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壢事件有許信良「背信參選」的一面，中壢事件還有陳婉真「溫婉棄選」的一面，我親歷其境，甚而參與其事，見證了許信良是否背信，以及看似火爆的陳婉真重情重義的本性。歷史的巨輪推動著他們，不同的個性和際遇決定了他們在1977年的角色，也影響了他們的未來人生與台灣歷史。讓我告訴你一些埋藏許久的故事。
作者/周天瑞口述
訪問/陳儀深（國史館館長）、許瑞浩、羅國儲、陳昶安
記錄整理/陳昶安、葉惠芬
作者的話》
國史館近日出版口述歷史「中壢事件相關人物訪談錄」，由於「中壢事件」當時，我是《中國時報》的採訪主任，因此在16位受訪者之列。
訪談過程中，主訪的國史館長陳儀深及其訪員，從每個受訪者的出身背景及成長歷程談起，並且以全紀錄的方式發表，而非單獨聚焦於事件本身。這樣做的原因大概是基於國史館定位於史料蒐集，俾便日後的史料運用者，充分看見脈絡、背景及因由，作為探知史事全貌之基礎。
正因如此，訪談全文長約兩萬五千餘字，無形中成了我個人在33歲以前以及新聞工作最初9年(1971~1980）的生涯筆記，可暫時權充我的一部份回憶錄。說來《周天瑞水過雲飛話今昔》專欄已多時未續新稿，新年伊始，不如以此口述訪談補上，與您聊聊往事，並祝您新年好，望請笑納。
（全文取自國史館「中壢事件相關人物訪談錄」，小標與圖片為《優傳媒》所加。）
1977年11月，有五項地方公職人員的重要選舉：縣市長、縣市議員、臺灣省議員、臺北市議員、鄉鎮市長的改選。當時李煥擔任國民黨組工會主任，他的愛將許信良曾因中山獎學金留學英國，並與張俊宏合寫「台灣社會力的分析」，深受李煥的賞識，四年前提名他參選省議員而獲當選，是一顆閃亮的政治明星。
講到陳婉真，她晚我兩年，從師範大學社教系新聞組畢業以後，她的老師歐陽醇推薦她到時報來，採訪臺北市府會新聞。順帶一提，我認識我太太也是因為她的無心插柳，她們是同班同學，兩人交情非常好。陳婉真個性爽朗，很會喝酒，許多男生喝不過她。
之後她被調去省議會採訪，因而認識許信良。因為許信良口才佳、有頭腦、有人格魅力，很受陳婉真仰慕。他們合寫了一本書——《風雨之聲》(如下圖)，由陳婉真執筆，很多取材來自於許信良和黨外的省議員。黨外的省議員比較沒有包袱，具批判精神，書中反映出當時國民黨省黨部的落伍保守、老大顢頇。書中也將省議員做了分類，並一一加以解構、批判，令他們國民黨籍的省議會同僚十分不堪。
余紀忠因何為陳婉真參選困擾？》
《風雨之聲》在當時可說是一本突破言論禁忌的書，出版之後吹皺一池春水，引發強烈反彈。國民黨臺灣省黨部主任委員梁永章，屢次呈請國民黨組工會開除許信良黨籍，李煥沒有處理，但壓力不小。接下來就要提名縣市長、省議員等的參選人了，許信良有意競選桃園縣長，提不提他？以及，陳婉真因採訪省議會，獲得許多政治薰陶，受到許信良引導，也有意代表彰化縣參選省議員，提不提她？
有一天余先生告訴我，最近李煥來家裡跟他提到，黨可能不會再提名許信良，並且首度透露，黨為了維持紀律，這回可能祭出殺手鐗：違紀競選者，一律開除黨籍！余先生問他：陳婉真會獲提名嗎？當然不會，因為陳婉真跟許信良無法切割。因此余先生問我：如果婉真執意要選，怎麼辦？他顯得很頭痛。我明白，陳婉真若因違紀競選而被開除黨籍，時報要如何對待，還的確不好辦。李煥特別跑來，其實無非就是來向余老闆打招呼的！難道屆時余紀忠要為配合黨部，開革一個記者嗎？報社必定左右為難。說起來我曾是她的主管，只因她已調跑省議會，改隸地方通訊組，不在採訪組的職掌範圍，但畢竟她是採訪組推派出去的人，於公於私不能說沒有牽連，我都不能置身事外。
余先生在大陸時期當過蔣經國的政治部主任，與一直追隨蔣的李煥也有過同事之誼，儘管此時應還不是國民黨的中央常委，以及向來以捍衛言論的獨立自主權為追求，但在黨的重大政策上，還是要念茲在茲，思索兼顧的良策。
