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如願進了《中國時報》，從1971年11月22日起成為要聞記者，每天在這張桌子上振筆疾書，不知寫了多少字。
作者/周天瑞口述
訪問/陳儀深（國史館館長）、許瑞浩、羅國儲、陳昶安
記錄整理/陳昶安、葉惠芬
作者的話》
國史館近日出版口述歷史「中壢事件相關人物訪談錄」，由於「中壢事件」當時，我是《中國時報》的採訪主任，因此在16位受訪者之列。
訪談過程中，主訪的國史館長陳儀深及其訪員，從每個受訪者的出身背景及成長歷程談起，並且以全紀錄的方式發表，而非單獨聚焦於事件本身。這樣做的原因大概是基於國史館定位於史料蒐集，俾便日後的史料運用者，充分看見脈絡、背景及因由，作為探知史事全貌之基礎。
正因如此，訪談全文長約兩萬五千餘字，無形中成了我個人在33歲以前以及新聞工作最初9年(1971~1980）的生涯筆記，可暫時權充我的一部份回憶錄。說來《周天瑞水過雲飛話今昔》專欄已多時未續新稿，新年伊始，不如以此口述訪談補上，與您聊聊往事，並祝您新年好，望請笑納。
（全文取自國史館「中壢事件相關人物訪談錄」，小標與圖片為《優傳媒》所加。)
「毛遂自薦」如願以償》
正當苦於不得其門而入的時候，不知哪來的靈感，想起了毛遂自薦的故事。於是就鼓起勇氣寫了一封信給余紀忠先生，表示有興趣參與新聞工作，並附上幾篇作品。沒想到馬上被余先生接見，面談之後，就輕而易舉地進了《中國時報》。我希望到採訪組當記者，但因採訪主任比較有個性，不太喜歡余先生直接交下人馬，余先生就先把我放在編輯組，他告訴我：「採訪組現在沒缺，你先到編輯台，也好看看編輯台的作業情況。」我在編輯台待了三個月，跟著一些年紀非常大的老前輩學習。編輯台這段經驗，使我提前知道了編輯老爺對記者們的評價和看法，非常有用。
1971年11月22日，我正式開始當記者。在這之前，採訪主任張屏峰先生約見了我，他說：「聽說你來了一段時間，也知道你是臺大的優秀人才，我們早就想借重你。」又很客氣地說：「歡迎你加入採訪組，但想請問你，你有沒有特別希望採訪什麼樣的新聞？」我心裡屬意的是政治新聞路線，最好能跑國會或外交，這可都是主線，需有相當資歷和表現的人才有資格，我再愣頭愣腦也不好自己開口。於是我說：「我沒有一定的主張，完全看報社用人的需要。」他說：「這樣好了，也不是考你，我出三個題目，不教你怎麼做，你自己想辦法做，寫成報導也好，專欄也好。寫完給我，再來決定路線。你看好不好？」他出的三個題目是：第一、「國民大會第五次會議的重大任務」。第二、「如何充實中央民意機構？」。第三、「如何突破當前的外交困境？」。
採訪主任張屏峰先生是我最信服的長官，面冷心熱，是非分明。他帶領我踏上要聞採訪之路，後來卻因我而受到人事衝擊，以為出自我的暗中算計。在我遠走他鄉多年後他才知道，其實我反而因極力護他而開罪老闆，為了這天大的誤會，他竟正式向我道歉。一位真正的君子人 !
