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炎東教授講座
因應全球化新浪潮，加速提昇政治現代化與經濟發展之動力與展望
共八篇 第七篇 政黨與政治現代化之思辨 政黨在開發中國家政治現代化所扮演的角色
美國社會科學研究協會「比較政治委員會」研究開發中國家指出：開發中國家在轉型期將面臨六方面的危機：認同危機、合法性危機、命令貫徹危機、參與危機、整合危機與分配危機。
一為認同危機：多數開發中國家的傳統認同形式，乃是對部落、種族、語言團體與階級的認同，而非對較大規模的民族認同，因此必須使人民承認他們民族的土地乃是真正的祖國，完成共同認同。二為合法性危機：大多開發中國家在對權威之合法本質的認同與政府之適當責任間出現了差距。三為命令貫徹的危機：開發中國家在行政上面臨的困難，是中央行政命令無法貫徹到下層行政單位，其原因為傳統社會的政府與人民關係非常鬆散。四為參與危機：多數開發中國家面臨高漲的參與熱潮，因此如何把各種不同欲望的參與者導入有效組織內，然後用法律加以控制管理，乃成為首要之務。五為整合危機：這涉及統合人民參與及政府行政二者間的關係，以期政體的功能發揮，團體對政府的貢獻及與人民的關係為合理的認知，六為分配危機：這涉及政府權力如何影響社會的財貨、勞務與價值之分配等問題。開發中國家政治現代化的目標，即在解決上述各項危機而完成政治整合，達到韓廷頓所歸納的權威合理化、政治結構分化、民眾擴大參與並導入制度化的運作。但由於開發中國家缺乏有效率的組織力量，因此政黨在開發中國家政治現代化過程中乃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健全的政黨應具有兩種功能：第一在政治體系內擴大參與，因而須防暴力或革命性政治活動之氾濫成災；第二，約制並疏導新近被動員團體之參與，使之不致破壞政治體系。一個強大的政治體系提供制度化的組織與程序以容納新團體，引導其進入體系內，發展如此的政黨制度，實屬現代化中國家獲得政治安定的先決條件。 它在開發中國家更具有特殊功能：甄選與訓練新領袖、提供領袖與群眾之間的溝通孔道、社會化基層民眾與解釋政府政策、提出政綱政策、解決實際問題、選擇候選人；綜合或聯合各種小型團體的特殊利益，以形成較大聯合組織，消除潛在反對者可能轉變為絕對反對的態度傾向，讓其挫折感獲得紓解。以期待得到廣大民眾忠誠擁護，為正式組織帶來合法性，而更能夠支持、整合及動員政治系統。
以下擬從政治發展、政治體制、意識型態及統治菁英等各個宏觀角度，嘗試探討政黨在開發中國家政治現代化的角色。
（一）從政治發展層面剖析
西方民主先進國家的現代化，固然有賴於十四世紀至十六世紀的文藝復興（Renaissance）運動，造成人文主義（Humanism）興起，理性主義（Rationalism）抬頭，民族主義（Nationalism）高漲，大學院校林立。益以宗教改革以後，基督新教的倫理（Protestant ethics）的催化，孕育了資本主義（Capitalism）的精神，從此，基督教禁欲主義的枷鎖被打破，新教徒以勞動、牟利為對上帝的崇拜，揚棄聖經中「有錢人要上天堂，比駱駝穿針孔還難」的信念，因此造成了生產力的大釋放，成就了資本主義社會。
資本主義社會，使大部分人經濟改善，足以獨立，不必為三餐發愁；而新教主張人人須讀聖經，可直接與上帝溝通，又造成普及教育的現象，使人人都成識字階級。經濟獨立又讀書識字，中產階級人口激增，便厚植民主政治的基礎。沒有中產階級，就沒有民主政治，英、法等國的發展經驗足以為證。
中產階級壯大，開始不滿足於貴族和資本家等上層階級的統治，爭取權力下放，「一人一票，票票等值」（One man, one vote, one value），不從，則遊行、示威甚至暴力革命。不達政治平等、民主自由，絕不終止。中產階級人數眾多，遂有組黨的必要，在英國為自由黨，其後為工黨；在美國為民主黨，以與代表上層階級的保守黨和共和黨相對抗。
開發中國家如果缺少英美般，有壯大的中產階級政黨，則民主政治較難成功，因為早在二千年前希臘哲人亞里斯多德就已經指出，中產階級有「中庸」（moderation）的美德，富貴階級統治，易陷於專橫，貧窮階級執政，則易陷於貪婪。近代開發中國家往往缺少龐大的中產階級，組成中產階級政黨，因此常會由上層階級的政黨主政，致陷於威權獨裁，或由下層階級組成的社會主義政黨掌權（如昔日與當今共產國家），陷於沒收私有財產的極權恐怖主義統治。凡此，皆不利於民主化或政治現代化進程。
政治發展的歷程，可粗分為漸進式與激進模式兩種，英國採漸進模式，選舉權的擴大，就花了近百年功夫，自1832年「國會改革法」（Reform Act），到一九四八年「人民代表法」，共用了一百一十六年時間才完成。反之，法國則採激進模式，1848年二月革命之後，將有投票權人數由二十四萬，爆增三十九倍，成為九百三十六萬。漸進模式常採改革方法，激進模式則常用革命方法。前者手段溫和，人民有時間逐漸適應變遷，生命財產損失少。後者手段激烈，變遷快速，暴力流血，死人無數。此其間，各國政黨的領導和鬥爭策略，實至關重要。
開發中國家的政黨，對政治安定破壞最大者約有兩類，第一類為分離主義政黨，如英國北愛爾蘭的新芬黨（Sinn Fein），尤其愛爾蘭共和軍（IRA）一翼、菲律賓的「虎克黨」、西班牙的「巴斯克（Basgue）民族與自由聯盟」（ETA）屬之。其次就是共產主義政黨，如俄國、中國、北韓、越、古巴、東歐七國、柬、馬、緬、印尼、塞浦路斯等開發中國家，共產黨均不惜使用血腥手段，裹脅人民革命，強制改變國政方針。
（二）從政治體制層面剖析
