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人語
知名作家、資深媒體人楊渡先生之力作《有温度的台灣史》，出版經年，深受文壇推重。《優傳媒》有感於其敘事之生動，觀察之細膩，胸懷之宏闊，特選輯其所撰1945~1949年間數篇，以見初返中國之台灣人文風貌與社會變遷。撫今追昔，温故知新，應具興味而別有所悟焉。
作者／楊渡我帶著一袋子台灣南部的土芒果，那種黃黃小小，但充滿濃郁香味的芒果，來到江濃先生位於北京東四十條的家。想給他一個驚喜。
這是1992年的初夏。芒果是今天早晨赴桃園機場之前，在台中家鄉的傳統市場買的。這種土芒果曾被各種又碩大又多肉的改良種芒果打得無法抬頭，市場大敗，幾乎絕跡。所幸中南部還有少數在地的老饕還堅持著，它味道微帶酸勁，香濃味美，只是沒什麼果肉，只合含在嘴裡，慢慢享受那種味道。
即將搭機赴北京的早晨，想起每次到北京一定會去拜訪江濃，而江濃在台南玉井長大，那裡的農村三合院裡，長滿了芒果樹，他曾說，小時候曾在樹上吃太多芒果，吃到流出來的汗都是黃澄澄的芒果味。
幾十年未曾回台灣家鄉的江濃，不知道會不會想念這個味道。所以我買了兩斤帶上飛機。那時還未禁止水果，即使我的行李中不時傳出果香，卻也順利過了關。
怕水果過熟了，我一下飛機直奔他家。電梯在十四樓停下，我敲開他的門，笑著說：「奉上今天早晨在台中買的土芒果，飛機直送。」
他怔怔的望著，眼眶慢慢就紅了。他靜靜的呼吸著眼前的芒果，說：「我有四十幾年沒聞到這個味道了。」
江濃本名江新添，是1946年，台灣第一批公費留學生。當時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認為台灣人不了解大陸，而台灣本身的高等學府如台大，又因過去受日本統治下多為日本教師，如今日本教師離去，很多課連老師都沒有，根本開不成。再加上兩岸隔閡五十年，台灣不了解大陸從辛亥革命、軍閥內戰、抗日戰爭以降的一切變化，因此舉辦第一次赴大陸的公費留學生考試，招收一百名學生，希望以此培養一批台灣精英，未來做為政府的公務員。而當時北京、清華、復旦、暨南大學等都已是知名學府，台灣學生願意去就讀者有不少。為表示慎重，公費生行前還舉辦了培訓和講習。
1932年生的江濃在當時已經從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畢業，在學校擔任助教，可他在讀了日本統治下的滿州國報告，了解大陸還有另一個「紅色革命的中國」存在，他心嚮往之，遂決定學習魯迅，棄醫從文，從頭開始。因為他優異的成績和資格，擔任了公費生同學會會長。公費生出發前所發表的〈臨別告同胞書〉，就是他的手筆。他隨後依著自己的興趣，進入復旦大學讀新聞系。就學期間，他很快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思想轉了方向。
1947年五月，他利用返台的時機，組織同學在台灣巡迴演講，介紹大陸的情勢與學生的情況，也藉機宣傳大陸的學生運動，甚至唱了〈黃河大合唱〉〈團結就是力量〉等歌曲，為二二八之後沈悶的學生運動，注入一些活力。
1949年後，他留在大陸，成為對台宣傳工作的幹部。但文革中他受到不少折磨，曾在監獄中單獨監禁兩年。他對我說過，最怕的不是關監獄，而是單獨監禁。那種長時間的孤獨，一個人，永遠只有一個人的孤獨，是難以言喻的。1990年代初，我在一個台灣人歲末的聚會裡認識他。那時他已經退休。或許出於新聞與文學的愛好，我們成為好朋友。我喜歡他無拘無束的談天，更把自己無法理解的中國社會現象、政治制度、經濟問題等，向他討教。我們往往一聊就到半夜，而他們家的電梯是過了十一點就關上，我得走十四樓的樓梯下去，在1990年代北京人車冷清的街道邊等候計程車，或者走長長的夜路回旅館。