從外事切入，為國大暖身》
這三個題目都屬於政治類，且與國會和外交有關，竟然跟我心裡想的一模一樣。重要的是，這些無不是攸關國家走向的大題目，報社難道要把這麼重要的大事交給我嗎？不免有些忐忑。接令之後，便即刻開始籌劃回答這三個題目，先交了兩篇，在第三篇還沒交的時候，採訪主任叫我明天正式上路。明天是11月22日，一一二二，數一數二，好記，好兆頭！此後就開始了我在《中國時報》的新聞生涯。
畢竟是新人，報社並未即刻給我太重的採訪路線，何況比較大的各個採訪線都已經有人負責。採訪主任交給我的任務是：第一、國民大會明年初春開議，要我先去接觸國大代表（那時有1300多人），從認識這些人開始，進一步認識國民大會的功能（後來證明，這是他非常有遠見的安排）；第二、外交部的外圍單位，包括世亞盟（世界反共聯盟、亞洲太平洋自由民主聯盟）、救總（大陸災胞救濟總會）、僑委會等這些外交部的外圍機構。這兩個路線，既有政治部分，也有外交部分，要我先從周邊開始進行新聞採訪工作。
第一天專訪了來臺訪問的日本勝共聯盟（國際勝共連合）主席久保木修己。他是世盟邀來的客人，通知我們去採訪。當時《聯合報》派的是陳祖華兄，《聯合報》的大牌資深記者，差不多大我十歲以上。訪談之後我回去就寫了一篇邊欄，第二天在第二版刊出。世盟的新聞聯繫人唐子維先生故意刺激陳祖華說：「祖華，你看看，人家剛剛上路就寫了一篇大文章，以後你們可要小心了！」上崗第一天，就讓人眼睛一亮。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表現亮眼，名字頻頻見報》
當時記者寫新聞通常就是「本報訊」，沒有記者名字；但是寫邊欄或方塊，就可以署名。我通常在不署名的新聞稿發完後，總有一些分析或觀察性的材料，經採訪主任認為有價值，就可寫成邊欄，便會以「本報記者周天瑞特稿」或「本報記者周天瑞專訪」的方式登出來。結果，我三天兩頭（甚至往往連續幾天）就會有一篇邊欄見報，產量高得令人傻眼，這對於記者打開知名度很有幫助。沒有多久，交通記者離職，報社便將交通線交給我。11月開始跑新聞，12月就接下交通線。交通部是重點部會，涉及很多相關的機構，同時還兼跑木柵的考試院，以及繼續接觸國大。
我不是一個只會把人家的新聞資料拿來抄抄寫寫，發「本報訊」的人，我也不是一個為出風頭愛寫專欄的人。我能很快受人注意的原因是，跑新聞非常勤奮迅速，很有衝勁，相當具有敏銳度，會自己找題目，能在採訪中看到特別的角度，並且有很好的表達力。
1972年2月20日至3月25日召開國民大會，是六年一次的重頭戲，報社可以派兩名文字記者採訪。原來跑國會線的記者是當然人選，另一個人選是誰便很受矚目，對這種重要露出的採訪機會，每個政治新聞組的記者都會有所期待。這一回大家早已經看出了苗頭，除我之外應不作第二人想。答案揭曉，果然由周天瑞入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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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躍於國大採訪之餘，偷閒在議場(陽明山中山樓)外與國大會務主管(抱歉，名字不記得了，哪位能告訴我 ? )合影留念。
經營國大有成，接下國會新聞重任》
國民大會開會期間，主跑的郭人傑兄負責「新聞索隱」方塊，側重從議題看國大。我負責寫「國大側記」，那種一則一則集起來的邊欄，如果寫得不好，很容易流於亂七八糟的花絮。我不想變成這樣，就從探討國民大會的歷史開始，講他們以前的故事，進一步探討一些現象，這是很多人原先不知道的。藉著一篇篇的國大側記，我把似乎不是很主要的議題處理得很熱鬧，很有可讀性。慢慢到進入正式議程的時候，我還從議題上去側寫他們開會前前後後、裡裡外外的情況，以及學者專家的反應。包括從議題討論當中看出什麼微妙，從中做些比較深入的觀察。比主跑的內容還豐富。
因為我在國民大會開會前後跑得很勤，跟國大代表有了頻繁接觸，又加以做足功課，國大代表各種派系、小團體上上下下那麼多人，我都熟得不得了，他們看我就是個有出息的年輕人，很喜歡和我來往，因此交了不少「老」朋友。我的外公就是國大代表，但是我從沒找他問過一個消息。他看了我寫的東西，經常鼓勵我：「瀋陽呀，你怎麼知道那麼多事情啊？」（我在瀋陽出生，長輩都喚我瀋陽）我的表現讓他覺得很有面子。我從不向他問東問西，一來不要讓他為難，二來走內線不是真本事，三來我廣布的消息來源告訴我的材料還寫不完哩。
