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獻煌說，在高座期間的訓練，讓他往後的人生無論遇到什麼困難都能想辦法克服。他成立台灣高座會楊梅區會，經常組團參加台日高座會的活動，也主辦了兩次年會。圖為楊梅區會舉辦第15屆年會時前總統李登輝到場參加。(圖/陳婉真翻拍，以下皆是)
作者/陳婉真
幾年前電影《人生果實》在日本造成很大迴響，描述一對老夫婦自在慢活生活，台灣也以他們的故事出版了一本《積存時間的生活》。主人翁津端修一是日本知名建築師，曾參與台灣林口及淡海新市鎮開發案設計，二戰期間他是東京大學學生，被徵調當兵，官階是中尉，被派到神奈川縣的高座海軍工廠從事戰鬥機設計。
高座海軍工廠是日本政府為因應戰爭的需求，於1942年開始興建。由於戰爭中日本本土人力嚴重短缺，乃透過台灣總督府在台灣各公學校、高等科及中學，招考應屆畢業的青少年。總共在台灣招考了8419人，主要前往學習製造飛機，也有被派到各大兵工廠補充人力，統稱台灣少年工。
也就是說，在高座海軍工廠中，絕大多數是台灣人，只有少數管理階層是日本人，津端修一就是其中之一，他曾和少年工們一起被派到三菱重工名古屋航空機製作所工廠工作。1944年名古屋大空襲，有29名少年工罹難，是台灣少年工單次死亡最多的不幸事件，津端修一在空襲中逃過一劫。
他在高座工廠與少年工的隊長陳清順交稱莫逆，戰爭結束返台前，陳清順親自刻了一個「津端」的圖章送給他，這顆圖章就成為他們夫婦長久使用的唯一印鑑。直到台灣的《積存時間的生活》新書發表會前夕，津端夫婦決定利用到台灣的機會和陳清順敍舊並致謝，打聽之下得知陳清順已於他們分開後的第7年（1952年），因白色恐怖被槍決身亡。
2014年8月14日，津端夫婦特別到六張犁公墓祭拜被他視為親弟弟一般的戰時伙伴陳清順，夫婦兩人細心地把印章包好，埋在墓前，並供上鮮花。津端先生靜靜跪在墓前一段時間後，突然擁抱墓碑並唱起〈台灣軍之歌〉，在場人士無不動容。
第19屆年會時合影，左起第6人為詹獻煌。
戰時艱困生活中淬煉出來的情誼，讓人感慨萬千，難怪台灣少年工們在解嚴後恢復和日本的民間交流，他們所成立的「台灣高座會」成為最大的台日民間交流團體，會員遍布全台灣。
擔任高座會楊梅區會會長的詹獻煌，昭和6年（1931年）出生，昭和18年大崙公學校畢業後即參加考試，次年赴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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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左起第5人為詹獻煌。
「我家有6個兄弟，那時家裡很窮，衣服是從老大穿到老六，破了再補，一件衣服不知補了多少次。畢業前老師一再跟我們鼓吹到日本有多好、薪水有多高，又能半工半讀學得一技之長，還能有中學畢業的學歷，就是這樣被老師『誘拐』去投考的。」詹獻煌說。
詹獻煌是家中老大，他接到錄取通知後，從老家大崙啟程，先搭輕便車到中壢火車站，再搭火車赴岡山的六一航空廠（今空軍官校）報到，並接受體檢等面試，由日本派來的機師主考。輕便車的軌道比台糖的5分車還要窄，是一種簡便台車，每台台車可搭載旅客8人，行駛於觀音農會及中壢農會之間，是早期運送農產品的重要工具，也是偏鄉居民的公車。
在岡山的航空廠期間，學員住在航空廠旁甘蔗園中臨時搭蓋的竹管厝，部隊發放制服、編隊，並進行一些體能訓練，約一星期後出發。他們搭乘的「淺間丸」貨輪，除了載送學員外，順便載運貨物，船隊中間還夾雜著掛有紅十字標章的病船。病船是一種偽裝，目的是確保航行途中的安全，因為基於人道理由，即便在戰爭中，病船或醫院等醫療設施也不會受到攻擊。
剛到日本最痛苦的是吃不飽，米飯是限量供應，而且越來越少，外加一碗味噌湯，到後期連飯都吃不到，只能吃我們台灣餵豬吃的黃豆餅做成的饅頭。
居住的環境也很差，房間裡很多跳蚤蝨子，雖然學員們每天要擦拭地板，還是無法趕走那些影響睡眠品質的蝨子，加上防寒衣不足，讓來自亞熱帶的台灣學員苦不堪言。
以上均為戰爭結束後少年工們在高座工廠合影，下圖是詹獻煌特地放大保存的，他手指所指的前排第3人就是他自己。
