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炎東教授講座
因應全球化新浪潮，加速提昇政治現代化與經濟發展之動力與展望
共八篇 第八篇 政黨與政治現代化之思辨 政黨政治與經濟發展之關係
開發中國家的政黨對其國家政治現代化與經濟發展皆扮演重要的角色功能，即便是已開發國家的政黨運作，無論是在行政部門或是國會對各種政經政策之決定與推動，亦皆發揮關鍵性之功能。
我國 從1987開發中國家到1997年進入已開發國家之列（維基百科）歷經七次憲政改革、三次政黨輪替，落實了主權在民的理想，已由支配型的政黨轉向競爭型的政黨。一個國家政黨政治的運作順暢與否對於該國的經濟發展影響很大。
所謂一致政府就是選舉獲勝的政黨掌握行政權，亦掌握國會多數的席次，使行政權與立法權皆掌握在同一個政黨的手裡。所謂「分立政府」或是分裂政府就是行政權與立法權分別為不同的政黨所掌控。一致政府之行政部門所制定的經濟政策較易獲得立法部門的贊同和支持，因而亦較易推動。
例如：早期的政府之所以能夠創造經濟奇蹟成為亞洲四小龍，即因為是一致政府之故。直到政治民主化、憲政改革，2000年至2008年的八年期間發生政黨輪替，形成分立政府，當時朝小野大，行政部門由民進黨籍之總統掌控，但立法部門則由國民黨掌握，當時兩者互動不良。又例如：此次美國的債信之所以評等降低，導致世界各國，尤其是歐洲、日本及我國股市震盪，這其中之原因當然不一，惟據各方學者之解讀，皆指出美國政黨政治缺乏良性運作，美國民主黨與共和黨間，尤其是當中極右派系的茶黨間之惡鬥，乃是造成美國及全世界股市信心崩盤的最重要關鍵，美國兩黨同聲批評標準普爾（Standard & Poor’s），但是兩黨之間，就像伊斯蘭教與基督教徒一樣，不只無法合作，甚至無法對話，繼續降低債務評等下去，假設債務利息加倍計，美國每年要額外付五千億，這會使目前佔GDP 9％的赤字，增加到15％，而問題只會更嚴重，並兩黨的鴻溝只有更加寬。
誠如黃達業教授所指出的：「就此番金融危機看來，美國政府的舉債額度持續調高，與財政赤字不斷擴張之趨勢，將因民主制度的政黨政治持續惡化」。相對的，中國因實施一黨專政，國家政策發展方向一致且持續不中斷，正好與實施民主選舉制度的美英日等國形成強烈對比。民主制度的國家因選舉競爭的關係，國家舉債額度無可避免地將一路攀升，而財政赤字也會不斷擴大，這已經是民主國家選舉制度下的不變宿命。
而蘇起教授亦指出：「美國最近屋漏偏逢連夜雨，才剛度過舉債上線爭議，就遭到標準普爾調降債信評等，對它的全球威信打擊不可謂不大。台灣除了在經濟上緊急應變外，也該冷靜評估可能的政治效應，美國今天的問題不在民間，美國政黨開始嚴重的對立甚至惡鬥，彼此杯葛議事。為了自身的黨派利益，不惜犧牲國家利益和美國作為世界超強的地位與形象。
按我國自1950年政府播遷來台後之經濟發展過程，約可分為：一、經濟混亂到進口替代﹝1950~1960年﹞二、經濟起飛﹝1960~1973年﹞三、邁向新興工業國家﹝1973~1999年﹞四、邁向廿一世紀的台灣經濟等四大階段。其間，我國政府推動諸如四年經濟計畫、六年經濟計畫、十大建設、經濟發展策略，以成長與穩重兼顧，採用計劃性自由經濟的策略，持續而有效地完成了歷次經濟建設計畫，不但使我國克服了資源缺乏、高度密度人口、龐大國防預算、以及各種國際衝擊的不利條件，更奇蹟式的維持了穩定與快速的經濟成長。更重要的是，台灣在高度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又能兼顧創造社會財富，並平均所得分配的雙重目標。使我國能在創造經濟奇蹟後，再創「憲政改革」之契機，落實了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接民選，落實了主權在民之理想。不過，由於迄今(2022年)我國尚未建立良性競爭的政黨制度，因而造成藍綠政黨嚴重的鬥爭。
美國自1946至2004年五十八年期間曾有三十六個年頭處於「分立性政府」，另廿二年則處於「一致性政府」之狀態，美國選民不會憂慮行政與立法由同一個政黨掌握，反而經常擔心行政與立法分別由不同政黨控制的分立政府可能引發的紛爭。
誠如吳重禮教授所指出：惟憲政制度之設計的確對政治人物之行為會產生相當程度之影響，以美國的總統制為例，總統乃是導引國會制訂政策並做為政策執行的領導人，然而面對分權制衡之參眾議院，總統往往很難展現施政作為，尤其在國會為反對黨掌握多數席次時，其施政作為受到諸多掣肘。 因此，一致政府較分立政府更有利於經濟政策之推動與實施可見一斑。筆者亦認為開發中國家之經濟愈發展，則愈易形塑一個優質的政治現代化環境。而在一個政治現代化已達到相當水準的國家，若其政黨政治缺乏良性的運作，則往往愈會影響其經濟的發展。
