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戰敗初期社會相當混亂，停留在神奈川縣的高座郡高座海軍工廠有8千多名台灣少年工，他們自己組成台灣省民自治會，向中華民國駐日大使館求助。這張卡片大小的高座台灣省民自治會員章，是在歷次訪問眾多台灣少年工中所未曾看過的，呂桶生把它珍藏保留，讓我們看到戰後滯日台灣人與中華民國的第一類接觸檔案。(圖/呂桶生提供，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翻拍，以下未註明均同。)
作者/陳婉真
1928年（昭和3年）出生的呂桶生，桃園蘆竹人。國民學校成績很好，可惜因為家貧無法升學，老師鼓勵他報考中學，卻因家裡無力支付學費，導致他筆試雖然通過，因考量學費無著，寫了一封「內心信（私密信函）」給老師，終究無緣進入中學，僅到桃園市武陵國民學校（今桃園國小）就讀高等科，畢業後在家種田維生。
「那時已經有很多前輩到南洋去參戰，剛開始日本的戰況很好，後期就沒辦法了，不時聽到沉船事件，老實說大家也很害怕。正好日本為了擴展航空軍備，無論陸軍及海軍都積極發展空軍部，海軍在台灣召募工員，薪水不錯，不必種田，又不用當兵，像我們小學高等科畢業的薪水是一天0.9円，中學畢業更高，1.05円一天。」呂桶生說。
高齡94歲的呂桶生經歷過戰亂與改朝換代，人生經驗豐富，思緒清晰 ，憶及人生的每個階段都能侃侃而談，提供了我們很多當年的寶貴故事。
那是日本海軍透過台灣總督府來台招募少年工的行動，總共有8千多人獲選，呂桶生是其中之一。他於昭和19年（1944年）3月底先到台南的「南開寮」受訓一星期，同時等候船期，接著全員被帶到高雄搭船。船名已經記不得了，但記得他們是沿著中國沿海開到朝鮮時曾經下船稍作休息後，再開往九州、四國。4月7日半夜到達，肚子很餓，愛國婦人會準備的餐點很好吃，船停在軍港，接著全員搭火車開往東京，再轉往神奈川縣高座郡的高座海軍工廠。
剛去時工廠只有宿舍區蓋好，他被分派住在406舍，宿舍是木造，連屋頂也是用木片搭蓋的。他記得每棟宿舍有12間寢室，每間約住4~6人，浴室是一大間房，有冷熱兩個大水槽，一次可以容幾百人同時洗澡。
呂桶生保留的當年高座海軍工廠少年工的宿舍照片。
他們去的時候正好碰上那一年冬天特別寒冷，最低溫達零下18度，水管要用草繩繞圈捆綁，以免因天冷而爆裂。那種天氣，鋼筆的墨水都結凍而寫不出字，而他們每人每年只配給兩雙襪子，帆布鞋更不耐寒，那麼辛苦的日子，不知不覺也熬過來了。
他到日本後使用的名字是「宮原正一」，職務是「治具工廠仕上員」，在日本停留至終戰第二年的昭和21年（1946年）2月初回台。經歷過戰爭、躲防空洞逃命、美軍占領，尤其對於戰後若干台灣人在日本的行為至今記憶猶新。
高座海軍工廠核發給台灣少年工的證書，防空要員的意思是少年工都是防空任務中很重要的人員，少年工們也以此相當自豪。
他曾經在躲警報中鞋子被掃射掃掉了，所幸回魂過來時發現雙腳還在；也曾在東京大空襲的3天後到東京出差，聞到滿街人肉腐臭的味道。
美國投下的兩顆原子彈是日本投降的重大關鍵，最初日本人也不知道原子彈是什麼東西，報紙形容它是「新型炸彈」，威力超強，傳言說投彈地區的人如果穿白衣還可以活命，穿黑衣就必死無疑。
1945年8月15日聽到日本天皇的「玉音放送」，很多日本人都哭了，身為台灣人的呂桶生說，多數台灣人和朝鮮人心中暗爽，而日本人的態度也丕變，台灣人一夕之間變成戰勝國（中華民國）國民。
日本時代的配給制度管制得很嚴格，呂桶生剛出發準備赴日，他在桃園老家的物資配給就被停掉了。(圖/陳婉真翻拍)
那一天，距工廠不遠的厚木機場整個晚上炮彈聲未曾停息，原因是軍方正在燒毁武器。高座廠這邊，廠方下令要少年工製作竹箭以備美軍登陸時防身之用，戰爭期間日本人稱美國人為「米畜（形容美國人為畜生）」，並宣傳說米畜占領後會強姦日本女性，因此女學校一律停課。