讓詹獻煌記憶最深刻的是，因為他是每班10人的班長，只要班上有任何問題，譬如集合太慢或是清潔工作做不好，班長要承擔全部責任，被打是常有的事。如果班與班之間發生問題，甚至班長要互打，那可不能隨便應付了事，要著著實實的互相痛打對方，有時是互打耳光，或是拿球棒互打。長官在旁邊看，打的力道不够的話，他會親自示範給，先把你叫來，重重賞你一記耳光，然後雙方再對打。
「有一次和隔壁班班長拿球棒對打，對方人高馬大，打完後回來發現屁股整個烏青，好幾天都沒消散。」詹獻煌說，那次是因為全體學員跑了半公里路躲警報，警報解除後回到宿舍大家口渴，把廚房原本準備用來煮飯的水都喝光了，學員被打，班長被打得最慘。
那時美軍轟炸機不時來轟炸日本本土各主要城市及軍事基地，詹獻煌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次有一架B29飛機過來，被日本的高射礮打下來，一星期後美方動員90幾架飛機來報復，把美機失事附近的地方打得稀巴爛。
台灣少年工當年造飛機全都是手工打造，每人負責的工作不同，全部組合起來就是整架飛機。讓少年工相當自豪的是，他們所打造的「雷電」戰機，是唯一打得到B29的日本飛機，詹獻煌當時主要負責打空壓鉚釘。
台灣少年工戰後在他們自製的雷電飛機上合影。
緊張的戰時生活中也有靈異事件傳出，詹獻煌記得一位少年工學員回到宿舍時發現一隻貓溜進來，憤而把貓打死，想不到第二天這位學員在空襲中被暴風掃到海裡，三天後才在海邊找到屍體。
那是1944年10月間的事，兩個月後的12月18日名古屋大空襲，整個城市死傷慘重，少年工也死了29人，罹難者屍體在名古屋火葬場燒了一個多禮拜才燒完。官方為此舉辦超渡法會，詹獻煌也代表參加，死亡隊友的骨灰後來隨他們的船帶回台灣。
一位原高座海軍工廠技術員早川金次先生，因為目睹少年工的工作情形，以及這些遭到轟炸而客死他鄉的孩子，讓他深受感動，在戰後經過一段復原時期之後，他獨力於1963年12月，在當年原址善德寺，為這些遭炸死及病死的少年工們，建立慰靈碑，永久紀念「那懷念著雙親無法會面，叫著寂寞而客死異鄉的少年」的英靈。
原高座海軍工廠技術員早川金次，於1963年在善德寺興建的台灣少年工慰靈碑，高座會成員每年赴日都會前往祭拜，只有去年因疫情的影響中斷這項行程。
早川為此曾先後到台灣27次，目的只是查證及慰問死者遺族，足跡遍及全台。他在一本名為《高座海軍工廠與台灣少年的回憶》小冊子中說，他這麼做的目的，「並無要向世人宣揚之意，是以贖罪的心情，做一件認為應該做的事而已。」
戰後，詹獻煌回到故鄉種田，除了自己的農地之外，又向水利會承租了2甲農地耕種，家中環境漸漸改善。而詹獻煌也因領導能力深獲肯定，連續擔任10多屆的全國詹氏宗親會理事長。台灣高座會1993年及2003年年會都在桃園舉行，詹獻煌出力甚多。他們也曾多次組團赴日本，每次都會到善德寺及靖國神社祭拜戰爭中死亡的同袍，也回味戰時辛苦的過往。
詹獻煌在大崙加油站的辦公室裡，他是退而不休，雖然大部分工作已經交給兒子經營，他仍然每天按時前往上班。
1980年代台灣經濟起飛，鄉間交通日漸繁忙，但大崙一帶始終沒有加油站，詹獻煌聽說有宗親為了到遠處加油而發生車禍，特別提供了自家3釐多的土地，向銀行貸款3千萬元，開了一家加油站。目前雖已交給第二代經營，老人家依舊每天到加油站「上班」，因為刻苦耐勞已經成為他們一生的習慣。
那些青春歲月在高座工廠的過往，是他們人生中最寶貴的淬煉。
作者簡介
陳婉真曾擔任《中國時報》記者、美國《美麗島週刊》創辦人、立法委員、國大代表、台灣產業文化觀光推展協會理事長、綠色台灣文教基金會執行長等職務。
她生於彰化縣，從小立志當新聞工作者，台灣師範大學畢業便後順利考進中國時報，仗義執言和使命必達、務實求真的精神，讓她在新聞界以犀利觀點聞名。
她在戒嚴時期挑戰禁忌，即投入政治改革，因此成為黑牢裡的政治犯，但是無畏無懼的堅持理想，不論藍綠執政，從不向威權低頭。
現在是自由撰稿人，想記錄主流媒體忽略的真實台灣故事，挖掘更多因為政權更迭而被埋沒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