舉能」制度(與是舉的古字)。換言之，選舉固然應選出代表和反映人民各自利益的代表，但更為重要者是，還應選出具有管理公共事務能力的賢能之人。（圖/取自網路）
作者/桂宏誠
11月26日即將舉行地方九合一大選，在政府印發給選民的選舉公報上，刊頭寫著「選賢與能、踴躍投票、慎重圈選」三項呼籲。「選賢與能」對於中年以上的人來說，應是耳熟能詳，但卻可能像考試院正門內側橫樑上也有這四字一樣，沒有多少人了解它的真實意義。
最近在大學教授憲法課程時，我特別問了大一新生知不知道「選賢與能」的意義？得到的結果並不怎麼令人意外。他們說以前學校課程沒特別介紹過，也對孫中山的學說和中華民國的立國精神感到陌生。
這次的地方九合一大選，還綁進了首次舉行的「十八歲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修憲複決投票。於是我特別問這些剛滿十八歲的學生，選舉到底是要選出能在公共事務決策過程中，代表和維護你的利益之人？還是要選出為大家管理公共事務和謀福祉的賢能之人？同學們或許不明瞭這個問題是要問什麼，所以一時間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政治學」是我唸政治系大一時的必修，當時老師採用的教科書，也是美國政治系大學生的入門教材。現在手邊仍有這本已多次再版的原文書，雖然應該已成了舊版，但偶爾翻翻複習與政治相關的基本概念，仍讓我溫故知新而有了新的領悟。例如，政治的定義與強調個人的「利益」(interest)密切相關，而如何處理民主社會中多元的政治利益，這即是政治。
大家都應信奉「一人一票，票票等值」的民主原則，也認同選舉時要選賢與能，但我認為這兩者的理論根源未必相容。例如，如果選舉出來的代表是要在公共事務決策過程中，「反映」或「代表」個人的利益，那麼十八者和四十歲者所認知的自我利益，就應該是平等地以「一人一票，票票等值」原則被反映出來。
但若選出來的人是要「代理」我們管理公務事務，並著重以專業能力為大家創造福祉；那麼，對公共事務了解愈多者投下的票，其價值就應該高於較不了解公共事務的人，如此才較能選出有能力者來管理公共事務。然而，要評價選民對公共事務了解的程度，實際操作時的困難度高。但若在選舉時只對有意參選者進行評價與篩選，讓具有擔任該職之基礎學能者始具有候選資格，這就具有了制度的可操作性。
事實上，美國有些學者因民主選舉制度並未帶來進步與更好的生活，而已向「一人一票，票票等值」的原則發出戰帖。他們舉例，十七歲青少年對公共事務的了解，未必比不上四十歲的成年人；而歸化美國人要經考試才取得公民權，但這些歸化者卻可能比土生土長的美國人更了解公共事務。因此，他們初步主張，選前得以經由某種公民考試的評量，讓愈了解公共事務的人，擁有超過一票的投票價值。
孫中山將西方election制度「創造性轉化」為儒家思想的「選舉」，在他的學說中是種新型態的「選賢舉能」制度(與是舉的古字)，所以主張選舉職的參選者也須先經考試院考試及格以取得候選資格。換言之，選舉固然應選出代表和反映人民各自利益的代表，但更為重要者是，還應選出具有管理公共事務能力的賢能之人。
國人雖然認同選賢舉能，卻不知中山先生主張候選人也須經考試及格，這就是選賢舉能的制度基礎。過去，制憲者與國人因只以西方民主模式為唯一標準，導致選賢舉能從未成為憲政制度。但現今既然大家仍認同選賢舉能，卻為何只讓它停留在對選民自覺的期待和呼籲，而不努力促成為可運作的制度呢？
桂宏誠，公務人員高等三級考試及格，三進三出政府機關。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和中國文化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博士，校名都不怎麼政治正確。目前擔任生涯第一個工作機構民主文教基金會的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