他一直無法回台灣探親有一個重要原因：1946年的公費生缺乏資料，根本無從認證。為了回鄉，只能四處尋找資料。
不僅是這一段公費生的歷史已經消失，1945到1949年，台灣作為中華民國的一省，參與中央憲政體制的建立，各種相關的史料與記錄都很少。在台灣歷史研究裡，這一段史實往往被有意的忽略了。
事實上，1945到1949這四年間，台灣正處於開始地方自治的階段。國民政府為提早實施地方自治，於1945年12月26日公布「臺灣省各級機關成立方案」，次第成立村里民大會、鄉鎮（縣轄市）民代表會、縣（市）參議會。1946年4月15日，由全省8縣9市參議會間接選舉出29位省參議員。同年5月1日在臺灣教育會館會址，正式成立臺灣省參議會，由黃朝琴、李萬居兩人分別擔任首屆正副議長。
1946年8月舉行國民參政員選舉。台灣選出八名參政員。這在當時是最高的參政議政機構。當選的八人包括林獻堂、杜聰明、林忠、陳逸松等。
1946年11月，蔣介石在南京召開「制憲國民大會」，會議期間有諸多爭議，包括各政黨的抵制與抗議。此次會議，台灣選出的制憲國大代表：郭耀廷、顏欽賢、黃國書、林連宗、李萬居、林壁輝、張七郎、鄭品聰、高恭、連震東、謝娥、南志信等與會，參與了〈中華民國憲法〉的制定。
想不到1947年，台灣就發生二二八事件。而制憲國大代表張七郎一家父子三人就在事件中被槍殺。
〈陳逸松回憶錄〉裡記載著，1947年5月，國民參政員赴南京開會，他們決定趁這個機會面見蔣介石。
這是陳逸松第三次面見蔣介石。他還記得第一次見蔣介石是1946年9月，他參加丘念臺所組織的〈台灣光復致敬團〉，包括了林獻堂、葉榮鍾等十五人。他們在遊覽西安，遙祭黃帝陵，還拜訪以治軍嚴謹著稱的胡宗南將軍之後，回到江南觀光了上海、蘇州等地，最後回到南京，在9月30日晉見了蔣介石。由林獻堂代表致贈「國族干城」和五千萬元。第二次則是1946年10月25日蔣介石來台灣參加台灣光復一周年紀念。也許是為了了解台灣民情，他單獨約見了一些台灣精英。陳逸松剛當選國民參政員，也在被邀請之列。他報告了台灣物價飛漲十倍，請政府想想辦法等。蔣介石只是頻頻點頭說：「好的，好的。」
這第三次已是二二八之後了，他決定向蔣介石面陳二二八的真相與台灣人的心聲。他說：「中央要停止抓人和殺人，那些受冤枉的人是無罪人，要趕快放出來。」
蔣介石認為這些人包圍占領政府機關，毆打外省人……。
陳逸松隨手拿出一封施江南女兒（當時讀台北一女中）寫給他的信，親自轉給蔣介石說：「這女孩的父親是醫生，醫生怎麼可能做出叛亂的事？被抓去之後，現在連屍體都不知道在那裡。他太太和女兒到處去找都找不到，請委員長想想辦法。」
蔣介石威嚴的說：「好的好的。」隨即交待旁邊的人「快辦」。
同行的參政員吳鴻森的弟弟吳鴻麒也失蹤了，他寫了陳情書，也一併交給蔣。後來施江南的太太收到台灣警備總部發的公文，只聲稱「未逮捕施江南一員」。而吳鴻麒則早己被虐殺了。
除了地方民意代表，1947年11月21日至23日，舉辦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應選3045席實選2961席；台灣有吳三連、余登發、連震東、楊金虎、林忠等具代表性的臺籍菁英當選，共計19名。
