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原廠授權書」是否是正當理由？當然不是。總統七月要人民施打國產疫苗，有沒有科學根據？當然沒有。用一紙「原廠授權書」阻擋疫苗進口，逼人民七月用生命加入國產疫苗的賭局，當然激起民怨。萬望台灣不要繼續被新愚昧主義蠱惑及汙染。(圖/取自網路)
作者/王惠珀
《道是春歸人未歸》
兒子回家照顧父母，一家子就此染上新冠肺炎，生離死別，只剩下一位還在醫院救治的妹妹。一對老夫妻因染疫住院，丈夫先離世，孤獨地離開，因為住院的妻子無法送別。慘絕人寰的人間故事就在我們的眼前展開。
端午節，大家不敢返鄉孝親，因為我們沒有疫苗自救。這困境很難不讓人想到關漢卿的詩:「子規啼，不如歸，道是春歸人未歸；幾日添憔悴，虛飄飄柳絮飛；一春魚雁無消息，則見雙燕鬥銜泥」。
立委高金素梅的影片《台灣人最卑微的願望：兩劑疫苗》最是揪心。但是，幾日添憔悴的慘狀終究不敵「認知作戰」。抗疫總指揮不是說了：「人家用的，我們不用」，所以大陸普篩，台灣絕不普篩。郭台銘先生要引進BNT疫苗，只因需透過總廠在上海的亞洲區總代理，台灣人就只能望穿秋水，恐懼著等待春歸人不歸。
《兩劑疫苗》
上個月，筆者有一文《難道專業都向總統繳械了嗎？》，訴說總統把開發疫苗跟「抗疫救急」絞在一起，宣告七月要施打國產疫苗。走鋼索揠苗助長的疫苗政策，因此排擠了可以立馬救人的疫苗進口。在郭台銘先生快速申請BNT疫苗進口時，因一紙「缺原廠授權書」，好似犯了天條而破功，令國人跳腳。
「缺原廠授權書」是否是正當理由？當然不是。
目前台灣的藥品許可證約二萬張，光進口藥就有約一萬張，來自七百家國外藥廠。除了少數原廠在台灣有分公司外，皆透過區域(例如大中華)代理商，授權給台灣的藥商申請進口藥證。商業實務自有原廠與代理商的授權契約，作為申請藥證的依據，主管單位食藥署幾時介入過藥品進口的商業行為？要求郭先生提出原廠授權書，是違背契約行為的不合理要求。
再者，用藥涉及藥品優良製造規範(GMP)，台灣實施藥品GMP認證已四十年。消費者(病人)從藥瓶及包裝上可以清楚的看到藥廠名稱、生產批號、生產地及國家(例如BNT疫苗: Manufacturer BioNTech Manufacturing GmbH, Kupferbergterrasse 17-19 55116 Mainz, Germany)，以及製造日期和失效期。隨附於藥瓶的說明書(package insert)上，則有更詳細的資料。簡言之，GMP代表藥品的履歷證明。
藥盒外包裝標示示意圖，以脈優錠為例。(圖/取自網路)
疫苗進口後，食藥署驗收、封緘、放行之前，還需審查可茲證明該藥品生產履歷的溯源文書。如此嚴謹的把關，人民何需擔心在德國Mainz市BioNTech藥廠出品的500萬劑疫苗，會是在中國代工，從上海飛進來的產品？
我很好奇，食藥署何以不出面以理止謗，任憑老百姓在那一紙憑空出世的「原廠授權書」上瞎猜測，大亂鬥，弄得人心惶惶?
