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聖卡利斯多地下古墓的入口外貌。
作者/ 劉敦仁
我從年輕時就有進入旅遊界探險的慾望。
大學畢業後，在人浮於事的社會中，我居然找到了兩份工作。一是到淡水初中教英文，月薪新台幣160元；另一份工作是到台北的一家旅行社去當「導遊」。在我面試時，導遊經理誇耀這份行業是年輕人賺大錢的最佳機會。當時他給我的基本底薪是新台幣五十元，並告知當「導遊」的主要收入是來自遊客的「小費」，他鼓勵我勤奮工作，只要能讓旅客滿意，估計拋開底薪，每個月應該有千元的進帳。
思前想後，當「導遊」的收入竟然高出「教書匠」六、七倍之多，的確令人有難以抗拒的誘惑。但在剛出校門的「大學生」「高傲自大」的潛意識裡，對這份工作又產生莫名所以的排斥。我的邏輯是，固然收入豐厚，但拉下身份去迎合旅遊者的好惡，無異乎出賣自己的「尊嚴」。
淡水初中的教學工作，起因於當時的校長王克佐。王校長是我初中時代的國文老師，很器重我的國文根底，每次校際壁報競賽或校內作文比賽，他必定鼓勵我參加。大學畢業後我去答謝師恩，沒想到他提起正在物色一位英語老師來填補遺缺，問我是否有興趣接手，並且很羞澀地告訴我薪資很低。我意識到「教學相長」的益處，便欣然接受了恩師的再次「提攜」。雖然一周五天要起早趕火車去淡水教書，但在近一小時的火車途中可用來看書備課。
決定之後，我放棄了那份「薪資」豐厚的「導遊」工作，對每天辛勤的教書工作卻甘之如飴。而且下課之後，還能利用傍晚的空餘時間寫稿自勵，一直到我後來找到大學的「助教」工作才不捨地離開了王老師。
也許是命中注定，我後來竟與「旅遊」產生了不解之緣。因為有年輕時對「導遊」的偏見，而且在旅途中，多次有過與「導遊」交手的經歷，所以最怕參加旅遊團，聽導遊在唾沫四飛下表現的「天花亂墜」。不論在哪個五湖四海，他們的作風幾乎是從同一個模型中打造出來的，就差手裡拿根鞭子，將遊客從一地趕到另一地，在一切結束時，等待著「服務費」的犒賞。
為避免「導遊」的需求，我夫婦每到一地旅遊前，必定先做足功課，在抵達目的地後，即利用當地的交通工具，按圖索驥，進到歷史古蹟，欣賞著那些雕塑，壁畫，和精湛的建築遺跡，享受滿載而歸的愉悅。
有些國家嚴格規定，必須參加旅遊團，在當地導遊的「帶領」下，如同孩子般，跟著大人的衣襟後面亦步亦趨。這種情況，往往是付了費用，卻滿足不了期待的好奇。
在我的經歷中，有兩位導遊，給我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那是在五十多年前參觀羅馬地下古墓時留下的記憶。
羅馬的城郊周邊一共有近四十座地下古墓，承載著兩千年的歷史。其中一座最大也是歷史最悠久的，是位在阿比亞古道 (Via Appia Antica) 上的「聖卡利斯多地下古墓」(Catacumbe San Callixtus)。
「聖卡利斯多地下古墓」佔地面積約為十五公頃，共分五層，地下的通道如同蜘蛛網，總長度近二十公里，約有五十萬個墓穴遍佈其中。其重要性是因為裡面曾經安葬有好幾位教宗，著名的「教宗聖堂」(Cappella dei Papi) 仍完好無損地保存在古墓中。
現存在歷史檔案中的聖卡利斯多遺容。
聖卡里斯多的出生年代不詳，公元222年或223年殉難。他曾擔任過羅馬的主教，後升任為天主教教宗。因為當時的社會反宗教鬥爭極其激烈，他是被一些反宗教人士扔進井中而殉職的，安葬在「奧雷利亞古道」(Via Aurelia) 的另一座地下古墓中。地下古墓逐漸被荒蕪遺忘，直到九世紀，他的遺骸再度被發現，其後移至羅馬老區的「特拉斯德威列聖母瑪麗亞教堂」(Santa Maria Trastevere) 安息。
羅馬特拉斯德威列老區的《聖母瑪利亞》大教堂，廣場上是羅馬最古老的噴泉。
聖卡里斯多在擔任教宗之前，曾被安排擔任阿比亞古道公墓的總監，在他慘淡經營下，這座公墓逐步發展成規模宏大的地下古墓。為此教廷以他的聖名作為地下古墓的名稱。