1947年12月，第一屆中華民國監察委員選舉，應選223席實選180席，台灣由省參議員選出陳慶華、丘念臺、陳嵐峰、陳江山、李緞等五人。
1948年1月21日至23日，第1屆立法委員選舉，全中國應選773席實選759席，台灣選出劉明朝、羅萬俥、黃國書、蔡培火、郭天乙、謝娥、林慎、鄭品聰等八名。
1948年，陳逸松作為台灣唯一的考試院考試委員，去南京開會。此時台灣的全國性民意代表已經不少，包括國大代表、立法委員、監察委員等，也有幾十個人，台灣銀行為他們在南京租下一幢房子，空間不小，讓台灣代表一起住在這裡，派有專人服務。
可以說，這一段時間，正是台灣地方自治開始萌芽，台灣選舉政治中的地方派系、派系的恩恩怨怨、二二八事件的藉機整肅政敵等，都在此時埋下脈絡。而台灣的中央民意代表則在地方民意代表的選舉下，前赴南京，正式以台灣省民代表的身份，進入整個中國的政治體制運作，參與到中國大歷史之中。這是兩岸連結的歷史事實。
然而歷史並未給台灣留下時間。中國的內戰已經開始，在北方打得如火如荼。而台灣人民也捲入內戰的風暴之中。不僅是資源被大量徵調，造成經濟危機，通貨膨脹，民生困苦；缺乏兵源的國民政府也來台灣，以學習中文為名，騙了不少人報名，等到他們被編入部隊，開始限制行動，進行軍訓，船一開出台灣港口，那些覺悟到是去大陸打仗的青年已經來不及回頭了。許多人就這樣離開家鄉，埋葬異鄉，更有人轉投紅軍，留在大陸，一生未曾返鄉。
歷史無法「假設」。但我們設想，如果不是國共內戰，國民政府撤退到台灣，以及後來的韓戰、冷戰封鎖、二體制對立等，台灣早已成為中華民國的一省而參與到整個中國政府體制的運作裡，沒有白色恐怖的清鄉，也沒有兩岸對峙的冷戰，長期下來，誰還會懷疑台灣是不是中國的一部份？或者地位未定論？誰還會說出託管論呢？台獨所藉以存在的諸種理論，將如何依托？
歷史無法「假設」，不能回頭。但回顧可以讓我們清醒，讓我們知道問題的真正根源。兩岸問題的根源，歸根結底，還是在國共內戰，以及世界性的冷戰結構。所謂「台灣民族論」、地位未定論、台獨等論者，都有意的忽略掉這一段台灣歷史，這恐怕也是政治意識扭曲歷史的另一個例證吧。
從民意代表、留學生到台灣兵，大歷史底下有太多平凡百姓的故事，有著太多生命的漂泊傳奇，人性的際遇幽微，那些無從訴說的寂寞孤獨，那燃燒過的理想激情，那熬過苦難的濃烈心緒，只能在午夜夢迴之際，自己默默回味。
1946年到大陸讀書的江濃，參與了中國革命的洪流，在1949年之後留在大陸。和他同期的公費生有三分之一留在大陸。他們是當時台灣青年中的精英，回到台灣的留學生之中，有人後來成為醫院的院長，有人成為駐日代表。我曾問江濃，若是當時你留在台灣當醫生，現在怕不早已成為名醫，榮華富貴了。他笑著說：沒辦法，那時年輕的理想主義在召喚，一腔熱血，沒去做，才會後悔一輩子。
送去台灣土芒果的幾天後，我再去看他。只見那些芒果還依然完好，用一個漂亮的磁碗盛著，放在客廳的桌上。芒果已經軟了，泛出微微的黑點，果香濃郁，一室芬芳。再不吃要壞了，我說。
「啊，捨不得吃，只想多聞一下，家鄉的氣味啊。」他望著芒果，文文的微笑。
兩年後，經由當年報紙資料的證明，以及當年同學的相助，他終得回到家鄉，踏上故土，尋訪老友。
他曾用日文寫過自己的故事，1995年我去日本的時候，受他之託，帶了一部份文稿去神戶交給陳舜臣，希望可以出版。可惜一直未曾見到出版。而今，江濃和陳舜臣二位前輩都已作古，那書稿不知可曾寫完，而今在何方？
他的青年歲月，以及那理想主義時代的芬芳，一起封存在記憶的深處。
(系列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