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人語
知名作家、資深媒體人楊渡先生之力作《有温度的台灣史》，出版經年，深受文壇推重。《優傳媒》有感於其敘事之生動，觀察之細膩，胸懷之宏闊，特選輯其所撰1945~1949年間數篇，以見初返中國之台灣人文風貌與社會變遷。撫今追昔，温故知新，應具興味而別有所悟焉。
作者／楊渡
從蕭乾筆下那寧靜、文明、進步的台灣，一夕間轉變為暴力、仇恨、對抗的台灣，那是需要多大的壓抑與憤怒？
誰又會想到懷抱著夢想的陳儀，來台灣才一年半不到，就帶來這麼大的民怨，僅僅是一個賣菸婦人的取締事件，小小的擦槍走火，就演變為遍地的烽火。
全台灣暴動既起，陳儀長官總是得想辦法解決。他起先採取鎮壓的高姿態。二二八當夜，下戒嚴令，警察趁這個機會出來鎮壓群眾，在卡車上架著機槍，沿街掃射，不少無辜民眾被射殺，曝屍街頭。
三月一日，民眾開始進攻政府機關與外省人所開的商店，乃至於一些外省公務員的宿舍，也成為攻擊目標。許多外省人尋求台灣朋友的保護，偷偷藏匿起來，全台各地都有此種案例。例如，抗日知名的台灣義勇隊長李友邦的家，成為義勇隊同志的避難所；霧峰林家則在房子的夾層中，保護了嚴家淦。台北市內的外省官員則帶著家眷，集中到長官公署，他們派了重兵加以保護。
然而，靠著群眾暴動，不斷擴大下去，就只能是推翻政權，但群眾能不能建立政權，建立什麼樣的政權是另一回事。二二八終究是一場偶發性暴動，民眾只是為了洩憤，等到衝突升高，平時有怨恨的人，如戰後從海南島、福建歸來的台灣兵。他們被日本遺棄，無法遣返，又被中國老百姓當漢奸追打，回來台灣又失業，內心憤恨不平；又如本來是日本利用去大陸做生意的浪人，現在無業難以生存等，難免趁機出來報復。但在一般農村、鄉下反而比較平靜。
而過去是抗日的知識份子、農民組合幹部等，卻感到這樣的台灣會演變成亂局，試圖出來組織群眾，以建立一個可以反抗、可以談判、可以自主的群眾團體。
此時，台灣省國大代表、參政員、省參議員等政治界領袖都知道事態嚴重，為了解決問題，決定組織「緝煙血案調查委員會」，向長官公署提出四項要求，包括：解除戒嚴，釋放被拘捕民眾，飭令軍憲警不得開槍不得濫捕濫打民眾，官民合組處理委員會等。試圖以此訴求，平息群眾。
陳儀當場接受了。他還以廣播宣佈，一日晚十二時起解除戒嚴，也同意組成「處理委員會」，並派員參加。由於如此宣佈，省籍矛盾的衝突得到緩和，從此較少有民眾暴打的事件發生。
然而全台灣各地的暴動已成燎原之勢，失去了控制。
基隆靠近台北，很快發生衝突，民眾想攻佔基隆要塞，佔領碼頭。要塞司令部下令開槍還擊，無情射殺，群眾死傷不少。
新竹則攻佔了警察局、市政府，甚至自行改選市長。縣長朱文伯的家中被搜出現金三百萬。
台中市因有日據時期台共領袖謝雪紅的領導，她在蘇聯受過軍事訓練，指揮群眾迅速攻佔七五供應站、飛機場倉庫、軍用被服廠等，市政府也很快攻陷。整個台中由其控制，她發揮組織長才，將青年與受過訓練的舊日本兵納入統籌，並將外省人集中，以便保護其人身安全。由於擁有武器，她組成「二七部隊」，建立指揮系統，並派人至嘉義連絡，準備去支援攻打嘉義水上機場。
嘉義由三民主義青年團嘉義分團部主任陳復志領導，組成隊伍；同時原農民運動領袖簡吉、張志忠、陳纂地等人，也組成「嘉南縱隊」，攻打飛機場和軍械庫，以進行武裝。阿里山的原住民也衝下山來，憑著他們的勇武善戰，參與反抗軍，幫助攻打機場，維護社會秩序。
