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強「老二」何春樹受訪時神情。（圖/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提供)
作者/陳婉真
無論是政界或企業界，一直很流行一種所謂的「老二哲學」，所謂的「老二」，含有相當程度的忍耐與沈潛的味道，甚或是某種程度的心機。
我所見過最強的老二，應屬來自台中的何春樹先生。
他從小在學校成績優異，堪稱班上老大；在職場也一樣，當過台中八信總經理及理事主席加起來共30年。然而，置身政治場域及民間社團時，他不但是最謙卑客氣的老二，也是最能凝聚向心力的老二。
他是已故前省議員何春木（1922－2017）的胞弟，原本和大哥何春木中間還有一個夭折的哥哥，以致在家中成了老二。他是重視家庭倫理、謹守兄友弟恭古訓的老二，兩兄弟在台中市開創黨外及民進黨的一片天。
老大何春木在黨外及民進黨創黨時期，幾乎所有重大抗爭，包括戒嚴時期第一次的「橋頭示威」，都全程參與。他也是全台灣唯一親身參與過兩次組黨──雷震組黨（「中國民主黨」）及民主進步黨成立的人，在那個年代，參與組黨都要有坐牢的心理準備。
延續台中黨外香火的重要人物何春木，年輕時曾任報社記者。圖為何春木文教基金會展出的何春木早年照片，及公論報1950年3月1日的報紙。那一天蔣中正宣示復行視事，並發表文告，內容為：
一、一年以來，共匪擅改國號，僭立政權，更與俄帝訂立偽約，出賣國家領土資源，同胞應奮起自救。
二、個人進退出處，一惟國民之公意是從。
三、望海內外愛國同胞精誠團結，務期掃除共匪，光復大陸。(圖/陳婉真翻拍)
他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1980年底監委選舉的事，當時的監察委員是由省議員投票產生，候選人為了取得勝利，紛紛向省議員買票，一票價值高達千萬。擔任省議員的何春木拒絕了其他候選人送到家門口的千萬元賄款，和周滄淵、邱連輝、傅文政、余陳月瑛等人分文未取，聯袂支持美麗島事件辯護律師尤清，不但讓尤清以5票當選，成為黨外唯一的一席「增額」監察委員，也打破國民黨一黨壟斷監委選舉的慣例。
1950年何春木29歲，就成為台中市議會最年輕的市議員。黨外時期為對抗國民黨政權，44年間，從市議員、市長到省議員選舉共參選13次，有7次當選、6次落選。擔任過3屆台灣省議員、4屆台中市議員。
尤其是每次的市長選舉，他明知勝選機率渺茫，卻絕不缺席；如遇有條件比他好的，他會全力支持，第八屆市長曾文坡（1977~1981）就是他力推出馬的。他不但維繫著台中市的「黨外」命脈，也讓選民知道，在國民黨之外還有選擇的空間。
何春木如果還健在，今（2021）年剛好100歲，何春木文教基金會分別在台北、台中舉辦「黨外的檜木－何春木」紀錄片發表記者會，及何春木先生百歲紀念特展。10月2日台中場開幕時，打算競選下屆台中市長的所有可能候選人全員到齊。台中市長盧秀燕還特別以全台語致詞，強調她公公與何春木過去在省議員任內雖不同黨，私下情誼不錯。可見得何家在台中政壇的重要性。而當年橋頭示威時載著爸爸去遊行的何敏誠，也從1994年開始擔任台中市議員迄今，是七連霸的老議員，次子何敏豪也曾擔任過國大代表及立法委員。
服務於金融界的何春樹為了幫助哥哥，也曾擔任將近10年的台中市議員，38歲那年因為服務選民途中發生車禍，左手截肢。
繼台灣高座會會長李雪峰之後，副會長何春樹也於2017年獲日本天皇頒贈旭日小綬章，表彰他們對於台日民間交流的貢獻。(圖/何春樹提供，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
