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使活動申請被拒、政府延長限聚令，六四當晚，仍有上萬港人聚集在香港維多利亞公園悼念。(圖/取自網路)
一、
「六四慘案」三十二周年，香港特區七千警力戒備森嚴，維多利亞公園沒有悼念燭光。但穿黑衣的民眾，化整為零，在公園周邊的銅鑼灣街道上，手持小電筒或亮起手機權充蠟燭，保持「社區距離」，沒有觸犯「限聚令」；亦有不少民眾在社區媒體或家中「燃點」蠟燭⋯。與其說「未敢忘記」，毋寧說是向打壓港人集會自由的「警管特區」抗議。
香港警方今年繼續以疫情為由禁止民眾參與「六四」燭光晚會，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六月三日聲稱會以個人名義「去守三十二年來的約會」，翌（四）日她被警方以「涉嫌宣傳未經批准集結」罪名拘捕。警方的說詞是：發現有人不理會相關遊行及集會已被禁止的決定，透過其社交媒體帳號於不同的網上社交平台，繼續宣傳及呼籲市民參與相關公眾活動，涉嫌違反《公安條例》。鄒幸彤認為警方對她的指控「完完全全是以言入罪」。
本身是大律師的鄒幸彤不久前接受「德國之聲」訪問時說：「今年六四會是個測試，反映港人還會否抗爭和守衛我們良心的底線。在香港社會，六四已經成為良心的底線。我們面對的是，對良心和是非價值觀的直接攻擊。」
不堪的是，支聯會秘書長兼發言人蔡耀昌隨即與鄒幸彤劃清界線，表示她近期的言論並不代表支聯會，甚至與支聯會立場相反。蔡耀昌強調，作為組織需要清楚向公眾表達立場，他重申今年的法律、政治風險嚴峻且壓力巨大，呼籲支聯會成員及所有市民小心行事。
二、
支聯會核心人物對悼念「六四慘案」有不同意見或立場，還是第一次聽到。不過，最近幾年由於「本土意識」興起，支聯會每年行禮如儀的制式「六四燭光晚會」受到質疑，年輕人已不大願意參與。
二〇一三年支聯會以「愛國愛民」作為悼念「六四慘案」主題，本土意識強烈的年輕人當然十分反感，紛紛表示將會杯葛「六四」燭光晚會。文化評論人安徒同年六月在《明報》題為《告別六四猶如告別自己》一文指出：「民主派靜待中共開明派上台平反六四，以期到時收割，卻無法打開局面，擴展運動的視野，同時急速地將六四『情意結化』，乞求中共給予有這種『情意結』的香港人特殊照顧，以解港人對六四的『心結』。民主派根本沒有用心把民主運動傳承下去，沒有把民運當中的民主抗爭精神轉化為，群眾運動在本地發展的動力，而是採取『中港區隔』，『信任基本法』效力，寄望國際友人的支援會永不褪色的苟活路線和綏靖政策。」這是對香港民主派和「六四」的關係最透徹的觀察和鞭辟入裡的分析。
我與許多在香港參與政治抗爭運動的人一樣，毎年都會挈婦將雛出席六四燭光晚會，除了是「物傷其類」，也為了聲討中共政權當年的暴行。我一直相信「六四慘案」對香港的意義，就是讓港人更加了解中共政權的殘暴本質後，堅定不移抗拒中共對港人的政治操控。
愛因斯坦說：「精神錯亂就是：一遍又一遍地重複做同一件事而期待會有不同的結果。」港人必須跳脫出被動的燭光紀念活動框框，揚棄擁抱大中華思想的政治代理，積極投身反共的本土民主運動。二〇一四年六月四日晚上，我與所屬團體在尖沙咀文化中心外舉辦「香港人的六四集會」，揭櫫「本土、民主、反共」大旗，從香港人的角度悼念「六四慘案」，為悼念「六四慘案」的香港人提供多一個選擇，有助思考香港與中國的關係，當晚有七千多人參加。可是主流媒體和泛民主派政客，除了以「跟支聯會分庭抗禮」或「分散力量令共產黨最高興」的說詞，抹黑「香港人的六四集會」，並沒有回應當下強烈的本土政治訴求。
我在二〇一四年六月廿五日立法會大會「六四事件」動議辯論發言時指出：
「中共及其卵翼的港共政權，一直壓制港人的本土權益和民主運動，沒有中共這個境外殺人政權的支持，港共政權早就被推翻！可是，支聯會成員多年來的六四燭光晚會從來都不願意提出『打倒共產黨』的訴求，吃盡『六四』帶來的政治資本的同時，更排擠進步民主力量和本土意識，把香港民主運動和本土運動引向錯誤方向。泛民主派在政改諮詢期間，爭相強調自己愛國以回應中共的『治港者須愛國愛港』論，一直跟隨中共的主旋律起舞，不敢質疑和否定中共管治香港的合法性，難怪中國共產黨有恃無恐，主權壓到人權，一國壓到兩制！」