台南、屏東情形比較混亂，民眾攻打之後，迅速由地方士紳組成處理委員會，以避免混亂的擴大，演變成無政府狀態的搶劫。高雄則以攻打高雄要塞司令部為主，雙方激戰，由於要塞擁有強大武力，群眾死傷慘重。
二二八事件不是有計劃有組織的行動，而無組織群眾竟能在最短時間內攻佔各個政府機關、軍事基地、機場公路等，其戰鬥力未免也太強了。此中有無內幕？
內幕在於：政府部門中有九十％台籍警察，以及部份低層的公務員，他們平日即看不慣貪污腐敗的統治，更因身為台灣人受到歧視性待遇，薪水比外省警察低、地位差，還常常被罵日本奴才，心中早有不滿。事變一發生，他們轉作內應，內外夾攻，把警察局的武器都搬出來供群眾使用。
也因為無組織，無計劃，各地狀況混亂，北中南消息不通，各地情況不一，武力強弱不明，無法即時互相支援。因此雖然一些地方擁有槍械，卻未能即時調動，充份運用。為了統合組織，三月四日，二二八處理委員會即通知各縣市成立分會，並向工商銀行強提二千萬元以供該會的經費之用，同時藉由廣播，宣傳各地現況，以互通消息。
為了和陳儀政府協調解決方案，三月五日處理委員會決定該會的組織大綱，並通過政治改革案，其要點包括：一，公署秘書長及民政、財政、工礦、農林、教育、警務等處處長及法制委員會過半數之委員應以本省人充任。二，公營事業歸本省人負責經營。三，立刻實行縣市長民選。四，撤銷專賣局。五，撤銷貿易局及宣傳委員會。六，保障人民之言論出版集會自由。七，保障人民生命身體財產之安全。
從要求的要點，也可以看出當日台灣人飽受歧視待遇之苦，渴望民主自治的心願，因此有非常強烈的自治意味。
然而，處理委員會乃是各方民意領袖的總合，本身即意見紛歧，再加上向政府爭取各種權力，要如何分配呢？處理委員會迅速變成各方爭權奪利的中心，矛盾叢生，流言四起，互相攻訐。用陳逸松的話說：那種場面很難看。
陳儀也看出了他們的矛盾，就利用自己的權力，拉一派打一派，中統軍統的特務也派人加以滲透，因此三月六日，處理委員會正式提出改革政治方案的九項要求，內容與前述雷同，但條件提得更高；並以台灣省參政會的名義致電中央政府。
是日，陳儀做了二二八事件後的第三次演講，宣佈盡可能採納民意要求：一，改組行政長官公署為省政府。二，各廳處長盡量任用本省人，並希望民意機關推選適當人員。三，各縣市長定七月一日民選。此一宣佈，等於陳儀完全同意了委員會自治的要求。如果雙方獲得結論，事件應可平息。
但陳儀的策略不在於此，而是暫時先答應要求，拖延時間，等待南京政府派出的二十一師軍隊的到來。同時他策動內應，故意在處委會提出各種更激進、更擴大權力的要求，如果有人反對，就指責是投靠陳儀的投機份子，儘量讓會議爭議下去，無法做成決議，讓處理委員會癱瘓。三月七日後，委員會被迫重提出四十二條要求，如此一來，等於推翻了前面已獲得的協議，一切重來。然而四十二條要求太過繁瑣且政治陳義太高，授陳儀以「逾越政治改革，想謀反」的把柄。
三月八日，國軍二十一師抵達基隆，當晚，陳儀態度丕變，他立即宣佈戒嚴，開始全台的鎮壓搜捕。國軍從北向南，以「掃蕩民變土匪」的戰略，凡遇抵抗，或者民眾有抗議，一路以機槍掃射鎮壓，造成許多無辜民眾的傷亡，而憲警則隨後進行搜捕。
由於在戰亂鎮壓的時局下，沒有公開的法律審判，更沒有所謂證據判刑的程序，所有嫌疑人不分青紅皂白，迅速被槍決。許多無辜者就這樣，莫名其妙的死在刑場，甚至是市街的公開槍決。最悲慘的例子，莫過於嘉義畫家陳澄波，他平時很少參與政治，卻不知道為什麼被帶走槍決；而台南議長湯德彰不願意出賣他人，竟於槍決後被暴屍在公園三天，作為示眾。
