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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醫邁向公衛領域 菜鳥疫調員出征

優活健康資訊網/優活健康網編輯部 2021.09.19 11:00

(優活健康網編輯部/綜合整理)杜克大學來信,我被接受了。開學後,我開始浸淫在基礎醫學中,我在杜克大學也僅學到了這個。直到我發現在杜克大學學不到我真正感興趣的東西,第二年就向小兒科教授山姆.卡茲(Sam Katz)求教。

我告訴他:「我在非洲待過,將來也希望在開發中國家工作,你能不能告訴我,哪裡有一些選修課程是可以和我以前的經驗相輔相成?」

「你為什麼不跟著我的老友—波士頓公共衛生學院的湯姆.韋勒(Tom Weller)做一年研究?他所做的研究應當是你有興趣的東西。」

於是,我飛去波士頓拜訪韋勒博士。雖然已經步入中年,韋勒的臉上依然有著孩子的神情,非常友善。當時他是哈佛公共衛生學院熱帶醫學系主任,享譽國際的病毒學家,以分離出小兒麻痺病毒奪得諾貝爾獎。雖然他從未收過純醫學院的學生,但是他願意給我一個機會,我毫不猶豫地就在三年級時轉學至波士頓。

韋勒博士非常崇拜「疾病控制中心」在公共衛生與流行病學上的成就,事實上,我們班上就有五個同學在那裡工作,他建議我考慮到該機構工作。大四那年我返回杜克大學,在實習即將結束時申請到「疾病控制中心」工作。

由於卡茲老師引發了我對兒童醫學的興趣,所以我實習地點選在費城兒童醫院,跟隨卡普醫師(Dr. C. Evertt Koop)。滿臉鬍子的卡普醫師看起來像個猶太牧師,最震撼我的是他與病童父母溝通的方式。他的病人大都病情嚴重,卡普醫師有本事用最簡單、最清楚的方式向父母解釋病情,讓他們清楚病童的風險,雖然他絕不會過分樂觀,但總在現實允許的範圍內,讓父母懷抱希望。他與家屬的相處方式,對我是一大啟發。

小兒醫學重視預防與公共衛生勝於治療,想想看,疫苗注射對孩子有多重要。看似繞遠路,事實上小兒科的訓練又將我更進一步推向公共衛生的領域。一九七三年,我做完小兒科住院醫生,就到「疾病控制中心」上班。

到「疾病控制中心」報到
一九七三年七月,我到亞特蘭大的「疾病控制中心」報到,接受「疫情調查員」(Epidemic Intelligence Service)訓練。我被分發到「細菌疾病特殊病理部」(Special Pathogens Branch of the Division of Bacterial Diseases)受訓,為期一個月。但是不到一星期,一天當我在聽課時,部主任羅傑.費德蒙(Roger Feldman)把我叫出去,拍拍我的肩膀說:「我們要派你去亞歷桑那州的帕克印地安保留區,據說那裡爆發喉嚨痛的流行病,有可能是鏈球菌,但是我們不確定。」

我問:「什麼時候走?」企圖壓抑心中的興奮,這麼快就有機會一展身手,雖然不過是喉嚨痛的小病。

費德蒙說:「今天下午。」當時,已是上午十點了。

每年都會有一、兩個還在受訓的學生被叫出教室,賦予任務,因為總有突發疫情需要調查員,但是人手不夠,所以受訓學員也派上場。你需要經驗,如果沒有,那就到現場去學。

我簡直是樂翻了,不敢相信我的好運。我的第一個案子聽起來棒透了,溽夏裡的喉嚨痛。我得到的唯一訊息是,病患統統參加了七月四日的野餐,以我僅有的訓練,我甚至不知道人們也會因食物傳染喉嚨痛。

學員訓練教我們如何成為一個速成專家,找出所有可能的文獻,然後在趕往現場的途中讀它,此外,你還要找專家給你做簡報。不管病例多麼奇怪,通常你在「疾病控制中心」都可以找到一個專家。剩下的只能靠自己,你必須有追蹤訊息、消化訊息的直覺,並懂得合理地使用這些訊息。即使你的指導專家以前曾經處理過同樣病例,但是每一次的疫情特徵都會有一點不同,要靠你自己去解決,更重要的,在其中學習新東西。

找完資料後,接著準備調查器材,譬如藥用棉花、玻璃瓶、注射器、培養鏈球菌用的矽膠等等。忙亂中,你還要記得帶一、兩雙乾淨的襪子和內衣褲。

最重要的,你要攜帶「一號疫情報告」,這張紙證明「疾病控制中心」是應地方醫療機構或地方政府要求前往協助調查。「疾病控制中心」是聯邦機構,必須在地方機構要求下才能介入地方的調查工作,「一號疫情報告」同時也註明到了當地你應當和誰聯繫。到了現場,第一件事是建立起與「疾病控制中心」的通訊系統,中心裡才會有人二十四小時值班協助你尋找答案,或幫你做判斷。

菜鳥出征
身為疫情調查員菜鳥,你總是懷疑自己是不是夠格。我能找到病源嗎?我能消弭這次的疫情嗎?我能蒐集到正確的資料,進而尋求出解決之道嗎?我能得到地方人士充分合作嗎?