1854年羅馬考古學家喬凡尼.巴迪斯塔.迪.羅西 (Giovanni Battista de Rossi 1822-1894) 發現了被湮沒的地下古墓後，在梵蒂岡積極的開發下聞名於世，成為到羅馬遊客必不可少的重要景點。
因為地下古墓內部的複雜地形，參觀者必須要有導遊帶著進入地下參觀。曾經有一位英國青年，就是因為入內參觀時離隊，從此未能生還。我在1964年第一次前往參觀時，注意到入口處站著好幾位傳教士，每人手中執著一塊告示，上面註明各種語言的標示。我選擇了英語，即跟隨那位傳教士和其他遊客開始進行參觀。
從交談中，得悉這位「導遊」是天主教「傳信大學」的教授，英語非常流利，也因為他的學術背景，給我留下一次終身難忘的記憶。從他的解說中了解到，地下古墓古老層的次序，與一般的概念向左，也就是，越接近地面的古墓越是古老，而他帶領我們下到最底下第五層時，那些墓穴的年代與我們越接近。原因很簡單，因為羅馬的地層多半是黏土。羅馬帝國時代的公墓土地用盡後，聰明的挖墓工人就向更深處挖掘，經過了近兩千年的挖掘，逐漸形成今天的規模。
因著這位教授的講解，令我在結束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後，在羅馬大學深造時，選擇了羅馬地下古墓，作為我研習的主題。遺憾的是我沒有留下這位可敬的「導遊教授」的確切姓名。
2013年10月，我偕同妻子到地中海島國賽普勒斯旅遊。因為要參觀一座歷史古蹟，而且地處郊外，勢必要參加當地組織的旅遊團，整團約十多位旅客。登上了旅遊巴士，司機是一位不惑之年的女士，兼作導遊。她先向遊客們簡略地介紹了自己，是瑞典人，自從來到賽普勒斯就愛上這個島國，於是選擇了導遊工作謀生。
她一面開車，一面先向遊客們簡單介紹整個小島，然後將即將前往參觀的古蹟為旅客們勾畫出一幅美麗的景色。車中有好幾位來自德國的旅客，司機交替使用英語及德語，滿足了全團的需要。
到達目的地後，她在每一個景點都不厭其詳地用兩種語言為旅客講解，細緻而深入，令我極為驚奇。在我的國際旅遊紀錄中，這是首次遇到這樣一位敬業而且有深度文化修養的「導遊」。在結束行程和她道別時，我特地向她要了一張名片，至今仍保留在我2013年的日記本中。她的全名是杜娜.特米絲托克洛斯 (Tuula Themistokleous) 。
賽普勒斯功底深厚的雙語導遊杜娜.特米斯托克洛斯的近影。
後來在我們的國際旅遊中，偶然因為特殊情況，不得不參加當地的旅遊團，但沒有一次令人滿意。每次結束參觀後，我必定會向妻子嘮叨：「真希望這些國家能培養出像賽普勒斯那樣傑出的雙語導遊。」
話說在去賽普勒斯之前，我們在以色列的海港城市海法 (Haifa) 停留一天，除了當地的歷史古蹟外，伊朗「巴哈伊」(Baha’I) 創建主的陵寢花園，是我和妻子選擇的主要參觀景點。來接我們的導遊是一位以色列中年女士，她上車後先向全車旅客道了早安，隨即命司機開車。我們興致沖沖地期待著到那聞名全球的宗教花園參觀，不料旅遊大巴在花園的旁邊經過時，竟快速地朝高速公路方向駛去。
位在以色列海法港，著名伊朗《巴哈伊》宗教創始人的聖殿花園，為當地吸引遊客的勝地。
我不解地問那位導遊為什麼沒有按照原先的計劃行走。她卻若無其事地回答道，由於時間太早，花園還沒有開門，所以臨時改變行程，到結束其他參觀後再回來參觀。下午四點左右，其他參觀結束，我仍抱著期待的心情準備到花園裡去拍幾張照片留作紀念。遺憾的是，旅遊大巴沒有選擇經過花園，而是將全體參觀者帶回原來出發的地方。
在遊客下車時，「導遊」站在車門口，期待「小費」的賞賜。因為隨意取消參觀點，我沒有給她小費，還當面責問為什麼將最重要的參觀景點取消？她神色不變地只聳聳肩，並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我分析，也許這裡面有一個貓膩，那就是她和司機串通不去，可以省下一筆可觀的門票費，至於這樣的節省是為圖利旅遊公司還是中飽私囊就不得而知了。令我困惑的是，全車的參觀者除了我夫婦之外，似乎早將這個重要的參觀景點拋諸腦後。