悲劇的關鍵，是台灣人內部矛盾，爭權奪利，甚至去告密揭發，趁亂夾怨誣陷，置人於死地。一些日本時代的御用紳士，他們一直是機會主義者，正好利用這個時機，投身成為國民黨特務機構的爪牙，將一些地方上的領袖密告出去，結果，原本只是想出來平息事變，為維持地方秩序而領導處理委員會的地方領袖，就這樣被逮捕，甚至被槍決了。如果不是這些台籍人士的相互出賣，從大陸來的鎮壓部隊人生地不熟，怎麼知道要抓誰槍決誰呢？
台南的湯德彰、黃媽典即是如此。而台北的陳炘，即傳聞因他擔任華南銀行的董事、握有大量股權有關，有人想藉此除去他，佔有他的股權。這種台灣人之間的出賣，是更致命的要害。
陳逸松、吳濁流、吳新榮的書中都曾寫到，這是二二八事件中，最不堪的人性醜陋面。然而無論什麼時代，什麼地方，什麼人，變局下的人性確乎就是如此。光榮的犧牲，投機的變節，理想的堅持，醜惡的出賣，總是並存。台灣人沒有例外。
國軍清鄉式的掃蕩鎮壓後，國民政府也知道台灣人心不平，不會就此甘休，為了平息民憤，很快把二十一師調走，改派青年軍來台鎮守。青年軍以年輕而有一些知識能力的青年為主，能與百姓有較好的相處，改善軍民關係，消弭仇恨。而原行政長官公署則取消，改為台灣省政府，由魏道明擔任首任省主席。同時對二二八的處理也很快改採寬大政策，對自首而情節不嚴重者不予追究。
二二八的鎮壓總計有多少人死亡，一直成謎。當時比較有組織的共產黨團體，如謝雪紅領導的〈台灣民主聯軍〉與張志忠領導的〈台灣自治聯軍〉因了解國軍的鎮壓暴力而及時撤退，台中嘉義未有太大死傷。
但一般民眾缺乏對國軍鎮壓的暴力本質的認知，最多只有二戰去南洋當軍伕、打仗的經驗，根本不了解真正的鎮壓是怎麼一回事。等到鎮壓真正來臨，才在驚惶中戰慄躲避，暗夜噤聲，卻已經來不及了。
戴國煇曾說過，台灣人對中國的認知是INNOCENCE，說好聽是天真，說難聽是對現實的無知。和祖國隔絕了五十年的台灣人，不僅不了解大陸的政治現實、抗日的困難真相、國共鬥爭內戰、國民黨內派系矛盾等，甚至對大陸的鎮壓之慘烈，一無所知，陷入巨大危險而不自知，反而以一種質樸的憤怒，直接的反抗，以為靠群眾暴動，就可以打敗國軍，最後遭受慘重死傷，這才是悲劇的根源。
然而，二二八還是有溫暖的故事。陳儀的外甥叫丁名楠，他隨著陳儀來台，擔任台南縣曾文區長，三十出頭，個性溫和，處事公正，也會買教科書捐給學校的孩子讀，關心教育，在地方上有很好的口碑。二二八的時候，地方青年和學生組成的自衛隊怕外省人受到攻擊，主動把他們集中到宿舍住著，加以保護。丁名楠沒被限制行動，照常去區長辦公室上下班，只是此時也只能看看書，靜待時局演變。
等到國軍二十一師上岸，開始由北到南的鎮壓，三月中旬，快到嘉義，自衛隊的青年情緒激動，想衝到嘉義和國軍一拼。丁名楠聽到傳聞，知道事情的嚴重性，主動約了曾文區自衛隊來談。那一天，大約有七、八名自衛隊員，帶著下了刺刀的三八式步槍，到區長辦公室。
丁名楠在辦公室外頭等他們。他語氣溫和的說：「國軍已經快到了，我希望自衛隊即日起自動解散，把取自警察所槍械庫的所有武器繳回，各自回家，至於本地區的治安，由少數留在職位上的警察和民間義警來維持，只要接受我的建議，我會回報上面，本地區的治安已經回復不須派遣軍隊進駐。」
