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沒落已比想像中更早地到來，當西方已然明白地露出頹象時，台灣卻張著更大的雙臂去擁抱那已然失去光澤的學理。做為炎黃後裔的台灣人，必須反思已經被棄置許久的民族身分，找回自身在中華文明中的位置，為中國的復興奉獻一份棉薄之力！(圖片取自網路)
清明時節雨不紛 台灣應找回在中華文明中的位置
作者/張陌
「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杜牧的詩恰是這次花蓮重大鐵路慘劇的寫照。清明長假的頭一天發生了這樁慘劇，亡者正是在歸鄉或出遊的行路上斷了魂。
不過，真正已愈走愈遠的卻是像清明節這樣代表著民族文化深遠脈絡的儀式與節慶，它們正在這個島上成了某種奇特的存在。在日漸高漲的「我不是中國人」的政治氛圍裡，清明、端午或中秋，恐怕已逐漸變成了島民心靈裡的異端。
由於政治上的劇烈轉向，如今依舊誌載於官方的節日表的這些具有文化根柢色彩的節日，只保留了一個最為淺碟的概念，即「放假」而已，別無其他。清明不再意味著慎終追遠、祖恩繼志的意涵，端午亦不必遙思屈原的憂國憂民、與怨憤離騷，中秋更無需流傳那動人的靈藥偷嘗、奔月會夫的愛情。
這個現象絕不只是身處工業社會的現代人對於農業時期傳統的理性拋棄而已，更多的是官方有意地割除島上人民的歷史記憶，並刻意將之嫁接於東、西洋歷史甚至南島民族的敘事裡頭，以建構新的國族意識而肇致的結果。
蔡英文一上台之後不久，就取消了中樞遙祭黃陵的儀典，而這卻未引起任何有意義的探討或反對，就像丟掉了一根針似地平常。但這在台灣人民整體的民族概念上卻是一個重大的轉向，亦即，它是一次將島上絕大多數的炎黃子孫，與他們的文化與民族初祖公孫軒轅黃帝，永恆訣別的政治宣告。
台灣人的心靈因而呈現了某種破碎而扭曲的情狀，現今一切對於藝術、文學或政治、社會之學說，皆以向西方擷取為上，而不敢、不願乃至於拒絕談論己身文化中依然值得追索的哲學、倫理與價值，猶似只要一沾惹到自身文化裡頭的某些風俗習尚，就要打入社會階級的地窖裡不得翻身似的，隨時防備著不能顯露半點關於自己民族的真正出身。
台灣人於是在自我的精神面貌上，造就了一張西方買辦或西方僕從的嘴臉而不自知。在解讀與評價當今國際諸般事件時，也只能拾西方之牙慧，甚而裝腔作勢、狐假虎威。
也因此，在對岸提出民族之偉大復興的號召時，依然過著清明節、中秋節的台灣人，卻漠然地無所反應，甚至用著西方的心態，對它採取了某些詆毀的行徑，將它解釋為新世紀的黃禍，或是專制的回潮等不一而足。
在西方所有的解釋框架裡，東方就是理應被壓制、被擺布、被剝削的地域，不過就是一群病態而落後、自輕亦自賤的民族散居的地方，一個在帝國的邊陲靠著西方的恩賜才能生存下去的處所。台灣人不但承認了這個解釋框架，還希望靠著帝國的權杖，讓自己躋身為帝國的一個成員，卻不知道這完全是一個無法實現的奢望。
這樣荏弱而囁嚅的心態，因此無法解讀「中國夢」；就只能很隨意地視之為習近平一個人的皇帝夢，而無法認知到它乃是與自己原有民族與文化身分具有重大關聯的一次波濤洶湧的歷史浪潮，不能讀出它是中國所引領的東方將要回到歷史中心的一聲號角。
「中國夢」其實是中國共產黨在馬克思主義已經喪失了其時代與現實的解釋力之後，向原有的中國文明脈絡去尋找智慧與出路的一個嘗試，它試圖緩緩地朝向傳統的天下論述過渡，將中共的統治正當性從共產主義的烏托邦轉向具有儒家性格的大同論述，因此如今中共官方與學術的宣傳與論述上，大量地採用了中華文明的歷史視野與經世哲學。
中國的統治哲學與國家定義的內涵還在演化之中，需要更多的時間去論證與摸索；但問題卻在於，西方的沒落已比想像中更早地到來。如今西方對中國如此嚴厲而頻密地譴責與制裁，其實反映的是西方的焦慮與恐懼，而所焦慮與恐懼的，往往就是即將發生的現實。
這個現實即是：中國以及它所處亞洲的亞洲世紀已經浮現，中國與印度兩個古文明國家都找到了崛起與復興的道路，俄羅斯正從它的歐洲性格轉向亞洲，伊朗的波斯文明也可能在中國的扶持下重新勃發，西方的衰微已近在咫尺。
台灣最大的問題在於，時代已經走到了一個重新裂開與張合的轉捩點，卻依然對它懵然無知或是極度冷感。當西方已然明白地露出頹象時，卻張著更大的雙臂去擁抱那已然失去光澤的學理。
史賓格勒在其於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寫成的「西方的沒落」，即已預言本質上是一種浮士德文明的西方，是一種以金錢為形式的文明，基於貪婪的本性而進行掠奪，但頂多只能持續幾個世紀，其後將被代表血液的凱撒主義所征服，包括它的政治武器─—民主。
清明假期結束的此刻，雖然天清氣朗雨不紛，但做為炎黃後裔的台灣人，必須反思已經被棄置許久的民族身分，找回自身在中華文明中的位置，為中國的復興奉獻一份棉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