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戴立寧
江南案和十信案本來是風馬牛， 毫不相干，卻陰錯陽差地糾纏在一起，是偶然的巧合/還是精心的安排？ 我是當事人之一，37個年頭過去了， 至今還在十里霧中。
江南案發生在1984年的10月15日，經過了90天的醞釀發酵， 1985年的1月13日才由政府喉舌的中央社公開發聲， 承認江南案為政府情治人員所主導；並立即逮捕了情報局長汪希苓、副局長胡儀敏、第三處副處長陳虎門等人。
中美邦交，在那個時代可說是重中之重；更何況事涉蔣家，小事也是大事。江南案從發生到承認、這長達90天的期間裏，相關部門為因應這一突發情事，究竟做了些什麼？有了些什麼樣的佈署或預案？… 則在江南案發布之前，36計：圍魏救趙，觸發十信案未嘗不是一種思量。
1985年1月4日上午10點半左右，財政部金融司長的我突然接到部長室來的電話，有重要事情交辦。 我腳才踏進部長辦公室，財政部長陸潤康迫不及待地劈頭就問：「立寧兄，庫存現金是什麼意思？十信的庫存現金偏高又是什麼意思？…」手中拿著的是一份寫著「陸部長親啟」的信封。
我盯了信封一眼，有點遲疑、有些恍然，應聲回答：「庫存現金就是存放在銀行金庫裡的現金。帳面上庫存現金偏多，一般有兩種可能：一是由於貸款不力，出現了爛頭寸，只好堆在庫房裡；一是有人挪用了金庫裡的錢，所以帳上現金多出來，庫房未必真有。十信的庫存現金偏高，以我的了解，十信的經營一向積極，放款不力、爛頭寸的機率不高；多半的情形是金庫裡的錢被人挪用了。要知道真假不難，派人盤點一下金庫就可以了」。
我口頭上說得很輕鬆，其實我心底裡已經意識到問題的不簡單。多年以來，台北第十信用合作社（ 以下簡稱「十信」）違規的問題從來就沒有間斷過；密報十信虛報庫存現金的事，過去也曾一再發生。
當時的財政部，不像現在的金融管理委員會，本身並沒有檢查人員。遇有需要對金融機構進行檢查的情況，財政部就委託中央銀行辦理；如檢查對象是基層金融機構，中央銀行則再委由台灣省合作金庫（ 以下簡稱「合庫」） 辦理。十信屬於基層金融機構，都是由中央銀行委託合庫執行檢查；以往多次檢查的結果，都是：庫存現金雖然偏高， 但與帳載相符。既然相符，也就如此這般簽結，不了了之。
我讓陸部長了解到實際的情況和過去的案例，是像前人一樣地虛晃一招/還是真刀實鎗地要認真查緝？ 陸潤康講了一句我自今難忘的話，他說：
「立寧，我們都是讀法律的；假如我們不能夠要求自己，我們怎麼能夠要求別人…。」
陸潤康是我在稽核組時的組長，公餘飯後常聽他聊他的生平。他早年隨著舅舅來台，只有高中畢業；考取高考後才進大學，全額獎學金加上政府的補助出國留洋，艱辛進取，一路升遷，能夠當上財政部長，可說得來不易。他和我都畢業於東吳大學法律系。他的想法，我可以理解；他的做法，我義無反顧。
但我知道，十信不過是個引信，觸發引信將會引起一場風暴。台灣的基層金融一向問題複雜，有先天制度的缺陷，也有人為個別的錯失；加上政治派系和地方勢力交互糾纏，影響力可以說是上動天聽、無遠弗屆。要拆解這樣威力強大的爆裂物，必須謀而後動。
為了徹底解決基層金融的問題，我所做的一些部署已經有了相當眉目（比如說：存款保險公司的立法已經完成； 銀行的修訂草案也已送進了行政院。）但提前發動必然會有風險，獲得最高當局的了解和支持，成為必不可缺的關鍵。於是我和陸部長相約分工：財政部以下之事，由我負責；財政部以上之事，由陸部長負責。