1986年我開始進軍旅遊行業，在十多年的經營過程中，除了對每個客人給予細緻的服務之外，特別注重公司裡「導遊」的素質培養。所以每次在旅遊團出發之前，我都要不厭其煩地向帶團的「導遊」交代清楚，絕對不允許有任何私心，特別是對旅客的「小費」期待。
為此對於每次出團的「導遊」，除了必須的交通及食宿安排之外，還特地支付他們一些額外的費用，滿足他們在旅途中的公私需求。
唯一我無法控制的就是旅客到達目的地後，當地的「導遊」素質及地勤工作的安排。在這方面，我必定顧慮周全。比如，在客人到達目的地時，萬一當地的「導遊」沒有準時接機，我建議他們最多等候半小時，然後自行搭乘出租車到預定的酒店入住。我會將這額外的費用退還給他們。
有一對年近古稀的加拿大夫婦，要我安排他們到中國去旅遊兩周，幾天後我接到他們從西安打來長途電話，告訴我當地的「導遊」沒有接機。我在電話上先加以安撫，建議他們會到加拿大後，給我打電話，我會將退款支票交給他們。
之後我依約開了一張150加元的支票給他們，兩位老人家的臉上露出慈祥的微笑，告訴我說，這是他們夫婦數十年來第一次收到旅行社因為不當而退款。正因這個細節，他們將往後的旅遊安排一概轉到我的旅行社。歸根結底，這就是「誠信」所帶來的鼓勵和信賴。
諸如此類的事情在我經營旅遊業期間，不知出現過多少次，雖然每次的方式及內容不盡相同，但結果一致，都能給予我旅行社員工無價的鼓舞和道德觀念的提升。
旅遊業中的「導遊」雖然是一個極其平凡的角色，卻可以在旅行社和旅客之間起到不可低估的橋樑作用，經過昇華，建立起「信賴」和「溝通」的美妙關係。
「新冠病毒」在全球肆虐兩年以來，各行各業受到致命的衝擊，旅遊業尤為突出，幾乎被壓垮了百分之九十。旅遊業復甦的首要之務，必須令旅客對旅遊產生絕對的安全感。尤其是航行在各大洋中的國際郵輪，直至目前為止，已經遭到數十億美元的虧損。參加國際郵輪出行的旅客絕大多數為古稀或花甲長者，他們因為健康理由，幾乎大多數因害怕而裹足不前。培養他們對郵輪的信心就是重中之重。
從今年的六月開始，各大郵輪公司冒險開始航行，試圖儘早恢復往昔的風光，因此使出「減價」，「贈送」甚至「免費」等絕招。這些做法吸引了一百六十萬旅客參加，但也給醫學界增加了一千七百多名「新冠病毒」感染者，形成對郵輪另一波的憂心。
當務之急是，凡有意為復甦旅遊業而努力的業內人士，可以選擇性地安排有組織的旅遊團，並加速培養有「開導」能力的「導遊」，在率團時善用其三寸不爛之舌，開導旅客如何在旅途中避免「病毒」的滋擾，並保護好自己的健康，以達到暢遊的目的。
在此步履維艱之時，「導遊」們的首要認知更不該是如何獲得旅客的「賞賜」，或是一心帶領團隊「購物」，方便自己從中分享「佣酬」；而是要充分展現其職業上的獨特性，竭誠協助其服務的旅行社，將旅遊逐步帶入佳境，增強參與者的信心和勇氣。要相信，一旦旅遊業恢復正常，應有的報酬必定隨之而來。
經歷了這番病毒肆虐，各行各業都在為改變作風而努力，旅遊業的「導遊」應當也不例外。這是一個旅遊業內的老兵，對全球「導遊」謙卑的進言，「導遊」的行為舉止，是改變旅遊業面貌的重要一環。
作者簡介
劉敦仁，出生於上海，幼年時隨父母遷居臺灣，在臺灣修畢大學後，負笈西班牙，專研西班牙文學及世界藝術史，後移居義大利，在梵蒂岡擔任大公會新聞辦公室中文組工作，工作結束後，入羅馬大學研習宗教考古，專題為羅馬的地下古墓。
1960年代曾任聯合報駐馬德里及羅馬特派員，撰寫歐洲文化藝術航訊，頗富盛名。 其後因工作需要，移居加拿大，先後在多倫多大學和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繼續西班牙文學研究，隨後在加拿大從事教學工作，並赴英國及上海等地講學逾14年。
1978年第一次作大陸之行，此行使他決定放棄教學工作，而轉為文化交流，進行美國、加拿大和大陸之間的教育和文化交流工作迄今。
2012年是中華民族建立共和百周年的一年， 他特地邀請了六十餘位辛亥先輩後裔執筆撰文， 並彙編成《民族魂》一書出版。近作外交耆宿劉師舜大使的傳記，是他費時十年的心血結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