正在為國軍南下的鎮壓而悲憤難抑的自衛隊員，聽到丁名楠這麼說，簡直氣瘋了。心想，這難道是他聽到國軍要來，就立場轉趨強硬，威脅我們投降嗎？此時有人用日語下了「舉槍」的指令，帶刺槍口指向丁名楠。
丁名楠也滿臉激動，但他沒有恐懼畏縮的樣子，用低沈的聲音說：「你們不了解軍隊的鎮壓，那是很慘的，」他說不下去，只望著隊員說：「既然各位不了解我的苦心……」，他緩緩解開上衣，露出胸膛，無畏的站在槍口之面。
自衛隊員舉著槍，等待隊長，或者什麼人下一聲命令。可是沒人說出來。在十幾秒的時間裡，兩行淚水從丁名楠的眼睛裡落下。
這時有一個隊員，用一種日式的敬語說：「可敬的對手！」而後放下了槍。隊員就這樣默默離去。
兩天後，麻豆的自衛隊自動解散。丁名楠遵守他的承諾。向上級報告此地在事變中，沒有發生過嚴重的騷亂，恢復秩序，要求軍隊不要進駐。就這樣避免了曾文區的傷亡。
這是當天在現場的自衛隊員親口告訴林書揚的故事。
這故事說明，陳儀所帶來的官員之中，仍有正直而具有理想性的人，只是來接收的人太多，龍蛇雜處，各路人馬都有，而當時的中國仍處於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階段，缺乏法治觀念，沒有公民意識，戰亂流離，官匪難分，貪污腐敗，特權橫行，所有黨政軍接收者的習性，其實只是中國百年亂世的一種必然反映而已。
二二八之後，所有人彷彿都忘了那個引起大暴動的賣菸婦人，到那裡去了？
林江邁先是被送到醫院治療，後由家人接返桃園，過了一陣子，等風波平息之後，她仍帶著她的香菸攤子，到南京西路附近，離事發地點天馬茶房不遠的日新國小（連戰曾就讀於這一所小學）旁的圍牆邊，照樣賣她的香菸。她總是把自己梳理得乾乾淨淨，坐在圍牆邊的樹蔭下。對面就是遠東戲院，看完了戲，有人會來買香菸。再沒有人知道，那個瘦瘦小小的婦人，就是引起全台大暴動的女人。陪伴她的，還是那個最小的女兒林明珠。她那年十歲，陪著母親走過最艱難的時光。
一九五○年代，林明珠長成了亭亭玉立的小姑娘。她曾經去一個外省人家庭幫傭。那時，負責政府高官維安工作的特警隊宿舍就在附近，離林江邁的攤子不遠。有一個年輕人偶而會來買菸。有時太晚了，他看林江邁一個小婦人揹那麼重的香菸架子可憐，便幫她扛回家。他叫曾德順，是陳誠的隨扈，山西來的小夥子，因為幫哥哥去服兵役，就跟了國軍來到台灣。
日子久了，總是勞煩人家，林江邁覺得不好意思，就煮了一桌菜，請警衛隊的人來吃飯。看著在一旁幫忙的林明珠長得清秀，警衛隊的人就想撮合還單身的曾德順。曾德順看林明珠樸實開朗，溫柔顧家，就決定提親。等到結了婚，去辦理登記，才知道他的丈母娘是「二二八那個賣菸婦人」。可是他並不在意，只說：事情都過去了，有什麼關係？她還不是平平常常，好好過日子。
林江邁的家人都反對這個婚姻，甚至不願意把喜餅拿去送人，覺得丟臉。但林江邁不在乎，她只要女兒嫁一個正直溫厚的好人，這才是一輩子的事。曾德順對林江邁非常孝順，侍奉她到終老。
這一對風暴後結合的本省外省婚姻，走過風風雨雨的一輩子，卻永遠相攜相愛。曾德順曾罹患腦炎，瀕臨死亡，還是靠著林明珠日日夜夜照顧，才挽回一命。我在二○○八年為這一對患難而恩愛的夫妻，做過一部記錄片〈尋找二二八的沈默母親〉，那時他們還緊緊的握著手，一起接受採訪。
彷彿所有的省籍矛盾，族群衝突，在林江邁與林明珠的身上未曾留下傷痕。那個造成風暴的人，早已走出風暴，然而整個社會的傷害卻已經造成。特別是台灣精英的死亡，有一種指標的作用。如：
