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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運璿院長與舒茲國務卿的一段珍貴友誼/戴瑞明

台灣好報/ 2021.11.04 08:08
新聞圖片 戴瑞明(全球和平志工、退休大使)

被美國雷根總統生前視為肝膽相照的舒茲國務卿(見圖)於今(二0二一)年二月六日以百歲高齡逝世。美國新任國務卿布林肯立即公開讚揚他是美國外交界的傳奇人物。台海兩岸的外交部發言人也都先後發表悼唁。陸方讚揚舒茲在促進中美友好關係方面所作的貢獻;我方則對他畢生致力促進自由民主與世界和平的貢獻,表達崇高敬意及感念。

舒茲國務卿之所以贏得美國外交界敬重,廣受國際社會尊重,是因為他在擔任七年國務卿任內(一九八二~一九八九年)對美國外交所作重大貢獻。對內,他務實、低調的性格,是杜勒斯國務卿之後,以實力為後盾,把柔性外交主導冷戰時期國際關係發揮到淋漓盡致的傑出外交家。

對外,他輔佐反共的雷根總統改善與兩個世界上擁有核武的共黨國家關係, 降低緊張情勢,培養和解氣氛。首先是舒茲於一九八二年七月十六日就任國務卿之初,為了延續當時美國「聯中制蘇」政策以及符合雷根總統的反共立場,以高超的外交手段,與中共之間技巧地擱置了美國軍售台灣的棘手問題,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與中共完成談判美中第三個聯合公報 ──「八一七聯合公報」,即美國同意在中共承諾以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的原則下限制軍售台灣。接著,他又輔佐雷根總統掌握蘇聯戈巴契夫總統推動政治「重建」,經濟「開放」的契機,促成雷根總統於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八日親自與戈巴契夫總統在白宮簽署了 美蘇「中程飛彈條約」,開啟了東西冷戰和解之門。

就二十世紀國際政治發展而論,舒茲國務卿稱得上是一位真正結束冷戰的幕後推手,一位真誠促進世界和平的偉大政治家。

一九八二年五月間,雷根總統宣布任命時任美國貝泰(建築工程)集團總裁的舒茲(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繼海格國務卿為候任國務卿。由於我國推動十大基礎建設,諸如核能電廠等重大工程,借重舒茲總裁領導下的貝泰顧問公司之處甚多,與先後擔任經濟部長及行政院長的孫運璿建立了良好的友誼。舒茲於是年五月底美國參院任命聽證會開始之前,來我國訪問,會晤他的老友孫院長。有段秘辛,時隔近四十年,記憶猶新。

記得孫院長接獲舒茲來訪的訊息後,立即約見他的智囊行政院研究設計委員會主委魏鏞博士及正在邀集國內外學者為他撰擬重要講稿的筆者(時任行政院新聞局主管國際事務的副局長),指示我們儘速與學者專家先研究撰寫一份簡短的英文書面備忘錄,闡明我方對兩岸問題的看法與基本立場,以及我方對美方的期望,備供舒茲就任國務卿後助我並向雷根總統進言。

此時,正逢孫院長指示新聞局會同研設會,邀集國內外學者專家研擬他預定於一九八二年六月十日向「中美大陸問題研討會」與會學者發表的演講稿,針對中共接二連三透過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告台灣同胞書」,及一九八一年九月卅日「葉九條」要求我方和平談判國家統一的壓力,提出我方反制的方策。另方面,中共高層亦向雷根政府施壓,要求美方限縮軍售我方,我政府亟需提出合理的主張與論述。

距舒茲來訪,時間十分緊迫,幸好面對中共和談國家統一的強大壓力,學者們已取得初步研商結果,大致輪廓亦已顯現。其一為中共要求美方勿軍售我方,以免阻滯「台灣問題」的和平解決。我們希望美方瞭解中國的統一,問題不在我方,而在中共推行共產制度,台海兩岸人民生活方式不同,故應是「中國(大陸)問題」;其二是中國統一,陸方希望我方統一在以北京為中央政府的體制下,而我方期望統一在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義制度之下,雙方主張均一時不易為對方所接受。我方認為只有雙方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四個層面的差距縮小時,國家統一的時機才會成熟;其三,陸大台小,為達平行協商,台灣需向美方採購高性能軍機,以實力為後盾,才不致和談變成「迫降」。根據以上的看法,講稿的標題「中國問題與中國統一」業已取得共識,並已獲得孫院長原則同意。