美軍首站登陸地點是厚木機場，因為雙方都深懷戒心，台灣少年工就被指派去擔任工友協助接待。呂桶生去了3天，每天工資是2~3円。
「美軍是開著大型運輸機降落的，我目睹他們開著十輪大卡車下飛機，幾乎人人都嚼著口香糖或抽著香菸，又看他們在草叢上放形狀奇怪的桶子，有人坐在上面，後來才知道那是美國人使用的沖水馬桶。」
「儘管日方不斷宣傳美軍會強姦婦女，但戰後生活困苦，很多日本女性淪為性工作者，報章雜誌還報導說，日本女性贊揚美國人很粗壯。」老先生談起這回事還笑得合不攏嘴。
等待船期回台灣的8千多名少年工這邊也是狀況連連，日本投降後不到兩個月就發現配給的食物不够，有些台灣囝仔開始去爭取，也有人「自力救濟」，到倉庫強搬米糧、到菜園搶收農民的菜。有些讀醫的台灣人到鄉下向農民買豬，也不管豬是管制類家畜，台灣人說是實驗室要作研究之用，等豬隻順利買到後再賣給私宰戶屠宰獲利。有人甚至圈地做起「黑市」（闇市やみいち）老大，因為日本人在黑市做生意會受到警方的關切，台灣人他們就不管了，導致很多日本人借台灣人的名義在黑市取得攤商的權限…，千奇百怪的問題不一而足。
日本戰敗後少年工們無事可做，大家相約到處觀光，這是呂桶生在江之島請攝影師拍攝的照片。
很多台灣少年工無所事事，到處搭火車遊玩。戰後的台灣人以戰勝國國民自居，根本不買車票，日方無可奈何，許多問題不斷爆發。前述的黑市、搶米等事件，少年工也有不少人參與其中，最後不得不動用到駐日美軍出面包圍宿舍區，少年工才稍稍收斂一點。
這事曾經被朝日新聞社報導，指責台灣人行為像土匪，引發在日台灣人的抗議，數千人包圍報社要求更正，否則將把報社燒掉，事件越演越烈，導致多人死傷的慘劇，那就是1946年7月震驚日本社會的「澀谷事件」。
呂桶生和高座同學們在寢室門口大合照。
好不容易等到1946年2月初，2千多名台灣少年工搭乘「阿拉伯丸」回台，剛下基隆港，看到以前兇巴巴的日本軍警已經沒有槍枝了，但穿戴還是很整潔，反倒是戰勝國的中國兵，連綁腿都不會綁。火車上皮椅被割破、車窗玻璃一片都不留，呂桶生看了不禁流眼淚。
他記得在日本時特地搭火車到東北看望國民學校的老師，老師提醒他戰後無論如何一定要再升學讀書，所幸國民政府來台時有一些公費制度，使他得以在台北工專繼續就讀5年，二二八事變時他正好在工專就讀，僥倖躲過一場可能的災難。
他並經由特考取得工業技師的執照，也曾任職於台灣鐵路局，任內剛好碰上台鐵火車由蒸氣機車頭改為柴油化階段，第一班柴油車從台北開到彰化速度很快，引起很大的轟動。有一首名為〈飛快車小姐〉的流行歌，飛快車就是指比照空姐服務的台鐵柴油化火車。
由於台鐵列車都要向國外購買，他的部門屬技術部門，購車時常有機會外派，然而，每次到諸如美國等先進國家，總是由外行的高層長官優先出國。只有一次，台鐵向世界銀行貸款購買貨櫃車，得標的是印度廠商，那時印度常有戰亂，台鐵長官無人願意前去，他只好硬著頭皮前往，所幸後來平安返回。但也讓他決定辭去公務員的鐵飯碗，自己開設日本等國際廠商來台設廠前，協助申辦專利商標的服務業，直到退休。
他的人生經驗相當豐富，也因而很少得空參加當年少年工伙伴們的聚會，但他保留很多早年的證件資料等，他兒子說，不久前才清掉一批古董級的資料。所幸我們及時前往採訪，見證了那一代前輩如何走過戰亂的精彩人生。
作者簡介
陳婉真，曾擔任《中國時報》記者、美國《美麗島週刊》創辦人、立法委員、國大代表、台灣產業文化觀光推展協會理事長、綠色台灣文教基金會執行長等職務。
她生於彰化縣，從小立志當新聞工作者，台灣師範大學畢業便後順利考進中國時報，仗義執言和使命必達、務實求真的精神，讓她在新聞界以犀利觀點聞名。
她在戒嚴時期挑戰禁忌，即投入政治改革，因此成為黑牢裡的政治犯，但是無畏無懼的堅持理想，不論藍綠執政，從不向威權低頭。
現在是自由撰稿人，想記錄主流媒體忽略的真實台灣故事，挖掘更多因為政權更迭而被埋沒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