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的導火綫，是基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巴黎和會” 的一個決議。這個決議，是對中國的極大“羞辱”。
作者/薛中鼎
又到五四了，我想在此回顧一下，五四的真實面貌，做爲紀念。
臺灣人都把五四與《新文化運動》，尤其與所謂的“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做連結。事實上，五四運動不是《新文化運動》；與德先生，賽先生也沒有直接關聯。
所謂的“德先生”與“賽先生”的名詞，是由陳獨秀於1915年，在他主編的《新青年》雜誌上所倡議的。《新文化運動》的旗手胡適，於1917年初，由美返國任北大教授，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倡議使用“白話文”。這是《新文化運動》的濫觴。
五四運動爆發於1919年，距離陳獨秀首倡德先生賽先生，有四年；距離胡適首倡“文學改良“也有兩年。
五四不是《新文化運動》，五四是一場極爲激烈的愛國運動與政治運動。五四運動，直接而巨大的導引了，中國近代歷史的發展。
1. 五四運動的爆發
五四的導火綫，是基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巴黎和會” 的一個決議。這個決議，是對中國的極大“羞辱”。
一開始，國人對於巴黎和會寄以厚望。一方面，是在一戰期間，中國對德宣戰，屬於戰勝國陣營；另一方面，美國總統威爾遜，也是和會的主導人，一向倡議“受壓迫國家獲得主權”與“確保國際公正和平”。中國知識份子菁英認爲，威爾遜是會堅持“國際正義”的。
結果巴黎和會決議，把戰敗國德國，在山東膠州灣的權益，移交給日本，而不是歸還中國。北京政府在列强的壓力之下，已經準備在“巴黎和會“的《凡爾賽合約》上簽字同意。
甚至傳聞，中國駐日公使章宗祥，對此決議，表示《欣然同意》（注：真實性待考）。
消息傳到國内，引起軒然大波。在1919年的五月四日，北京各大學學生，大舉上街遊行，闖進 “賣國賊“ 曹汝霖家中，抓住了章宗祥，痛打一通，燒了曹汝霖的家，這是所謂的《火燒趙家樓》事件，全國人心大快。
學生遊行的口號是《外爭主權，內除國賊》，《誓死力争，還我青岛》、《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簽字》、以及 《寧肯玉碎，勿為瓦全》 等。
北京學生遊行示威，很快的帶動全國遍地的遊行示威。示威的群衆組織，擴散到各種各樣的工商、人民、與反政府團體，勢如燎原。
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由學生帶動的全國性、全面性的示威運動。
五四運動的直接後果，是北洋政府在各方面的壓力之下，拒絕在和約上簽字。並且撤銷了“三大賣國賊” 曹汝霖、章宗祥與陸宗輿的職務。
五四運動的後續影響力，極爲深遠。
簡單來説，五四運動本身，不是《新文化運動》，也不是《德先生》與《賽先生》運動。五四運動是愛國運動，是政治運動。
《德先生》、《賽先生》與《新文化運動》，對於五四運動，有前期鋪墊的作用；在五四運動之後，也有與五四相互激蕩的作用。
2. 五四運動的影響
五四運動的巨大影響力，可以從四方面來分析。
第一, 五四運動造成全國民衆的覺醒，大量的民衆，開始關懷中國的救亡圖存之道。各地的刊物雜誌，風起雲湧，都是在探討，中國的未來該何去何從。
我們可以這樣説，《洋務自强運動》，代表政府官僚菁英的覺醒；《公車上書》與康梁變法，代表知識菁英的覺醒；《五四運動》導引了全國民衆的覺醒。
第二，在五四之前，一般知識分子，對於美歐列强，乃至於日本，都有很高的期望。期望國際社會是有公理，有正義的。
巴黎和會中，西方列强公然把中國主權，轉渡給日本，嚴重打擊了中國對於這些國家的期望。中國知識份子認識到，不論這些國家如何喊口號，在本質上，只有利益交換而已。
第三，俄國逐漸成爲典範。俄國在十月革命成功之後，列寧的蘇俄政府，在1919年7月25日，發表了《第一次對華宣言》。提出要“廢除俄國與中國之前所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在當時的中國，引起了巨大的正向回響。
俄國革命的成功，加上俄國對於中國的友好態度，造成了中國一批知識份子，對於俄國的仰慕心理。於是開始積極研究，俄國革命成功之道，以及馬列主義。