亞歷桑那州衛生局的一個代表前來迎接我,陪我前往帕克。帕克距離鳳凰城百哩,靠近加州邊界,雖然是個小城,但是地位重要,是附近數個印地安保留區的中樞。我見了當地的醫師,他說,國慶日野餐那天食物很豐盛,幾天後,許多參加野餐的人(不是所有的人)都得了鏈球菌感染的喉嚨痛。這是他找到的共同點,我的工作是找出參加野餐導致喉嚨痛的原因,並防止它再度發生。聽起來很簡單,實際做起來呢?

我馬上就會知道了。

我想起了在飛機上讀到的一份文獻,十年前也曾爆發過一次鏈球菌感染疫病,一些人在吃了遭鏈球菌污染的食物後,產生了喉嚨痛現象。這些感染之所以危險,是某些人(尤其是小孩)會產生併發症如風濕性心臟病、腎臟衰竭、嚴重的皮膚病或關節炎。

疫病調查有點像犯罪偵查,使用偵探技巧,循著線索小心蒐集資料。在流行病學中,我的嫌疑犯是「害蟲」,我必須找出它,查出它進入人體的方法。至於「害蟲」的犯罪動機?大概是在人體製造更多的「害蟲」吧!

除了「害蟲」,我還要面對「人」。你必須花時間向病患解釋你在幹什麼,說服他們合作。幸好在帕克沒有這種困擾,人們很關心疫情的發展,主辦野餐的人更是憂心忡忡。這是我第一次到印地安保留區,也是一次重要的學習經驗。要取得訊息,我必須先透過族中大老的幫忙,以免觸犯到族中領袖或老人。幸好,我在非洲的村落裡就學了與原住民相處的常識。

尋找馬鈴薯沙拉
照章行事,調查需要一個「控制組」,用以對照受感染與未受感染的人有何不同。食物中毒病例如果能對照出不同,通常也就可以找出感染源或感染途徑。因此我將參加野餐的人分為「病例組」(有症狀的人)與「對照組」(沒有症狀的人)。

接下來是準備問卷,問題要精確到每一題的答案可以劃分為簡單的「是」或「否」,問題與問題間要有邏輯連貫性,譬如你有沒有參加野餐?吃了這道菜嗎?吃了那道菜嗎?喝了這種飲料,還是那種飲料?

問卷措詞必須非常精確,才有助人們清楚思考。在帕克這種地區,這樣的病例特別容易得到錯誤的結論,有可能受訪者忘了當時的細節,也可能他認為你希望聽到某種答案,而給了你錯誤的訊息。有些事情你希望醫生知道,有些事情你又覺得不應該讓醫生知道。

同時我還得蒐集檢體—喉部拭子,我得費盡力氣說服他們讓我採取檢體。蒐集完畢後,放入矽膠中寄回「疾病控制中心」的實驗室,矽膠會讓細菌存活。實驗室收到後,將檢體塗在有細菌培養基的皿上,如果檢體裡有細菌,過不了幾天,就會大量繁殖成灰色的一團團,周圍有透明的光環。接下來的檢驗會查出它是哪一種細菌。

接下來我就挨家挨戶做問卷,把拭子放進病患的喉嚨裡。毫無疑問,野餐是共同因素,我的「病例」與「對照」之比較,很快就發現有感染的人統統吃了馬鈴薯沙拉,沒感染的人,沒吃。

現在我必須找到這些馬鈴薯沙拉,如果還有吃剩的話。我在社區中心的冰箱裡找到這些剩菜,小心包裹後寄回「疾病控制中心」。

累死人的打孔卡分類機
在帕克停留一週後,我飛回中心繼續第二步工作。在個人電腦誕生以前的時代,要將問卷的統計結果做出來,必須先將數據輸進打孔卡。「疾病控制中心」的六樓有一個IBM的打孔卡分類機(card sorter),它根據答案的「是」或「否」來分類卡片。雖然打孔卡片分類機運作速度很快,但是要得到統計結果,得經過太多繁瑣手續。打孔卡片是這樣的,問卷上的答案如果是「是」,就在卡片打個孔;答案如果是「否」,就空白下來。如果問卷的設計是問題環扣問題,要得到統計結果的過程就愈加繁瑣。譬如說,我如果要比較吃過馬鈴薯沙拉的男女病患有何差異,必須先將卡片分類出吃過沙拉與沒吃過沙拉,再分類出男與女,再分類出有病沒病。這個過程繁瑣之至,不一會兒,卡片就攤得到處都是。不像現在我們只要將資料輸進電腦,下幾個指令,兩三秒鐘內答案就出來了。

實驗室答案出來了,馬鈴薯沙拉是罪魁禍首。顯然,做菜的人沒做好衛生工作,把鏈球菌帶進了沙拉,做好的沙拉又是放在一個封閉容器,擺到冰箱裡。由於冷氣很不容易穿透那個容器,容器中間的沙拉好幾個

資料來源:http://www.uho.com.tw/hotnews.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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