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馬行跡　臺灣散行／顧馬

顧馬

去臺灣之前，與許多大陸朋友一樣，我對臺灣的認識，大概也就只停留在阿里山、日月潭、101大樓這些耳熟能詳的景點，能喊出的地名，無非是在電視裡經常出現的臺北、台中、台南、高雄等。當然，臺灣可不止這些精彩的地方，還有更多讓人稱奇感歎的地方。

五年前，我和夫人去臺灣自助遊，兜了一圈，深深感覺到大陸和臺灣同是炎黃子孫的親切，同一種語言同一種文化，大同小異。

去臺灣旅行，特別之處就像前幾年去香港一樣，圓自己的一個心願，踏上兩岸相隔這麼多年的寶島，親眼看一看、親手摸一摸這片日夜想念的土地，就是最大的滿足。

逛臺北夜市，逛美食街，逛小商品市場，走花蓮、去墾丁，一路上觀光。但臺灣畢竟是一個島，能夠稱絕的奇山異水並不多。其實，真正的有意思的旅行，一半是在觀山水風景，一半是要去感受當地的文化風情。

到臺北那天下著小雨，我們便去了復興南路和喬合大飯店。在酒店，辦好入住手續後，看見過道的報架上放著各種各樣的報紙和雜誌，有《蘋果日報》、《中央日報》，很多藍綠報紙也比較搶眼。

入住後，我們開始了遊覽臺北的行程。

臺北是個古樸的城市，給我一種穿越舊民國時期的錯覺。有一次，我們出來逛商店，想買一張臺灣交通的“悠遊卡”，但不知在何處可以買到，便問了旁邊坐著的一位老太太。

老太太立刻站起來說，“請跟我走。”領著我七拐八拐的走到一個樓梯口停下，她指了一指，說：“你往這裡下去就是捷運站，就可以辦理。”

看著她回去時，那顫顫悠悠的樣子，我心頭不禁感慨萬千，所謂菩薩心腸，大概也就是如此了吧。在路上，又碰到了一位數素不相識的路人，他非常友好地跟我們打招呼，並詢問我們從哪裡來。當我們告訴他，是從大陸的上海來的時候，他非常友好地說：“歡迎你們到臺灣來。”

在臺北的大街小巷，我還能感受到小時候，老上海的一些街景，建築不一定是嶄新的、時髦的、現代的，甚至還有些破舊，但是整個路上非常乾淨，沒有絲毫的髒亂差。在忠孝東路上，有大量的摩托車流，簡直類似於上海早幾年街上滿是自行車的景象。

臺北的秩序很好，雖然車輛密度大，但在11天的旅行中，我們很少看到堵車，也基本上聽不到汽車喇叭聲。在臺北的街道上，除了汽車就是摩托車，沒有電動車，自行車也很少，騎摩托車或者坐摩托車的人全都戴安全頭盔。

臺灣的公路交通，井井有條、秩序良好。在臺北，無論是車輛還是行人，如果橫穿街道雙黃線是要受到重罰的。

接著我們去了新北九份，過了江在一家飯店裡坐下，點了酸菜魚。我和夫人隨便地吃起來，夫人問有沒有醋？我環顧四周，鄰桌上一位年輕人主動喊道：“我這裡有。”

於是，我們便攀談起來，他問道：“你們來自於何處？”

我說：“上海。”

年輕小夥子一聽，驚喜地說：“啊，我也在上海，在嘉定區。”

我也覺得挺巧，接著問：“你在嘉定？在嘉定工作嗎？”

小夥子答：“對，十年了。”

我說：“挺不錯。”又好奇地詢問道：“覺得上海發展怎麼樣？”

他點點頭，滿意地說：“工作的機會特別多，整體來說相當好。”

我們又聊起一些關於兩岸的看法，他說：“兩岸不會戰爭，因為這裡的年輕人說說而已，也沒有膽量，只是對未來的不確定，但對目前臺灣現狀小確幸。”

我半信半疑地說：“是麼？”

小夥子繼續發表觀點，道：“主要是很多臺灣的年輕人沒有到過大陸，他們不知道臺灣和大陸的差距又如此之大。我在上海吃住行，用一部手機就全部可以辦好，而在臺灣不行，很多和我差不多的年輕人也許有類似於與世隔絕的感覺，所以很多情況，他們並不瞭解。”

我聽一下，也沒有多問，回復“啊”表示知道了。

當我們去花蓮的時候，要經過太魯閣國家森林公園，當時我們請了一位導遊劉先生，他原先是花蓮縣縣長的秘書，曾經來回大陸將近20多次，是花蓮少數民族的民意代表。那天我們走了很長的一段路，到了那邊的農家風情。其實，也就是幾個少數民族打扮的人，在那兒表演。我們一路上問了很多問題，花蓮一路上的景色，森林公園的風景都相當美好。

在太魯閣的山上，我們遇到了一位老人。我們跟他聊天，他說的是閩南語，我們聽不懂，導遊劉先生翻譯給我們聽，才知道他從小生活在日據時代，上學學的是日語，因家窮困，學幾年就輟學了。他能講閩南語，但閱讀只能看簡單的日文書。他的幾位叔叔都曾因被徵召，參與日軍的活動，後來的生活受很大的影響。幸好，在他十五歲時日本戰敗了。但因為從小受的是日本教育，所以在電影與音樂上，對他影響很大，經常不自覺地唱出不少包括日本民謠在內的歌曲，而日本演歌中那種抒發愁悶情緒的內容，更常使他曲不離口。一個從小學了幾年日語的農村人，在國民政府來台恢復使用漢文後，其閱讀能力堪稱文盲。其生存得格外艱難，我在心裡默默揣摩著，卻不一定真的能理解，他內心那種滄桑之變的感受。

身份變化時，這種內心煎熬與壓抑，哪是語言能形容得出來的？也許只能意會不能言傳。對他來說，在現實身份上出現的認同焦慮，連情感歸屬上，都會不時出現某種難以釋懷的糾結。就像那裡的很多人的祖父一樣，他們出生時是清朝人，不久成了“日本皇民”，五十年後自己又成了中國人。沒經歷過不得已的身份變化的人，很難體會身份撕裂與認同感焦慮，給自己帶來的諸般心理創傷與生活的不便。

在結束臺灣之行的回程中，導遊劉先生在分手的時候，說道：“三四百年前來這兒的漢人，後代本質上也是外省人，但現在是老蔣時代過來居住的人被說成是外省人，其實這是一種民粹的嘲弄。”

我想起我們在臺北西門町遊覽的時候，滿眼可見的燈紅酒綠、繁華非常的景象，大街上，大多是看上去高中生一般的年輕人，他們有唱著各種歌的，也有插五星紅旗的，但路人只不過是匆匆而過。聽著商鋪的喇叭裡播放的羅大佑《亞細亞的孤兒》，就想起臺灣的一個學者蔣勳，他曾經寫過《致東南亞難民》一書，我能理解他們內心的“一百年漂泊”的狀態與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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