我建議李煥軟性處理許信良的參選》
我想再把事情搞搞清楚，並且看看是否能相機進言，取得轉圜。於是有一天我去找李煥，約在延平南路實踐堂的辦公室見面，他還兼陽明山革命實踐研究院（黨校）主任，這裡是革實院主任在台北的辦公室。我跑過黨政，當然跟李煥熟識。見面後我提出三個想法向李煥進行試探：
（一）基於許信良曾因中山獎學金奉派出國深造，是國民黨重點栽培的人才，國民黨為示大度，對「風雨之聲」一事不計前嫌，仍本一貫栽培之意，提名許信良參選桃園縣長。
（二）或者，為避開眼前的紛擾，請許信良放棄這次選舉，國民黨提名他明年參選立法委員。
（三）再或者，許信良不參選，但為國舉才，推薦他屬意的桃園縣長人選；若獲得提名，他願參與輔選。
我之所以提出這些想法，是因我注意到了人心與社會趨勢，國民黨若不寬容以待，討不到便宜；而若以這樣因勢利導的方法處理，可避免衝突升高，也可顯示十一全以後國民黨的新氣度、新氣象，是迥異於祭出殺手鐗的路數。倘使如此，則陳婉真的難題便亦可迎刃而解。
由於李煥做的是組織工作，他的機要秘書洪禮卿(右)為人謙和有禮，但口風甚緊，向他打探消息必須旁敲側擊、察言觀色，還要看得懂肢體語言。許信良和我都必須透過他才能見到李煥。
李煥和許信良的各說各話》
李煥仔細聽完後跟我說：「你的想法固然很好，可是有些事情你有所不知。」於是李煥向我一一道來。他說，許信良曾經帶著吳仁輔（按，許信良的哥兒們，後來任競選總幹事）來看他，當下李煥就告訴許信良，他這邊面臨強大壓力，以及黨部已經多次提出要把許信良開除黨籍，他都設法抵擋掉了。所以要求許信良委屈一下，避開這個浪頭，以後會給他別的機會。我問李煥，許信良如何回應？李煥答：他一口答應，當時許信良說：「過去受過主任提拔，現在又這樣跟我說明情況，的確很謝謝主任為我承擔很多，我沒有什麼要求，那就放棄！」李煥說，他們臨走之前，又問了他：「真的不選了？」「不要提個什麼人選嗎？」「還有什麼想法，希望怎麼樣？」他回答：「不選了，一切由主任做主！」最後李煥說：「很乾脆啊！那就好。你如果有什麼改變的話，一定要讓我知道。」李煥的意思就是，他要掌握狀況，不要演變成一個大意外，擔待不起！
沒想到有一天，李煥從山上下來，回到黨部，即刻被秘書長張寶樹叫進辦公室，劈頭就是：「錫俊兄，你知道嗎？許信良登記啦！」（李煥字錫俊）意思是，你不是說他不選了嗎？怎麼竟然在狀況外？被人家耍了都不知道！使他非常難堪。李煥說：「我們這把年紀了，被上頭的人這麼講，簡直比被打了一巴掌還難過。許信良這樣背棄信諾，我還能再幫他說話嗎？」李煥說得似乎滿有道理，的確，從李煥這方面看，許信良實在過分。原本一口答應，也承諾得很乾脆的事，卻沒遵守。最後還講都不講就去登記參選，搞得他裡外不是人。事已至此，許、陳的事恐怕都難轉圜了。
但記者不能光聽一面之詞，我當然找許信良、吳仁輔問，是不是這麼回事？許信良說：「你也有所不知。我是答應了錫公，我是不好改變；可是來自地方的壓力也真是大到不行！」地方上一直要求：至少先登記再說，因此「連登記都不登記，行嗎？」「只是先登記總可以吧！」「至少有些交代吧！連登記都不做，怎麼交代呢？」許信良說，他想想也對。
於是就拖到登記的最後一天的一大早，許信良拉著吳仁輔到李煥四維路的家裡請見，李家人說李煥已經出門了；轉往黨部，情況也是一樣。他倆就等著，等到過了中午都求見無門，就趕去桃園辦登記了。許信良認為，我們是要去向李煥報告的，但是他就是沒理會我們！聽起來，許信良說的，也合情入理。
李煥難抵黨內壓力，不能因勢利導提名許信良；許信良聲稱選民壓力，其實參選主意已定。
我對這段內幕的研判》
究竟怎麼回事呢？我的判斷是，李煥是明知許信良來找他，而故意不見。他當然知道許的來意，他也當然不能答應，便索性不見，迫使許在沒有向他報備的情況下，保持不選的承諾。但在許信良來說，不管出於甚麼原因，反正他就是選定了，他來看李煥，是基於情面，向他報備，不是來請示的。等了一個上午已是仁至義盡，但李煥不見，怪不得他。總之，搞政治的各有各的盤算，局外人終究顯得天真浪漫。