林茂生：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台灣歷史上第一個哲學博士。
陳澄波：畫家，台灣首位入選日本「帝國美術展覽會」。受聘擔任上海新華藝專西畫系教授兼系主任、上海昌明藝專教授兼主任。1931年獲選為「當代十二位代表畫家」之一，作品參與美國芝加哥世界博覽會之展出）。
陳炘：台北師範學校畢業、美國愛荷華吉奈爾學院就讀、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博士、「大公企業公司」創辦人。
阮朝日：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畢業、福島高等商業學校畢業、《台灣新生報》總經理。
宋斐如：北京大學經濟系畢業，行政長官公署唯一一位一級單位副首長（教育處副處長）的台籍高級官員、《人民導報》創辦人。
王育霖：日治時期的律師、台灣第一位檢察官，戰後曾任新竹地檢署檢察官。於查緝新竹市長郭紹宗少將（河南人）涉貪污奶粉案時倍受打壓，因此案成為國民政府的眼中釘。
張七郎：台灣省制憲國民大會代表、醫師、花蓮縣參議會議長。二戰結束後，張七郎在花蓮籌建一個高大的牌樓歡迎國民政府，並要求三個兒子盡速返台服務。二二八事件發生時，長子張宗仁醫師先被軍人以士兵上吐下瀉需要醫治為由騙出門，而後張七郎與三子張果仁醫師被軍人強行帶走，三人均以繩子反縛手背後，於鳳林郊外的公墓遭到槍決。後來證明是被當時的花蓮縣長張文成挾怨報請軍人報復。其次子張依仁醫師曾前往中國東北病院服務，醫治過蔣介石腹瀉。張依仁被搜身時，衣袋內有一枚現職軍醫上尉證章，及蔣的親筆手條（感謝紙），才免去殺身之禍，後來避居日本。
以上只是少數典型，還有更多知識精英死於二二八事件。如此橫暴鎮壓，台灣民眾固然畏威而噤聲，但知識份子內心如何平息？
台灣的反抗運動自此轉入地下。台灣人開始認知到中國的現實，而此時，國共內戰已經開始，在大陸，除了國民黨的「白色祖國」，還有一個「紅色祖國」，既然要反抗國民黨，要為二二八事件討回公道，唯有與中國的反獨裁、反內戰社會運動結合……。
至於二二八事件造成多少死傷，依據〈二二八基金會〉的統計，向該會申請補償的有效案件：已審件數：2728件，其中成立件數2266件（死亡案682件，失蹤案178件，羈押、徒刑等1406件）。然而「賠償案件數不等同於實際受難數字」，這是由於二二八之後，歷經白色恐怖的戒嚴年代，民眾對此噤聲，許多歷史文件被隱藏銷毀，有的已無家屬，有的因為事件家破人亡無法追查，有的家屬因為痛心而流亡海外，更有家屬拒絕補償…。
特別在1950年代白色恐怖時期，針對匪諜嫌疑、反抗運動、學生讀書會等而展開的全面清鄉，造成更大的搜捕、槍決、冤獄、刑死。人們無以名之（白色恐怖一詞還是1980年代末才有的名詞），再加上受難者多為因二二八事件之後而起來反抗者，因此總是被人們用「二二八事件」來作為全稱。於是二二八的死傷人數就從事件當時的死傷，延伸為一個歷史時期（約從1947 年到1954年）的政治受難者的總合，以至於對二二八的死傷者難有一個共同的說法。直到1990年代，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補償才加以區隔。這恐怕也是歷史的必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