何春樹從小讀書時也算是學霸級人物，每年都當級長（班長）（日本學制每年有三個學期，他是每年第一個學期的級長）。高等科二年級時，台灣總督府到各國民學校召募海軍工員，言明是半工半讀性質，到日本製造飛機（史稱「台灣少年工」），3年期滿結訓後授予工業學校同等學歷，並取得當時算是高科技的航空技師資格，每月薪資是25円。
何春樹說，他的父親何元在帝國製糖株式會社擔任鐵路工人，月給（月薪）30円就可以養活一家人，而少年工每月可以有25円的薪資，對家庭幫助極大，又可以到日本內地去學習技術，他和很多同齡學子一樣，毫不猶豫就去報考了。那年他1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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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叔叔何春樹的感召，及駐日大使謝長廷的鼓勵，何敏豪(後立)近年加入台灣高座會的運作，成為台日民間團體中極少數有二代參與的團體。(圖/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提供)
何春樹很順利考取了，他以父親的名字為姓，在日本時用的姓名是河元松雄。他在昭和18（1943）年7月1日報到，先到岡山受訓2個月，9月1日出發前往日本。為了躲避可能遭受到的攻擊，他們搭乘的4千噸貨輪從基隆出發，緊靠著中國沿海，駛經黃海，經由濟州島進入下關、門司，再進入瀨戶內海；中間在吳港休息了一夜，到了神戶才下船。原本4天3夜的行程就這樣蜿蜒前進，共費時13天才抵達。
他們一行再沿著大阪、京都、名古屋一路前行。在名古屋時，當地愛國婦人會準備壽司表示歡迎，一路都吃得不錯，不暈船的人至少都胖了兩公斤。
少年工到達神奈川縣的高座海軍工廠時，只有學員宿舍及初步訓練廠蓋好，其他都還只是一片空地，抵達後先接受2個月的基本訓練，每天都要拿著鐵鎚練習敲打，要不斷用力敲，幾乎每個人都不知有多少次敲到自己的手指頭，流血是常事。
接下來就是針對學員做適性檢查，再依檢查結果分配工作。整個工廠幾乎涵蓋各類職工，包括油漆、車床、鑽孔、組立、機械…，其中以機械工是學員們的第一志願首選，因為未來可以經營工廠，何春樹順利獲選為機械工。
何春樹的字工整漂亮，本文為他獲頒旭日小綬章時親自寫的挨拶（あいさつ）文(致謝詞) 。(圖/何春樹提供，陳婉真翻拍)
「我們到日本的第一年，剛好是日本近10年間最冷的一年，台灣人不習慣那麼冷的天氣，很多人手腳都凍傷了，加上物資缺乏，每天晚上蓋上分發的毛毯，只能說勉強可以保持溫暖。」何春樹說。
他後來被派到群馬縣的中島飛機工廠，為期1年，那是日本最大的飛機製造廠。群馬縣算是關東地區最北邊，那裡更冷，何春樹只能自嘲說，在日本兩年間，最辛苦最危險的日子也經歷過，享受也享受過了，只能這樣自我安慰。
1年後，他被派到東洋機械工具株式會社，那是政府徵召的純民營公司，公司在全國徵選50名機械工，何春樹去報考，也順利錄取。地點就在羽田機場附近，那是1945年4月間，結果碰到東京大空襲。
何春樹說，戰時美軍對東京的大轟炸是採分區進行，比較大規模的轟炸有5次。盟軍先針對選定轟炸的區域中心投下照明彈，接著開始在附近無差別的轟炸，針對日本木造房屋的特性，主要是投燒夷彈，美機在距離地面約2百米高度開始投下子母彈，也就是投一顆炸彈下來後，會散開成200顆的燒夷彈，同一時間200處開始燃燒。4月那次，何春樹他們工廠的鄰居也被炸起火，台灣囝仔趕緊幫忙利用幫浦抽水滅火，沒多久發現工廠的倉庫也著火，大家只能逃到附近的多摩川，以溪水把身體弄濕，並各自疏散，幸虧後來有狗帶路，大家才得以順利平安逃回。