一切都不可逆，事情便如後來發展的那樣。
陳婉真棄選的全盤經過》
而我還得回應老闆有關陳婉真的事怎麼辦的問題。我想不出甚麼好法子，只好跟余先生提議是否約陳婉真見面談談再說。意思是，這件事要勸也得由他老人家親自出馬，我是做不來的。余先生一口答應，我就帶了陳婉真一同到余先生家裡，在他書房的沙發上坐定。余先生很厲害，訴諸溫情。他對陳婉真說：「妳來報社這些年表現得很好，我們也都對妳很欣賞，當然有一些對妳囉囉嗦嗦的話我們也聽過，都沒當一回事，都不放在心上。」意思是對她很寬宏，不但工作上給予她表現的機會，也從沒有因一些蜚短流長給過她干擾。又說：「當然我知道妳有妳的想法，我也很理解你們年輕人。」最後說：「妳有什麼事情，就告訴天瑞，他一定會轉告給我。」從頭到尾沒提到選舉一事，更壓根兒沒要她不選，好像完全沒這回事，陳婉真也一句話都沒說。待余先生勗勉一番，我們就辭了出來。到了門外，她看看我，囁嚅著說：「不能不選，我還是要選。」
當天晚上，余先生來到編輯部問我陳婉真的反應，我回答：她說還是要選。余先生卻篤定地說：「放心！不出一個禮拜她就會跟你打電話。」第二天中午，我正準備跨出家門赴約，乍聞電話響起，正是婉真來電，她說：「主任啊，我昨天一個晚上沒有好睡，輾轉反側，一夜難眠。」我問她怎麼啦？她說：「想來想去，之所以今天能夠有參選省議員的條件，也是因在時報工作的緣故。所以對余先生，我也要感念啊，不好給他困擾啊。」我說：那就對啦！又問她：現在怎麼想？她說會再思考一下怎麼辦？我約她下午兩點半在希爾頓飯店（現凱薩飯店）二樓咖啡廳見面，一起商量。
見了面我先問她關於選舉的情況，她說：「彰化那邊都不好交代啊。家鄉的人他們要我選，心情很強烈啊。他們抱很大的期望，願意支持我到底，不會讓我退的啊。我怎麼辦呢？」我問她：「你有沒有想退的念頭？若沒有退的念頭，我們就不談。」我強調，不想耽誤她，也不想勉強她，她有絕對的權利和自由參選。但如果她想退出，我們就來想個退的方法。又問她：「有沒有想過怎麼退？」她說：「我有在一家公司掛顧問的名義，可以用商務簽證的方式出國。」我問她：「想去哪？」她說：「去日本。」那時還沒有觀光簽證，她會想到用商務簽證出國，顯然已經具體思考要避開選舉了。
我說：「日本這麼近，又沒有一定的事情要忙，很容易又會把妳叫回來，妳還是躲不過，真的要躲就躲遠一點，恐怕去美國比較好。」她很認同，問我有什麼辦法？我想了想，突然靈機一動，想到暑期在美國有好幾項棒球賽事要舉行，台灣都會派隊參加。老實說，棒球賽原先很熱門，過去還專程從國內派記者去現場採訪，漸漸有一點退燒；加以兩地有時差，比賽時間多半在台北的晚間，只消在台北看完電視轉播就可以發稿了。所以報社稍早已決定今年不派訪，把記者的採訪申請統統退了件，不花這筆錢了。但是如今為了這件事，倒可以拿來一用：派陳婉真赴美採訪！畢竟她還是中國時報的人，一路有任務在身，沒辦法回來。這樣告訴鄉親，也比較有底氣。她聽了眼睛一亮，簡直太美妙了：「可能嗎？」我告訴她：「我跟余先生說，試試看。」陳婉真很感謝這個方法。我心裡想，那些被我退了件的同事，可不知道要怎麼罵我了（後來不只是罵我，小報告打到警總。偏袒算個甚麼，上綱上線到護航台獨才叫厲害）。
余先生一聽就拍了板。我提醒余先生：「這要花不少錢喔。」他說，「花錢就花錢！」接下來幫著趕辦出國手續，幾天後就上了飛機，許信良特別來松山機場（那時還沒有桃園機場）送行，笑盈盈地跟我說：「這樣安排最好了！其實她也不合適選，我又不能叫她退。……」他很感謝我，並未怪我從中搞破壞。事實上，我也沒有搞破壞，那是陳婉真自己做的決定。