因此，筆者認為無論任何憲政體制之建立，必須以建立一個良性的政黨制度為前提，因為為了實踐民主憲政的理想，我們無論朝野當深切體認這是一個政黨政治來臨的時代，當以更前瞻務實之理念推動民主改革，建立公平、公正的選舉制度與良性的政黨競爭體系，培養優質的憲政文化，為我國的民主憲政開創更為美麗的新願景。
誠如朱雲漢教授所指出：一個設計合理的民主體制，會引導政黨或政治人物，試圖整合不同的公共政策需求，擬訂出符合全民 (或大多數民眾) 福祉之政策。筆者認為我國當前與世界各國一樣，皆面臨金融危機與經濟發展等嚴厲挑戰之際，無論朝野政黨領導人或是全民皆需同心協力，以國家利益超越黨派利益之胸懷，共同為建立良性的政黨政治，以樹立優質的憲政文化為前提。茲謹提以下幾點意見以供諸博雅先進參考。
一、因應全球化之趨勢擬定具體可行之經濟政策，並加以推動，以振興經濟、確保人民之幸福生活：由於全球化之趨勢，加深全球形成相互依賴度。論及十大趨勢，依據美國國家情報理事會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NIC)，其對2020年的全球化趨勢持以下看法：(一)全球化發展不可避免，且非完全以西化為主，東方觀點與其影響力亦占有重要角色。(二)全球經濟持續擴張等十大項。在全球社會不同權力及影響拉扯中，唯一的共同力量與趨勢是全球化，全世界各國及公民必須面對全球利益及問題，包括經濟移民的問題。因此，決策者必須儘可能放眼世界 (Think as globally as possible.)加入及倡議全球及國際合作，如此，才能徹底解決其國內問題、國際關係問題及全球問題。
首先，從國家當前的大環境來說，我國近半世紀以來貫徹自由開放的經濟政策，與信守民主人權的基本價值，不僅締造了世人稱羡的經濟奇蹟，更實現威權轉型的政治奇蹟，在許多政治觀察家的眼裡，台灣歷經了一場寧靜革命。然而，環顧現今國內外政經局勢，一方面，在西方工業國家為首的關貿總協定（GATT）與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整合之下，我國無從自外於自由貿易與市場經濟的全球化體系；近年來遭逢國家金融風暴，國際經濟嚴重衰退，開發國家普遍失業率不斷上升，台灣面臨全球化及後工業化時代的衝擊在所難免，因此在國家經濟問題當應以更前瞻務實的國際觀之思維，來加以規劃與推動。
誠如林祖嘉教授所指出的：「台灣擁有充足的外匯存底，金融市場機制亦很健全，不過，面對全球性的金融海嘯仍不可大意，必要時政府應朝『政府挺銀行，銀行挺企業，企業挺勞工』來實踐」，以創造就業機會來縮小貧富差距，穩定股市，重建政府信心。」 因此，面對於兩岸經濟問題，我們亦應提出審慎穩健之策略加以因應，誠如名經濟學者孫震教授所指出的：「台灣位於大陸之旁，四面環海，海運便捷，以其與大陸之地緣關係、歷史文化淵源以及經濟發展中之階段互補，應最能從大陸之快速成長中獲得利益，然而不幸過去以敵對抗拒的態度，採自我設限的政策，在兩岸經貿交流中，雖獲得凱因斯效果(Keynesian effect) 的利益，卻蒙受「李嘉圖效果」(Ricardo effect) 的損失，以致近年資本與人才流失、外資卻步，成長停滯，失業增加，所得分配惡化……如今，台灣政權輪替，政策變易，放棄過去十數年的自我囚禁，轉向和解開放，未來經濟發展的前途正待發展。」
的確，面臨全球化知識經濟來臨的時代，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與世界各國是息息相關的，從歷史經驗證明，台灣的發展端賴經濟，經濟成長依靠外貿，如今政府與中國大陸簽署了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ECFA)，此乃因應未來台灣經濟發展趨勢之大戰略，我們當以更宏觀之角度來加以思維。因為開放則興旺，閉鎖則萎縮。迎接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我們可以看到政府一方面對內積極推動「產業創新條例」的立法工作，將營利事業所得稅調降為17%，僅保留創新研發之租稅優惠。並且將原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提供之三十餘項租稅優惠措施，縮減為一項創新研發之功能性獎勵，簡便稽徵程序。調降後之營所稅稅率將與鄰國新加坡、香港相當。在「輕稅、簡政」的政策下，不但可增加我國傳統產業與中小企業的競爭力，亦可增加外資來台投資誘因，提升我國的國際競爭力。政府此一前瞻、宏觀的政策，殊值得全體國人肯定與支持。