毛澤東有句名言，《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
國父孫中山先生在五四之後，發表聲明說 “中國革命，當以俄國爲師”，他還説“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
1925年孫中山逝世前，留下了一份致 “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the 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 of USSR）的遺囑，孫中山在遺囑中説：
《我願表示我熱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將破曉，斯時蘇聯以良友及盟國，而歡迎強盛獨立之中國，兩國在爭為世界被壓迫民族自由之大戰中，攜手並進以取得勝利。》
換句話説，孫中山在五四之後，已經把俄國（不是美國，不是日本），當成中國最好的《良友與盟國》。
第四，五四運動很多優秀青年，選擇了信奉共產主義。五四運動中，著名的北京學生代表張國燾、鄧中夏，瞿秋白；天津的周恩來，鄧穎超，張太雷；南京的張聞天；武漢的陳潭秋等；都成了後來成立的中國共產黨的核心份子。
五四運動爆發時，毛澤東人在湖南長沙，組織學生成立新的湖南學生聯合會，發動學生總罷課以響應北京運動。1919年7月，毛澤東主編的《湘江評論》在長沙創刊。
當時的社會氛圍，是全國的知識份子，都以不同的形式，參與了探索中國的救亡圖存之道。
北大著名教授李大釗，陳獨秀發起組織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醞釀組建中國共產黨，。二年之後，1921年，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與嘉興南湖成立了。
第一届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的參與者，都是當時知識份子菁英，也都是五四運動的活躍分子。
兩蔣時期，一貫稱呼中國共產黨為“共匪”。 這個稱呼，違反事實。
早期共產黨的組成份子，是以知識份子爲主體。也只有知識份子， 才會對研究外來的“馬克思主義”有興趣。
我們可以這樣説，五四運動催生了中國共產黨。
3. 結論
五四運動喚起了全國民衆，對於國家前途的熱情關懷。沒有五四運動喚起全國民衆的愛國心，就不會有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成功；更不會有後來的《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的全民抗戰。
同時，五四運動昭示中國民衆對於歐美日的失望，而把目光投向了剛剛革命成功的蘇俄。
五四運動，掀起了熱血青年研究馬列思想，與蘇俄革命成功經驗的熱潮。這股熱潮，直接導致了二年後，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簡單來説，五四運動是全民準備抗戰的前奏。而且，因爲有了五四，才有了中國共產黨，因爲有了中國共產黨，才有了今天的“新中國”。
五四運動的重要性，在於導引了，中國現代史的變遷與走向。
後記
兩蔣主政的國民黨政府，一直避諱談論中國共產黨興起的過程；以及孫中山晚年，思想親蘇的歷史事實。
國民黨政府，與共產黨政府，對於五四運動的歷史評價，差異很大。
後來，國民黨政府，訂五四為《文藝節》；共產黨政府，訂五四為 《青年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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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薛中鼎，大學讀理科，有比較嚴格的邏輯訓練，後來在政大讀企管碩士，美國讀管理科學博士。
大約有北方遊牧民族的基因，所以換了些不同的工作領域，在美國、北京與台灣都生活多年。雖然“遊牧”四方, 對於中國文學與歷史，尤其是文學與歷史的關聯性，以及歷史變遷的邏輯性，一直有濃厚的興趣。喜歡嘗試著以百年後歷史學家的角度，來分析探討當下的現象與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