臨上飛機前，我特別拜託她兩點：「第一、一定要回來，可不能跳機，不然我對大家不好交代，也會影響到日後派記者出國採訪；第二、海外眼線多，言行、活動要多加小心，免得報社困擾。」我想到江春男（司馬文武）那年出國，曾因參加臺獨遊行，被打小報告的事，余先生受到有關方面關切，還找我去問話。我對余先生說，春男絕不是政治運動型、愛惹事的熱情分子，不可能跟著搖旗吶喊，充其量不過是去看熱鬧罷了，抵擋了過去。
脫黨者都當選，國民黨大敗》
11月19日投票，20日是星期天，中午在辦公室接到陳婉真從洛杉磯打來的電話。那時候訊息傳遞很不發達，她完全不知道國內發生了什麼事，連誰當選都不知道。問我：「許信良當選了沒有？」我告訴她，當選了。她又問：「邱連輝當選沒有？」也當選了。再問：「蘇南成當選沒有？」一樣當選了。她相當吃驚，發現所有脫黨競選的人都當選了，就說：「如果我選，是不是也當選？」我說：「妳絕對當選。」
的確，脫黨競選的候選人不論縣市長、省議員幾乎全部都當選了。選前李煥因「風雨之聲」的事，承受了很大的壓力，被認為是他縱容袒護的結果，甚至連許信良「背信參選」，他被倒打一耙的糗事都能發生，組織工作與人才培植窘態畢露，使他在黨內決策圈顏面與威信盡失。最後只好順應保守醬缸，說不定「違紀者除籍」這個政策還是出於他的主意，以示「子弟兵造反，我自己殺！」的絕招，來扳回頹勢，結果適得其反。這個十一全之後的首次選舉，不僅不見新氣象，甚至昧於形勢，開錯藥方，從李煥的處境和心態可知國民黨的改革杳不可期。不等來日事多，選舉當天就發生了中壢事件！
「國民黨會作票！」是許信良選戰的主訴求，透過徹底的耳語，動員選民密切監票。投票當天，群眾指控投票所作票，包圍警察局，釀成事件，開啟日後台灣「街頭運動」的序幕。
中壢事件的成因與背景》
中壢事件就是在前述的政治氛圍下，形成的一個緊張狀態。以在野或說「準在野」的省議會為代表的這幾個人，挑起了本已蓄勢待發的騷動，而國民黨中央對「風雨之聲」後的肆應，缺少戰略高度，更乏政治智慧和眼光，反在內部的路線矛盾中祭出黨紀。雙方為求勝選，無不劍拔弩張，堅壁清野。在野方力抗國民黨為謀勝選而作票，乃強烈鼓動選民嚴密監督，幾乎形成澎湃的選民運動（即，耳語運動），終而在最激烈的桃園縣長選舉中爆發衝突。
最緊繃的地方就是中壢，由於媒體受國民黨控制，許信良的助選團隊早早就以耳語的方式，傳播對國民黨不利的消息，當然也包括謠言，形成鋪天蓋地的文宣效果。投票當天更直指某個投票所作票，造成群眾蜂湧聚集，包圍、搗毀、火燒警局，以致產生了中壢的選舉糾紛，甚至「暴動」，從下午延燒到深夜。這是台灣第一次街頭運動，是一個具有強烈衝擊性的事件。事發當時許信良已回到台北，不在現場，所以我們後來消遣他：火是他點的，但是火燒起來了，他卻跑了！
王昇是政戰系統的掌門人，是蔣經國「另一手」的執行者，因工作需要，形象自然顯得保守。他有句名言 : 「當民主出了問題的時候，要用更民主去解決」，常使人摸不清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
預言「李主任換（煥），王主任升（昇）」》
在當時報紙的新聞分工上，那是所謂地方新聞，不在採訪組的職責範圍，我們並不直接處理台北以外的地方選舉新聞，所以不管林正杰也好，張富忠也好，儘管他們在桃園選戰打得多麼精采激烈，乃至中壢事件如何沸沸揚揚，採訪組只有在旁邊看熱鬧的份。正因為冷眼旁觀，當晚我就以我的政治敏感，對同事們脫口說了一句：「從今以後 ，李主任換（煥），王主任升（昇）！」預見了國民黨開明（負責組織發展的人）與保守（監控思想意識的人）力量的易位，這句話很快就風傳各方，並在「後中壢事件時代」的政治光譜上獲得印證 (按，即刻的效應就是李煥下台，其後轉往中視、籌辦中山大學；而王昇領導的政戰系統益趨活躍，言論環境明顯緊縮。後話不表。)其出處正在於此。
（五之四）
水深不妨流水過 山高豈礙白雲飛
一一南宋道川禪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