國民大會一個月的會期，真正討論議題的時間並不多，因此要每天晚上寫一篇「國大側記」，還真要花不少心思。當時在國民大會上，有許多學校提供的大學生來為國代服務，東吳、輔大、文化都有，大都是政治系的學生，我跟他們也混得很熟。他們告訴我：「我們老師說《中國時報》的「國大側記」，你們一定要好好讀，很有內容。」可見我把國大的專欄經營得有聲有色。
國大採訪，碰觸禁忌初體驗》
有關中央民意機構改選或廢除國大的議題，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中是完全不能碰觸的，然而這個問題已逐漸浮現，政府也打算在當時的憲法「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中多藏一些玄機，已備日後運用，但是老國代堅壁清野、高度警覺，因此在國大議場暗流洶湧。這是很敏感的話題，在言論受到控制的當時環境，不容報紙有絲毫觸及與點破。但我難安於「無功能」，於是設法透過文字技巧，既能掌握分寸，又能帶出不能寫的東西。比如點到為止、意在言外、暗埋地雷等等，偷渡一些訊息、諷刺或批評，這就是所謂的「曲筆」，讓明眼人心領神會，看出蹊蹺，但又不直接對沖到禁忌。近代史泰斗沈雲龍教授（他也是國大代表）曾當面誇讚我「曲筆」寫得有功力。此外，我並首開風氣之先，時常拜訪林山田、胡佛、李鴻禧等憲法學者，借他們的口說自己想說的話，跟他們頻繁接觸；甚至後來引進他們在《中國時報》寫專欄，宣揚民主憲政思想和憲政主張，對民主改革有相當的影響。
國民大會是在陽明山中山樓開會，所以每天一大早搭車上山，傍晚散會趕回報社發稿。一個晚上要寫不少字，到了十一、二點下班回去倒頭就睡，第二天又一早起來，周而復始。這樣緊湊的生活，過了一個月。國民大會結束後，報社就把整個國會新聞線交給了我，扛起要聞大旗。
採訪國會新聞的感受》
這次國民大會除了行禮如儀，完成蔣介石、嚴家淦連任總統、副總統的選舉以外，最重要的是修訂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在老成凋謝而基於「法統」需要「國會不能全面改選」的情形下，增加國會名額，在新產生的立、監委、國大代表之前冠上「增額」二字，以達到充實中央民意機構的目的。於是，在我正式採訪國會一年後，第一次增額立法委員（約五十一位）開始進到立法院，其中有：康寧祥、蔡友土、黃澤青、謝深山、劉松藩、蕭天讚等人。那時還沒有王金平，他是1975年第二次的增額立委。
國會新聞路線是指立法院、監察院、國民大會這三個中央民意機構。國大每六年召開一次，平時基本沒事，但立、監兩院經常行使職權，尤其立法院，每天開的會不比今天少，而遠比今天認真。儘管不似現在有那麼多政黨矛盾，但國民黨內的派系較勁，立法院與行政院的意見衝突，乃至立委與黨中央（蔣介石）之間的相左，也都是經常發生的事。並且，由於國家所有的政策都要在立法院變成法律，立法過程就有許多值得關注的問題，用心的記者有取之不盡的題材可以學習和發揮，得到很大的成長。所以立法院是個政治大場域、新聞中心，是非常重要的採訪路線。但當時只由一個記者照顧整個立院新聞，倘遇監察院開會，還需兩頭奔忙，任務之重可想而知。
蔣經國在立法院做施政報告，有一天中午休會後，走到議場前面與國會記者們打招呼，臨時起意，就在議場台階上席地而坐，留下了這幅開心的畫面。
那時候《中國時報》、《聯合報》兩大報較勁得相當激烈，國會新聞尤其是主戲，我和我的對手顏文閂幾乎每天在比賽，一個晚上就要發出好幾千字、甚至上萬字的稿子，報紙的一、二、三版新聞經常由我們包辦，二、三版還要看我們作文比賽（邊欄）。比新聞鼻、比角度、比深度、比文筆，又要比處理技巧。白天採訪的時候，密切關注對方的動靜，第二天早上一打開報紙，首先看對手幹了什麼好事。偶爾偷閒一起去三重看場小電影，還得暗自提防對手明天的「報上見」。我常說，只有商人和記者真的天天在打仗，而記者更有著強烈的好勝心和榮譽感在其中，因為他們的名字會見報。我和對手相互競爭，也相互敬重。
老立委張子揚就是老國會時代的典範之一，「老賊」二字斷不會出自我口。
以我採訪國會的經驗，在那個所謂「老賊」（我採訪當時還沒有這個詞語）的時代，我深為不少老立、監委的見識和風骨所折服。他們有的很肯研究法案；有的總是為民請命；有的鉅細靡遺，字字推敲；有的犯顏直諫，堅持原則；有的儘管不敵權勢也要留下國會紀錄。他們力抗威權所表現的錚錚風骨，嘗令我感動落淚。他們不是庸碌之輩，對早年的國家政策和立法有相當大的貢獻，相信當年浸淫國會的人都從他們身上受益很多，包括曾與老立委共事的黃信介、康寧祥。我一直以為，將整個時代的荒唐、謬誤與錯亂，全盤歸咎於他們，乃至對他們極盡羞辱和摧殘之能事，絕非公道，這樣的做法，必不配蒙受祝福而得享永久之福澤。
（五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