由於工廠已經全部燒毁，少年工們幫忙收拾善後，5月初，高座海軍工廠派車把他們接回廠區。
「和一個多月後的橫濱大轟炸不一樣的是，東京是分區轟炸，橫濱則是一次出動5、6百架飛機，一個晚上就把橫濱炸得城市全毁。所幸那時我們已經回到高座海軍工廠，免去一場可能的死傷──戰爭實在太恐怖，我們一定要努力避免戰爭。」他說。
為了因應日益頻繁的空襲，高座海軍工廠後來在附近挖了很多「地下工廠」，事務班人員在樹下工作，機械班則全部移到地下，那段期間反而「涼涼」，因為物資缺乏，幾乎無事可做。
何春樹說，少年工依學歷高低薪資也有所不同，一般國小畢業薪水是每月18.5円，高等科以上25円，外派的部分另有津貼，每月約可多領2~3円，都存放在「寄金簿（儲金簿）」裡。戰後領取一筆1000円的資遣費，加上他自己儲蓄500円回台，剛好父親買房缺錢，那1500円就讓父親還清購屋費用。
「那真是花得有價值，還好那時還掉屋款，否則沒多久物價開始波動，到最後是四萬（舊台幣）換一元（新台幣），那才令人欲哭無淚。」何春樹說。
何春樹(右)在日本台灣交流協會接受贈勳。(圖/何春樹提供)
剛回台灣時，他隨哥哥何春木到和平日報工作，擔任日文版校對，卻因為二二八事件發生，報社被貼封條，有3個月的薪水無處請領。後來經由漢學老師的介紹，到剛成立的台中市第八信用合作社任職，時間超過半世紀，一路做到理事主席，八信後來因為陳水扁的金融機構整併政策，遭誠泰銀行併入，後又併入新光銀行。
台灣高座會在戒嚴時期是極度敏感的名詞，尤其少年工們是幫日本製造飛機打中國人，在白色恐怖時期更是罪加一等。直到解嚴後各地高座會成員開始定期集會，首次有全國性聚會是在1988年6月，在台中市全國大飯店舉行「台灣高座會第一屆全國聯誼大會」，由台中區會承辦。會中除正名改為「台灣留日高座聯誼會」，並追認李雪峰、何春樹為總會正副會長，當時會員多達3200人。
又是最強老二！何春樹30多年來擔任副會長期間，始終謹守分寸，絕不強出頭，也因此外界鮮少知道這位副會長的存在。但在台日高座會每年不間斷的交流過程，日本人看在眼裡，因而在2013年李雪峰會長獲日本政府頒旭日小綬章後，何春樹也於2017年獲得同樣的榮譽。這是台日民間交流團體中絕無僅有的殊榮。
這幾年有鑑於高座會成員老化速度極快，何春樹鼓勵並支持他的侄子何敏豪參與高座會的運作，希望和日本一樣，在台灣也能有高座成員的第二代傳承下去。何敏豪也樂意承擔，成立「台灣高座之友會」和第一代高座會共同運作，一時之間，這個全台最大的台日民間交流團體，再度展現超強的生命力與團結力。
在何敏豪(左三)的努力下，高座會員的第二代紛紛加入，成為台灣高座會的生力軍，他們努力讓高座精神薪火相傳。(圖/陳婉真攝)
何春樹這位超強老二，依舊保持一向低調卻又認真負責的作風。何敏豪說，叔叔這種為人處世的態度，令他深深敬重，也觸動他進一步認識日本教育的內涵，「我們的上一代因為接受日本教育，為台灣文化注入很多優質元素，我們要努力把這些好的元素找回來，這也是促使我決定承接高座之友會的重要因素。」何敏豪說。
看來台灣的哈日族只會增多，不會減少。
作者簡介
陳婉真，曾擔任《中國時報》記者、美國《美麗島週刊》創辦人、立法委員、國大代表、台灣產業文化觀光推展協會理事長、綠色台灣文教基金會執行長等職務。
她生於彰化縣，從小立志當新聞工作者，台灣師範大學畢業便後順利考進中國時報，仗義執言和使命必達、務實求真的精神，讓她在新聞界以犀利觀點聞名。
她在戒嚴時期挑戰禁忌，即投入政治改革，因此成為黑牢裡的政治犯，但是無畏無懼的堅持理想，不論藍綠執政，從不向威權低頭。
現在是自由撰稿人，想記錄主流媒體忽略的真實台灣故事，挖掘更多因為政權更迭而被埋沒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