政治體制可以影響甚至決定政黨的地位，間接也影響政黨在國家政治現代化的角色或功能。
1.憲法是否承認人民有組黨的結社權利：憲法本文或慣例，承認政黨有合法存在權利的國家，政黨能結合公開活動，因此其利益滙集和表達功能得以發揮，對政治多元化較能有所貢獻。反之，極權主義國家如法西斯國家或共產國家，只允許官方一黨專政，政治現代化便無由實現。
2.聯邦制國家或中央集權國家：聯邦制國家反對黨即使在中央即聯邦政權選舉挫敗，仍可在各邦競選中有所斬獲，如此將有利於在野政黨的生存，不致於為執政黨打壓而萎縮甚至滅亡。反之，中央集權的開發中國家，執政黨很容易用合法或非法手段，打擊反對黨，呈一黨獨大之勢，容易淪為獨裁政治，與政治現代化背道而馳。
3.司法獨立與否：司法獨立的國家，在野黨有司法為公平的仲裁者，一旦蒙受不合法打壓，可以訴諸司法，還其公道，保護權益，其生存權利不致受損，生存不致受到威脅。反之，司法不獨立的國家，執政黨能利用許多合去或非法手段，阻止在野黨受公平對待，如此將能有效扼殺反對黨生機，間接妨礙政治現代化的進程。
4.選舉制度良善與否：依據杜瓦傑定律，小選區制容易產生兩黨制，英語系國家行之有效，兩票制的區域選票亦採小選區制，亦有增強社會向心力的作用，[1] 社會不會被離心力所撕裂。反之，採比例代表制國家，則易陷於小黨林立，政局紛擾的下場；而採「單記非轉讓投票法」（Single member non-transferable voting）的國家（如1995年以前的日本及現今我國），則易產生派系主義（factionalism）和個人性政治機器，並且會因同室操戈，而使選舉經費增高，選舉非政黨活動而作為個人的活動，因而增加利益、誘惑、收買等流弊。
5.內造政黨或外造政黨：內造政黨的領導中心在國會，外造政黨則在國會外遙控。前者較有利於政黨協商的進行及誠信的維護；後者在國會中的政黨協議，容易被黨中央所推翻，不利於政黨協商，也不利於累積誠信，不利於政黨合作，以推進現代化大業。
（三）從意識型態層面剖析
意識型態是一種信仰與觀念的型態，它企圖解釋複雜的社會現象，並附有一種指導與簡化個人和團體所面對的社會政治性選擇。它是西方文化的產物，源於猶太教的「拯救」（Salvation）傳統。
自從聖女貞德（Joan of Arc, 1412-31）肇始民族主義開始，世界上陸續出現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保守主義、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列寧主義、史達林主義、毛澤東思想、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無政府主義…等意識型態，五光十色。 如果從政策本質和政黨主義來看，具有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性質的
意識型態，是不利於政治現代化的，因為極權主義具有以下幾種特徵：
一、單一的群眾性政黨；
二、官方的意識型態；
三、媒體壟斷；
四、武器壟斷；
五、官僚經濟；
六、秘密警察恐怖統治；
七、菁英統治。
其中，單一的群眾性政黨，將會完全排斥、禁止其他政黨競爭，不利於社會多元化與政治參與；官方的意識型態將無法容忍其他思想的傳播；恐怖統治將以秘密警察取締反對黨，人民自由權、生命權、財產權將大受威脅，一如納粹黨與共產黨統治之下的開發中國家，政治現代化將在黑暗統治下，黯然失色。
其次，無政府主義者除托洛斯泰（L. Tolstoy）以外，均鼓吹暴力，且其反政府、反體制主張，政治現代化將無由出現。
此外，如二次大戰時期的日本軍國主義，或當今緬甸的軍人政權都會嚴重阻礙政治現代化。
除卻以上四種主義，即法西斯主義（含納粹主義）、共產主義（含列寧主義、史達林主義、毛澤東思想）、無政府主義及軍國主義，其他各種主義多能有助於標舉其主張的政黨，促進現代化的時程，尤其是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民主主義、民主社會主義、費邊主義（Fabianism）等，與政治現代化，最能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四）從統治菁英層面剖析
統治菁英（ruling elite）是握有政治實權，能左右國政方針的菁英分子。其人格特質為威權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或民主性格（democratic character），影響常具關鍵性，尤其當權威人格者身處威權體制下，較權限人格身處民主體制之下，常發揮破壞政治現代化的負面作用。 權威人格者，如希特勒、墨索里尼（Mossolin）、希姆萊（Himmler）、艾希曼（Eichmann）、列寧、史達林、金日成、胡志明、佛朗哥（F. Franco）者流，皆缺少尊重多元、容忍異己、平等對待等民主修養，當權之際，亟思排
除異己，其威權統治，甚至極權恐怖，都對政治現代化，有阻礙或破壞的嚴重後果。
民主性格者，如華盛頓、美國制憲諸賢（如佛蘭克林）、甘地、孫中山、凱末爾（Kemal）、邱吉爾、林肯、雷根…等政治領袖，則頗具民主修養，重視人權、理性和平，容忍寛大，這些政治人物，對國家的政治現代化，皆卓有貢獻。(第七篇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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