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直通過判處死刑這個手段，來竭力阻嚇和遏制腐敗現象。然而，隨着貪污數額愈來愈大，對貪官判處死刑的涉案數額的門檻，也不得不一再被拉高。考慮到中國正打擊金融領域泛濫的腐敗現象，如果賴小民保持的貪腐記錄再次被打破，大家應不會覺得意外。（圖/取自網路）
作者/王向偉
如果有甚麼可以定義國家主席習近平治下中國這十年的話，鐵腕反腐運動或可入選。通過反腐，不僅鞏固了權力和地位，也加強了官員的政治紀律和絕對忠誠。反腐運動中，「刮骨療毒」的故事常被引用，以表達反腐的決心。
這十年，反腐機關共查處470萬名黨員幹部，其中很多人被判有期徒刑，僅有少數人因貪污數額巨大，被樹為反面典型，才被判處死刑。典型案例就是華融原董事長賴小民 (圖下)。賴小民受賄金額高達17.9億元人民幣（約2.64億美元），於2021年1月被執行死刑。他因此成了新中國史上受賄數額最大的貪官。
然而，「最大貪官」這一稱號，賴小民或許保持不了太久。有傳聞稱，中共今秋召開二十大前，領導層有意公布另一落馬貪官資訊，據信其貪污數額遠超賴小民。
死刑具體數字被視為國家機密，不被公開，但普遍認為中國是執行死刑最多的國家。當然，大多數被執行死刑的人都是殺人犯和強姦犯，但中共歷史上，也不乏貪官被判處和執行死刑的案例。
翻閱官媒報導就能發現，中共一直通過判處死刑這個手段，來竭力阻嚇和遏制腐敗現象。然而，隨着貪污數額愈來愈大，對貪官判處死刑的涉案數額的門檻，也不得不一再被拉高。
1952年，毛澤東主席批准對天津兩名高官執行死刑，其罪行是挪用資金和貪污。在今天看來，他們貪腐數額僅相當於170萬元，但在那個尚不能吃飽穿暖的年代，那已是一個天文數字。劉青山和張子善成了新中國被執行死刑的首批貪官。其後，這一案件時常被引用，用以警示後人。
在那個時代，這麼大的貪污案實屬罕見。中國當時實施計劃經濟，任何個人通過操縱政策獲利的機會不多，空間也不大。據官媒報導，當時如果有人貪污幾千元，都可能會被判處死刑。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隨着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情況發生了變化。1983年，時任廣東海豐縣委書記王仲因侵吞和受賄價值69000元的物品，被執行死刑。那時，國內平均工資只有區區10多元，因此他侵吞和貪污數額已是「驚人巨款」了。
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隨着市場經濟蓬勃發展，貪官們的胃口也愈來愈大，貪污受賄額動輒就達數百萬元。當局也不得不再次提高判處貪腐官員死刑涉案數額的起步門檻。2000年，江西省副省長胡長清因貪污受賄544萬元而被執行死刑，成為全國首個因貪污額超百萬而被判處死刑的副部級高官。2001年，遼寧瀋陽常務副市長馬向東因在1991年至1999年間受賄超2000多萬元，被判處並執行死刑。
之後的十來年，判處死刑的貪腐數額起步門檻再次被提高。2009年，首都機場集團公司原董事長李培英挪用公款和貪污超過1億元，被執行死刑。這是一家大型國有企業集團，管理着北京首都國際機場等數十個機場。據報導，他嗜賭成性，多次搭乘私人飛機前往澳門賭博，輸掉了3300多萬元。
到了本世紀初，中國開始面臨更大的國際壓力，國際社會要求中國從道義和人權考慮，減少判處和執行死刑。2007年成了一個轉折點。當年，最高人民法院收回了已下放到省級法院的死刑複核權。
可判處死刑的罪名也由1979年的74項逐漸減少至如今的46項，包括24項暴力犯罪和22項非暴力罪行。
根據現行法律，如果貪污或受賄額達300萬元以上，仍可判處死刑。然而，在執行過程中，中國盡量避免對貪官判處並執行死刑，而是選擇判處無期徒刑，或者死刑緩期兩年執行，這樣之後可以再減刑為無期徒刑。
2018年，山西呂梁原副市長張中生 (圖上) 因受賄10.4億元，被判處死刑。他成了首位貪污數額超10億元的官員。2021年10月，他被減刑為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在解釋改判死緩的理由時，一名司法官員表示，雖然張中生的受賄金額高達10.4億元，數額巨大，但仍低於賴小民17.9億元的貪污額。這或許意味着，賴小民的貪污數額已成了判處死刑的新門檻。
考慮到中國正打擊金融領域泛濫的腐敗現象，如果賴小民保持的貪腐記錄再次被打破，大家應不會覺得意外。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作者簡介
王向偉，出生於東北吉林。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學士、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新聞學碩士。
有30多年媒體從業經驗。曾任《中國日報》記者，後在英國留學和工作。1994年加入香港英文報刊《東快訊》任記者、編輯。1996年加入《南華早報》，2007年晉升為副總編輯，2012年出任總編輯。
2016年起擔任《南華早報》編輯顧問，每周撰寫《中國報導》專欄，深受廣泛關注，被公認是亞洲有關中國及其國際關係的重要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