我回到辦公室，立即撥電話給中央銀行金檢處長程光蘅，告訴他要對十信實施突擊檢查，請央行直接派員辦理，不要委託合庫。程光蘅和我是很熟的朋友，平日就有交誼。程的金融檢查經驗豐富，他告訴我實施庫存現金盤點不能在營業時間辦理，只能在「營業前」或「營業後」的兩段時間進行，並詢問我的意思。我一向是急性子，做事永遠是第一時間。我說：「就是今天的營業後。」程光衡同意，並要求金融司派人協同。
大約下午3點多， 程光蘅來電話，說當天檢查準備不及，最快也要到第二天清晨6點半、十信營業之前開始。我只好同意。
就在這電光火石之間，消息已經走漏。當天晚上，中央銀行副總裁錢純的家裡來了一群立法委員。
錢純的父親錢思亮，是我唸台大時候的校長，後來又擔任過中央研究院院長。他的三個兒子都很傑出：老大錢純，這個時候是中央銀行副總裁，後來接替陸潤康擔任財政部部長；老二錢熙是著名的科學家，美國科學院院士，也是台灣的中央研究院院士；老么錢復後來擔任過外交部部長、監察院院長。據說甲等特考之所以開辦，就是為了錢復的仕途開路的；我也因此受惠。
錢純性格圓融，長於應付。當深夜多位立法委員出現在他的家中，他也吃了一驚。他推說要洗澡入睡，但這群人鐵了心就是不離開。立法委員們言辭激烈，要求取消第二天對十信的檢查。由於當時檢查計畫已經獲得了最高當局的同意，包括中央銀行總裁張繼正及行政院院長俞國華；錢純知道事情已經不可能更改，只能表示，取消是不可能的。
1月5日晨6點半，財政部和中央銀行突擊檢查了十信18個營業單位中的5家分社，發現對方已經有了準備。
在十信的5家分社之中，有4家發現有現金短缺的情況。想必時任十信理事會主席同時也是立法委員的蔡辰洲，在晚間接獲了要突擊檢查的消息，倉促間無法籌足現金，臨時開了4張國泰塑膠沒有填寫日期的支票放進了金庫。
一份事後整理的報告直陳當時的發現，關於「庫存現金之查核」與「不正常放款之查核」約略為：
1. 庫存現金與賬目上比較，少了7.5069億元新臺幣。金庫裡查獲的4張國泰塑膠公司未具發票日期的支票，總金額也恰好是7.5069億元新臺幣。
2. 十信的不正常貸款在1983年2月28日有38.5527億元新臺幣，由於勒令處理，這些錢已經縮小到3.3684億元新臺幣。可是，十信收回了原來的不正常貸款，卻又貸出去了更多，以至於到1985年1月18日，不正常貸款達到了52.6474億元新臺幣；這些貸款的擔保品主要是一些林地，押值被高估了40~120倍…。
十信案的引信終於被點燃了；餘下的只能是如何把它的損害降到最輕。
若干年之後，我和我的學生們談論什麼叫「危機處理」，我舉了一個例：獨居一人，熟睡之中，突然感覺到臥榻之旁有人走動：莫非有小偷侵入？在這個關鍵時刻，必須要慎重地做「政策決定」：要睜開眼、還是繼續裝睡？我口中所說的是一個假設性話題， 而心中想的卻是當年十信的突擊檢查。
事到臨頭，必須面對；有時候是沒有什麼選擇的！
（圖片取材自網路）
作者簡介
戴立寧，一輩子的法律人。在法學院做了10年的學生；教了40多年的書；偶然的際遇，做了26年的公務員，從基層到高階。也曾寫過些雜文，月旦人物、評議時事。〈隨想錄〉無非是重操舊筆，隨興隨緣隨想，記錄些所見所聞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