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齊茂吉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兼任教授)
1999年，美軍發射了5枚精確制導炸彈，攻擊中方駐南斯拉夫大使館，繼而《考克斯報告》 指控自1980 年代至1990年代，中方在美國境內展開大規模的間諜活動，兩國關係開始產生摩擦，並進而惡化，李登輝乘機操弄「兩國論」。(圖/取自網路)
1998年7月1日，美國總統克林頓在上海提出「新三不」後，8月間李登輝決定在國安會成立「強化中華民國主權國家地位小組」，推動「兩國論」，解構「一個中國」的框架。當時蘇起任陸委會主委，他並未參與此一小組的研究，迄今此一小組的名單並未完全曝光，蔡英文則是核心角色。這個體制外的小組，完全聽命於李登輝，經費來自國安秘帳。外界根本不知道有這個小組，立法院也無從監督起。關於這一小組的運作，蘇起的專書《兩岸波濤二十年紀實》中有詳細的論述，筆者不再贅述。
這個小組開始研擬「兩國論」的同時，不知情的辜振甫率團至上海、北京參訪，先後會晤汪道涵、江澤民，展開對話。辜振甫此行，汪道涵應邀，將於1999年秋天訪台。表面上，兩岸關係雨過天晴；事實上，李登輝搞的正是兩手策略。
回顧李登輝上台後，兩岸經貿往來日趨密切，兩岸經濟差距相當懸殊，當時台灣的GDP達到大陸的GDP將近一半，台灣擁有的經濟能量及活力，舉世稱羨，台灣對大陸的經濟優勢不在話下。由於同文同種的大陸擁有廣大的市場及廉價的勞動力，吸引了大批台商西進投資。
1995年1月30日「江八點」出台後，面對這波對台統戰攻勢，4月8日「李六條」問世，第3條明確指出台灣經濟的發展要以大陸為腹地，以增進兩岸的互補互利。此一期間，北京當然樂觀其成，因為台灣對大陸的經濟依賴程度愈深，在政治上要走向獨立也就愈來愈困難。關於這一點，李登輝當然心知肚明。
有鑑於此，台海三次危機後，李登輝改弦更張，1996年9月14日，他提出了「戒急用忍」政策。之後，並明確界定：「高科技、5000萬美金以上、基礎建設」三種投資應對大陸「戒急用忍」，以免台灣喪失研發優勢以及資金過度流入大陸。「戒急用忍」無異與「李六條」相互矛盾，當然台灣的工商界有不同的聲音，這將喪失佈局大陸的先機，而拱手將大好機會讓給外國大企業。在這項緊縮政策下，只有中小企業能進軍大陸，其中不少是傳統的夕陽工業。一旦大陸綜合國力崛起後，人均國民所得大幅提升，這些傳統的夕陽產業將遭到汰除，無異是自廢武功。
事實上，1990年台塑董事長王永慶提出在大陸大規模投資的海滄計畫，當時台塑是台灣第一大企業，也是公認的企業龍頭，李登輝有所顧忌。此例一開，台灣大企業仿效台塑經驗，前往大陸投資設廠，挹注大筆資金，將有台灣產業空洞化之虞。有鑑於此，李登輝不惜祭出嚴厲的禁令箝制台塑集團，海滄計畫乃告胎死腹中。1989年12月5日，鄧小平為了爭取王永慶赴大陸投資設廠，親自會見王永慶，並提供政策優惠及設廠土地。然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王永慶不得不採取退却路線。
隨著李登輝權位的鞏固，他開始構思如何擺脫對於大陸的經濟依賴。1993年，李登輝推動「南向政策」，鼓勵台商前往東南亞投資設廠。然而，東南亞投資環境存有語言不通、法令繁瑣、產業供應鏈不全、政治不穩及社會不安等問題；再加上，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後，許多台商血本無歸；相對地，大陸投資環境的穩定性及高速的經濟成長率，仍是台商的首選，「南向政策」並不成功。
在兩岸關係及大陸政策方面，可以明顯看出李登輝一貫的兩面性，即使1996年5月20月，李登輝在就職演說中，信誓旦旦地堅持「一個中國」，不可能採行「台獨」路線，追求國家統一的承諾，這些話語都是李登輝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策略性運用，因此「兩國論」並不令人意外。
雖然，江澤民、克林頓的互訪，促進了中美關係的提升，但進入1999年後，兩國關係開始產生摩擦，並進而惡化，這就給予李登輝操弄「兩國論」的空間。
首先是，4月間國務院總理朱鎔基率團至華府，就中方加入世貿組織一事進行談判。此一談判已談了15年，江澤民當然希望有個結果，「入世」能增加國外資金，並可有效提高大陸優勢企業的競爭力，趁機淘汰體質不良的國有企業。雖然，內部有反對聲音，唯恐國有企業倒閉及關廠，大批工人失業下崗，導致社會動盪不安；但是，江澤民不為所動，並堅持繼續和美方打交道，爭取「入世」。
不料朱鎔基此行，即使在開放大陸市場方面作了更大的讓步，却未能如願獲得美方的支持，順利「入世」；再加上中美對於科索伏戰爭的意見不一，以美軍為首的北約開始狂轟濫炸南聯盟。這兩件事連結起來，激起了大陸自發性的反美意識，江澤民面臨相當大的壓力。
緊接著在5月7日晚(北京時間5月8日清晨)，美軍B2發射了5枚精確制導炸彈(JDAF)攻擊中方駐貝爾格勒大使館，潘占林大使差點喪命，有3名記者當場被炸死。大陸反美意識終告爆發，群眾開始攻擊美國駐北京、上海、瀋陽的使領館，官方並未鼓動這種行動。顯示，即使大陸民間親美、媚美勢力再怎麽强大，也不敵這股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反美運動。這也是1989年後大陸最大規模的群眾示威。
事發後，克林頓隨即打電話給江澤民，但遭到拒接，克林頓只好先公開道歉，7天後克林頓才和江澤民通上電話，除了致歉外，也提出誤炸的解釋，江澤民當然不相信這種說辭。
事實上，解放軍也認為誤炸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以美軍高科技的水平，怎麽可能定位錯誤？即使誤炸的話，頂多只1枚炸彈，怎麼可能4枚炸彈由東西南北4個方向打進大使館，另外1枚炸彈則垂直打入大使館，這枚炸彈未爆炸，否則大使難逃一死。
江澤民處理這場危機時，非常冷靜，即使他在內部講話中對美國「言辭激烈」，不過他未站上第一線。5月9日由國家副主席胡錦濤出面譴責北約，對美保留餘地，畢竟對美關係才是大局，目前只能「忍辱負重」。當然也許有人認為江澤民對美太過軟弱，但事實並非如此。
為了緩和國內的反美情緒，中方決定中斷兩國的高層軍事交流，同時也暫停兩國間的對話。江澤民並未打算升高兩國的對峙緊張，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5月25日美國國會公佈了《考克斯報告》(Cox Report) ，這份由Christopher Cox眾議員牽頭的眾議院特別委員會發表的報告，指控自1980 年代至1990年代，中方在美國境內展開大規模的間諜活動，竊取了美方的尖端科技情報，危害了美國的國家安全。5月31日，中國國務院發言人加以反駁。在美方尚未正式提出攻擊中方駐貝爾格勒大使館的調查報告之際，《考克斯報告》出爐，無疑對大陸反美運動火上添油，兩國關係更加惡化。
對於李登輝而言，這無異是抛出「兩國論」的大好時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