另一方面，從宏觀的角度來說，如今兩岸都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WTO)，而且現階段國際經貿趨勢已朝向區域經濟整合方向發展，對岸大陸擁有十四億人口，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對於鄰近國家來說必然產生經濟上的磁吸效應。我國在面臨出口市場萎縮的現實危機中如何走出一條活路，乃是政府當務之急，更是全體民眾的幸福所繫。持平而論，在意識型態的思維模式下無助於我國經貿長遠的發展。面對此一嚴峻的國際經貿情勢，政府不僅應提出趨吉避凶、以台灣為主、對人民有利的政策，持續維持ECFA兩岸作用。知識份子與仁智之見人士亦應以負責任的態度，提出建設性、務實性的意見，共同在理性思辨的過程中凝聚共識。全體民眾如能成為政府的後盾，讓政府在確保國家主權、國家安全以及台灣人民利益優先的前提下從事經貿談判，其成果必然是國家之福、全民之福。
二、建立良性的政黨協商共識與培養理性的政黨政治文化：當前朝野政黨惡鬥多由國人對於國家主權之意見分歧且又未能建立良好的政黨協商共識，以致造成政黨間的惡鬥不已，而修憲之門檻又極高，除非朝野政黨能以國家安定大局為重，天下蒼生為念，從根本澈底的捐棄南轅北轍的意識形態，共謀國事為合理的解決，否則未來我國不管走任何方式之改革，皆是困難重重，寸步難行，猶如蜀道之難行，難如上青天，不但造成嚴重內耗並影響經濟發展，且削弱國家之競爭力，因此建立朝野政黨良性的互動關係，形成對國事問題解決之共識，如此才是我國發展經濟與推動民主改革的最佳途徑。 三、建立國家利益超越黨派利益之共識，推動兩岸良性交流，確保經濟持續之發展：
我國憲法的141條規定「中華民國之外交，應本獨立自主之精神，平等互惠之原則，敦睦邦交，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以保護僑民權益，促進國際合作，提倡國際正義，確保世界和平」，於此已明白指出我國外交之基本原則與目的。外交乃是內政的延長，國家雄厚的國力乃是外交工作的最佳保障與後盾，當前與我國有正式邦交的國家14個，但與我國有實質關係的國家超過一百多個，而這些與我國有文化經濟等密切關係的民主先進國家，其對台灣實施民主改革與經濟發展的成果，予以高度的肯定與支持。
而舉凡世界各民主國家的政黨，在平時選舉或開會議政時，縱使有強烈的競爭與對抗，但當遇到外交、經濟等重大事件發生皆能團結一致，以國家利益與全民的利益為前提，尤其在國家遭逢外患或面臨重大困難，皆能捐棄各政黨之私見，團結一致對外，如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英國保守黨、工黨、自由黨皆能政黨休戰（party truce），一致團結抵抗納粹之侵犯。而美國實施政黨外交之成就殊值我們借鏡，其國家一向能秉持國家利益至上的外交政策為最高指導原則，美國人亦能深深的經驗與體悟到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威爾遜總統推動國際和平與成立國際聯盟，所遭受到的因政黨惡鬥所造成外交遽變的慘重教訓，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形成所謂「杜魯門－范登保傳統」，而民主黨與共和黨在聯合國等重大外交議題的充分合作，不但為美國且更為世界的和平貢獻良多。
如那次，美國民主黨及共和黨兩黨激烈之對抗造成此次金融危機，但筆者深信美國朝野政黨當會有更大的智慧來解決政黨之間的衝突，並為其國家政經發展努力奉獻。
七、結論
今後我國無論經濟或外交等工作的推展，全民無分朝野，皆應以國家利益，與台灣二千三百萬人民的利益為前提，穩健踏實的拓展經貿與推動兩岸良性交流，而我們亦應深切了解民主自由人權已是人類的普世價值與沛然莫之能禦的潮流，今日台灣能有如此的成就乃是先後來台的各族群共同努力打拼之結果，而生活在這個島上的二千三百萬住民早已凝聚成休戚與共及禍福相倚的歷史命運共同體，因為我們在這裡的人民不分族群、不分黨派皆能享有民主自由人權的尊嚴生活，儘管目前朝野之間有其不同的理念，對各種政經問題即使有多大歧異，但別忘了台灣才是我們安身立命之家園，一切考量皆需以國家與全民利益為前提，如此我們才能在這全球化的政經動盪激烈的大時代中，建立優質的憲政文化，振興經濟，增強國家競爭力，以臻國家與全民於富強康樂的新境界。（第八篇 。系列報導全文結束）
上圖 本論文作者 黃炎東1985年獲法學博士回母校開授博碩士班課程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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