「香港主權移交後出現的『中港融合』或『中國化』，令很多香港人開始認識到中共『一國兩制』的承諾已成空言。無限制的自由行造成街道擠塞，破壞公共秩序，排擠奢侈品零售以外的行業，令物價高漲，民生困苦；更加不堪的是，廉能政治開始崩壞，言論自由響起警鐘；警方壓制人權，在中共地下黨員梁振英上台後更見突顯。香港人的生活方式和核心價值被大陸的惡政治侵蝕，激起了港人情感上的反彈，萌生『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的本土意識，這種意識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出生的青年身上尤其常見。在來自中國的衝擊下，青年開始擔憂自己未來的居住空間、升學就業機會、語言文化等切身問題，不少人願意挺身而出抵抗中國對香港的蠶食，捍衛本土利益運動勢不可擋已是物理的必然！⋯⋯可是，以支聯會成員為骨幹的泛民主派，對本土化運動的趨勢視若無睹，仍然堅持『中國沒有民主，香港也沒有民主』的失敗主義論述，懷緬其大中華民主夢，猥自枉屈，消極退縮，甚至有人不惜為了民主統一而出賣港人利益。⋯」
二〇一四年之後的「香港覺醒」是慘烈的：同年九月的佔領運動，不滿泛民主派盤踞中環金鐘「大台」的本土派青年，隔海在九龍旺角佔領街道一個半月，期間不斷與警方發生衝突；二〇一六年年初，以黃台仰、梁天琦為首的「本土民主前線」，為了保護流動小販與警方發生嚴重肢體衝突，黃、梁二人其後被控暴動罪。黃台仰流亡海外，梁天琦判監六年。二〇一九年春夏之交，以年輕人為主導的「反送中運動」，戳破「一國兩制」畫皮，中共「接收」香港」，實行暴政。
三、
「六四慘案」血的教訓，三十二年來，不但沒有喚醒高高在上的中共領導人，同樣沒有喚醒香港的泛民主派。二〇一三年後悼念「六四慘案」的爭議，不是「民主回歸派」與親共「建制派」的爭議，更不是泛民主派不同政治光譜的爭議，而是「民主回歸派」與「本土派」的爭議，即是「統獨之爭」。
然而，在中共肆無忌憚「滅港」的今時今日，「沒有人是孤島，不要問喪鐘為誰而敲，喪鐘為你我而敲」。本土派青年領䄂不是流亡便是被投進政治黑牢，奉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正朔的「民主回歸派」老將一樣不能倖免，支聯會正副主席李卓人、何俊仁等人，因為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和平遊行）被重判入獄。此外，被港共政權以《港區國安法》論罪的人，正在「排隊」成為政治犯。
民主運動的「人民內部矛盾」已經無關重要，與極權政治的「敵我鬥爭」成敗才是香港生存絕續的根本。
作者簡介
黃毓民，1951年出生於香港。以新聞傳播及新聞教育工作為終身志業，歷任報社採訪主任、編輯、主筆、社長及各大報社專欄作者；八十年代初曾任《美洲中國時報》港聞版編輯；九十年代中創辦《癲狗日報》、《癲狗周刊》及《癲狗馬經》。八十年代中曾任珠海學院新聞及傳播學系教授兼系主任。九十年代末，投身資訊科技領域，建立互聯網內容供應平台Hong Kong Cyber，二千年在創業版上市。
黃毓民亦是香港著名時事評論員，歷任各大電台、電視台節目主持人，以評論尖銳、敢言著稱，深受歡迎。
二〇〇六年開始從政，是「社會民主連線」創黨主席，曾任兩屆立法會議員，八年議會生涯，堅持「沒有抗爭，哪有改變」的政治理念，不畏權貴，批判中共及港共政權，政治抗爭形象深入人心。
二〇一七年四月宣告退出政壇，回歸文化傳訊及教育工作，現任普羅政治學苑主席、網台MyRadio創辦人及《癲狗日報》電子版社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