舒茲此時來訪,孫院長認為正好趁機先當面向他說明我方對台海兩岸關係的看法與基本立場,以及我方對雷根政府的期望。這份英文備忘錄大要有三:
(一)盼望美方今後儘量少使用「台灣問題」的字眼,以免予人以我方製造問題之印象,而多用中性的「兩岸爭端」(CROSS-STRAIT DISPUTES)應由中國人自行和平解決這樣的用語,對我才比較公平。

(二)盼望美方瞭解,我方並非不願與陸方和平解決國家統一問題,而是時間尚未成熟,有待陸方致力縮短兩岸「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差距,旨在敦促陸方要不斷改革開放,追求自由民主。紐約大學熊玠教授建議孫院長引用甘迺迪總統的名言「我們絕不恐懼談判,但絕不在恐懼中談判」,亦即必須以實力為後盾。

(三)為了充實我方的實力,增強信心,以維護我們的生活方式,我方亟盼美方售予我方精密戰機維持空優,保障台海和平。

孫院長看了這份英文備忘錄後,十分滿意,對學者們的辛勞深表感謝。他一方面立即將備忘錄報請蔣經國總統核備,另方面據以與舒茲總裁交換意見,促請美方支持協助我方充實國力減輕陸方促統壓力。

蔣總統對孫院長的任事之勤、謀國之忠,甚為欣慰,並將孫院長送呈的英文備忘錄交代外交部轉致舒茲。一般相信,舒茲此行有助其對我處境及願望的認識。根據外電報導,舒茲返美後,在當年七月美國參議院任命聽証會中,確曾使用「兩岸爭端」應由中國人自行和平解決這樣的用語,但形勢比人強,「八一七公報」中仍沿用「上海公報」及「建交公報」中使用的「台灣問題」,好在之後由於台海兩岸「三通」大交流後,國內外逐漸改用「兩岸問題」、「兩岸歧見」之類寫實用語。

一九八二年七月十六日,舒茲宣誓就任美國第六十任國務卿。面對中共要求美國限縮軍售我方的強大壓力,他一方面必須遵循雷根總統結交新朋友,不能背棄老朋友的競選承諾,另方面必須延續美國「聯中制蘇」的外交政策,不得不勉強與中共談判發表中美「八一七聯合公報」。基於中共承諾致力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大政方針,美國願「逐步減少對台灣的武器出售,並經過一段時間導致最後的解決」。為了減輕中共要求國共和談對我方的衝擊,舒茲國務卿同時建議雷根總統私下祕密給予我方「六項保証」,亦即:
(1) 未同意設立終止對台軍售的日期;
(2) 未同意就對台軍售議題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徵詢意見;
(3) 不會在台北與北京之間擔任斡旋角色;
(4) 未同意修訂「台灣關係法」;
(5) 未改變關於台灣主權的立場;
(6) 不會對台施壓,要求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談判。

此一將和平解決“台灣問題”與美國是否軍售台灣掛勾的政策,維持了台海兩岸將近四十年的和平與穩定,特別是在一九八二年到一九八九年雷根總統執政期間維繫了台北與華府之間良好的互動關係,這不能不歸功舒茲國務卿運用外交手段幕後助我紓緩大陸促統的沉重壓力,更令人懷念孫院長與舒茲國務卿這一段友誼對兩岸和平所作的貢獻。

然而,回顧一九八二年六月十日孫院長「中國問題與中國統一」演講中所提我方對中國統一的先決條件──「在兩岸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差距縮小後,中國統一時機才會成熟」,美國馬里蘭大學法學教授丘宏達名為「差距論」。這個「差距論」為我方爭取了將近四十年“拒統”的喘息機會。如今,大陸在經濟、文化、社會三方面,尤其是經濟發展方面,大幅超前,甚至成為世界上坐二望一的經濟體。目前兩岸祗剩下政治歧見仍深,有待雙方政治領袖運用智慧謀求和解的途徑。

面對中國大陸快速崛起,美國影響力日漸式微,台灣未來何去何從?兩岸關係是和是戰?值得吾人深思,適時作出明智的抉擇,因為時間並不站在我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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