總統七月要人民施打國產疫苗，有沒有科學根據？當然沒有。
統計告訴我們，當下全世界百多個還在進行的臨床試驗案，只有四個脫穎而出。台灣的基亞及浩鼎案告訴我們，灰姑娘就是灰姑娘，時候不到，不能想當然耳會成為公主。
2004年，筆者職責所在(衛生署藥政處長)，為了捍衛臨床試驗的科學性，堅持藥審會以實證醫學為依歸，審批新藥的程序不容被侵犯(太多外力干涉)，以一句「我只要以當媽媽的心態來管藥，就不會棄守專業把關的程序正義」。因此犯上，壓力極大，跟藥審會主委說我可能幹不下去了。主委說：「執政者啊，要見到棺材才會掉淚」。
十七年後的今天，執政者見到棺材也不掉淚，以形同飢餓行銷的手法，用一紙「原廠授權書」阻擋疫苗進口，逼人民七月用生命加入國產疫苗的賭局，當然激起民怨。
《台灣的真實力是儲才於民》
幾年前物聯網剛興起時，正是淘寶網方興未艾，以及太陽花運動阻擋服貿貨貿的時候。我問經營紙業的鄉親：你們怎麼因應兩岸的宅配商機？他的回答很得意，很驕傲，也很妙：「我們越做越大越好，只要政府不介入就好，妳該來買我們的股票。」
在郭台銘先生想進口疫苗救人而踢到鐵板時，我想起紙廠老董的話，也想起2003年筆者在衛生署藥政處期間率領民間機構(third party)出征歐盟，成功將醫療器材外銷歐洲的往事，上星期在《優傳媒》寫下《說一段突破國際貿易談判的故事》。
從歷史看事情最真實，拙文表達了幾個史實：(1)太陽花運動以前的台灣，是專業在公共事務治理上最能發揮的時代；(2)政府做不到的讓民間出面，就會有更具彈性的經貿談判空間，政府若要一把抓搞國與國的談判，歐盟才不會理你；(3)我們以「第三方對第三方」談民間橋接醫材認證，開通了中歐雙邊貿易；(4)多邊貿易才能擺脫單邊主義的束縛(美國的科技法規是GMP，歐盟是ISO)，陷自身於「一籃子陷阱」；(5)鴨子划水才能成就無聲的經貿，不能聽太陽花們高喊經貿談判過程要公開，因為一公開，必死無疑。美國會第一個跳出來干涉、阻擋，與中共阻不阻擋一點關係都沒有。
《從專業治國到政治凌駕專業》
太陽花運動造就了民進黨執政，台灣從此走入「政治凌駕專業」的時代。於是仇中比抗病毒重要，同胞被帶進了用生命當籌碼的鎖國政策的死胡同，台灣哪裡還是個尊重人權的國家？郭台銘先生當了救人的先發投手，八大工商團體跟著面見總統，不也在做同樣的訴求？
亂世會讓對錯現形。拜託防疫指揮官，您可知道坐在指揮台上當發言人，錯誤百出，專業人士邊聽邊跳腳？進口疫苗的事就交給專業專責的食藥署依規章審批及發言吧！「認知作戰」的話術：「我們拿疫苗困難重重，因為中共一直在阻擋」，就免了吧！
台灣的公共政策國家治理，已退步了二十年(圖/中國時報2005.10.20)。
《結語》
台灣的疫情，癥結在於執政者的自大、傲慢、偏執與缺乏遠見(BBC: Taiwan must choose between virus and politics；FP:Taiwan’s governmental overconfidence keeps creating crises …)，對不起兢兢業業團結抗疫一百分的老百姓。用認知作戰在抗疫，對台灣的國際形象傷害極大，連筆者一個行將就木的老太婆，都需要跳出來告訴政府何謂科學，何謂實證醫學，何謂專業，對台灣是很沒有面子的事。如果拙文提供的科普知識，對同胞在與自身健康風險相關的認知上有所幫助，不要繼續被「認知作戰」等新愚昧主義蠱惑及汙染，那就是萬幸了。
作者簡介
王惠珀，台灣桃園人，台大藥學院學士、美國密西根大學藥學博士。曾任台大醫學院藥學院（系）教授及系主任、長庚大學醫學院天然藥物研究所創所所長、台北醫學大學藥學院長、行政院衛生署藥政處處長等職。專長涵蓋新藥設計開發及藥事管理。
其新藥研究曾獲十五國四十一項發明專利，及獲頒經濟部「國家發明獎」等多項發明與研究貢獻獎，並列名當代名人錄及國際年度專業人士。
王惠珀在藥政管理上致力於以智財權管理藥品之學名藥立法、推動優良藥品製造規範等，以及促成健保藥價「三同政策」。此外並曾開啟專業橋接庶民的「全民用藥教育」計畫、「人民的眼睛」計畫，蓄積藥師參與社區公共衛生及長期照護的能量，獲得行政院「參與及建立制度獎」、藥師典範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