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在應對這波疫情衝擊中的經驗和教訓，可能會對其他地區的下一步行動具有借鑒意義。大陸各級官員現在應重溫鄧小平「實事求是」這一箴言，讓防疫政策更符合民眾的需求。(圖/取自網路)
作者/王向偉
「實事求是」這四字箴言，凝結着鄧小平執政理念的核心要義。四十多年前，鄧小平以這一務實的執政理念，結束了毛澤東時代所奉行的意識形態信條。這一轉變引導中國走上了改革開放之路，把中國發展成了世界最大經濟體之一。
如今，無論是對「動態清零」防疫政策來說，還是就決策過程而言，「實事求是」依然意義重大。中國所堅持的「動態清零」策略，為國際社會所嚴重關注。由Omicron變異毒株引發的這波疫情，上海已連續封城兩個多星期。上海是全國最重要的金融和製造業中心，堅持清零難度愈來愈大。
4月11日以來，主要官媒機構接二連三地發表評論，認為「動態清零」是抗疫和保護弱勢群體的最佳選擇，反對像世界其他地方那樣選擇「與病毒共存」。其要傳遞的關鍵信息是，堅持「動態清零」策略，定能用最小的代價實現最大的防控效果，最大限度減少疫情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
過去兩年，這一策略確實很成功，遏制了病毒傳播。在此期間，中國不僅維持了低新冠感染率和死亡率，而且還一枝獨秀，先於其他主要經濟體實現經濟強勁增長。
然而，疫情的最新發展及民眾的反應，似乎表明老百姓對待病毒，及政府抗疫策略的態度和看法有了重大變化。人們愈來愈感到沮喪和無助，不希望再為了國家或整體利益，而讓個體被迫承受更大代價或做出更大犧牲。
過去一周，社交媒體到處都是令人心碎的帖子，揭示一些居民苦不堪言的生活。有人抱怨食品短缺；有幼兒確診後，在無父母陪護下被送去隔離；有的病人在醫院門口苦等核酸結果中死亡；有絕望的媽媽深更半夜敲鄰居家門，為孩子求退燒藥；有陽性寵物被殘忍撲殺等。
不幸的是，這些悲劇事件並非第一次發生。類似的事，在其他城市封城時，都曾發生過。但當局似乎沒有汲取教訓，讓悲劇事件重現上海。這一殘酷現實，令國內外深感震驚。要知道，上海是中國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也是諸多富豪和權貴的家鄉。
在其他一些城市，儘管僅發現幾宗確診病例，就已採取封城等極端防控措施。在某些極端案例中，有的城市根本沒有確診病例，也照樣實施封城管控。有的城市置中央禁止封路的警告於不顧，關閉高速公路出入口。公路運輸是中國物流主要方式，佔全國運輸總量的70%之多。
經濟研究諮詢機構龍洲經訊研報顯示，全國100個大城市中，除13個外，都實施了不同程度的疫情防控措施，包括精準防控、部分封城和完全封城等。
同時，政府網絡內容審查人員也都開足馬力，刪除批評「動態清零」政策的貼文和評論，而官媒也被授意進行正面報導，只報「動態清零」的好處。
其實，沒人要求政府取消防疫措施，只是希望政府能加以調整，以適應疫情的最新發展。但這卻是難上加難。由於領導層已把抗擊新冠肺炎的努力和成就歸功於制度優勢，因此有官媒評論把「動態清零」和「與病毒共存」形容為兩種對立治理制度之爭。任何偏離疫情防控措施，都會被視為向西方「與病毒共存」模式屈服。這種思維不僅有誤，也是非常危險的。
不可否認，美國等西方國家疫情防控曾一塌糊塗，出現高感染率和高死亡率。「與病毒共存」策略也備受爭議，因為解除防疫限制措施後，又出現了確診病例和死亡人數飆升的現象。然而，這至少為走出疫情提供了一條出路。中國不肯照搬，但完全可以借鑒。畢竟，中國抗疫的最終目標是挽救生命，而不是證明一種制度或意識形態優於另一種制度或意識形態。
一場暴雨襲擊顯示，上海匆忙建造的方艙醫院，有品質問題。(圖/取自網路)
中國的防控措施挽救生命，把死亡率降到最低。這是毋庸置疑的事實，但民間證據也表明，由於封城等措施造成了缺醫少藥，更多人死於其他疾病，或因病得不到及時醫治而亡。
即使關於允許無癥狀感染者居家隔離的建議，當局也都不予考慮。全國各地都忙於建造方艙醫院，以收治感染者。其實，這不僅成本高昂，且隔離期間居住條件也不理想。13日晚，一場暴雨襲擊上海。視頻片段顯示，匆忙建造的方艙醫院，嚴重漏雨。
就在撰寫本專欄時，上海宣布，兩周內沒有新增病例的社區，將逐步解封，但居民活動範圍仍然受限。上海13日確診和無癥狀感染者總數為27,719人，是這波疫情的新高。上海感染人數仍未出現轉捩點，因此可能仍需幾周才能步恢復正常。
上海在應對這波疫情衝擊中的經驗和教訓，可能會對其他地區的下一步行動具有借鑒意義。各級官員現在應重溫鄧小平「實事求是」這一箴言，讓防疫政策更好地適應民眾的需求，回應民眾關切。
（本文原載《思考HK》網媒，原標題為［「動態清零」政策問題不斷，中國還要堅守嗎？］，經作者同意授權轉載，不代表本網立場）
王向偉，出生於東北吉林。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學士、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新聞學碩士。
有30多年媒體從業經驗。曾任《中國日報》記者，後在英國留學和工作。1994年加入香港英文報刊《東快訊》任記者、編輯。1996年加入《南華早報》，2007年晉升為副總編輯，2012年出任總編輯。
2016年起擔任《南華早報》編輯顧問，每周撰寫《中國報導》專欄，深受廣泛關注，被公認是亞洲有關中國及其國際關係的重要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