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樽玻璃器皿鋪子「北一哨子」。（圖／翻攝自網路）
作者／劉敦仁
去日本觀光或是公幹的外國人，應該有一個共同的經驗，就是到商店購物，或是在餐廳點菜，日本服務人員在介紹產品或是遞送餐飲時，前面都會冠以「日本」兩個字，強調這是日本本土生產的器物。
1984年，因為一項中、美、日三國之間的文化交流項目，我前往東京，下榻於帝國大飯店，因為美國代表團要很晚才抵達，所以我就獨自到飯店的餐廳裡用膳。那是一間專提供「呷哺呷哺」 (Shabu Shabu) 的餐廳，也就是中國人俗話稱為「涮涮鍋」。
我對一個人單獨坐在那裡涮鍋感到百般的無聊，然而既然已經進入餐廳，也就不方便打退堂鼓，只得坐下來看菜單。餐廳裡的服務員個個都是年輕貌美的少女，而且彬彬有禮。我看完菜單後問到，一個人怎麼點shabu shabu？
她輕聲細語地告知，每張餐台都配有一位服務員伺候，對單個客人也是一樣的服務。我不便再囉嗦，就等候涮涮鍋上桌。
就是這位女服務員，給我擺好日本傳統的餐具，然後涮涮鍋、牛肉及一些配料都放置好。我還點了一壺熱清酒，正要自己動手時，她站在餐桌旁，用帶著厚重日本口音的英語告訴我，她是專指派為我服務的。
帝國大飯店（圖／翻攝自維基百科）
說真的，我一生從沒有經驗過被人服侍的習慣，此刻坐在日本首都的大飯店裡，一個美貌的少女站在我餐桌旁，為我安排晚餐的每一個細節，我如坐針氈般地在那裡不知所措。
然而她卻若無其事地忙著將生牛肉先放在熱湯裡涮幾下，隨即在一個盛有調料的小碗裡醮了一下，就輕盈地放在我面前的小碗裡。然後用清脆的口吻說： 「日本牛肉」 (Japanese Beef)，接下來為我斟了一杯清酒，又是很禮貌地說道：「日本清酒」 (Japanese Sake)。
接下來是「日本豆腐」、「日本菠菜」、「日本.........」， 到後來我已聽不清楚，只感到「日本」兩個字在我腦海裡旋轉，刺激得我神經緊繃，情緒忐忑不安，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趕緊結束這頓晚餐。於是她每一次將菜放進我的碗裡時，我就迅速地送進嘴裡，還沒等嚼爛，就囫圇吞棗地嚥了下去。
吃完最後一片牛肉後，正準備起身，她卻不緩不急地拿起一只小碗，在裡面放了一些調料，然後再加一小匙味精，用一支湯匙在涮涮鍋裡先將漂浮在麵上的泡沫撥到一邊，然後將清湯盛在小碗裡，再滴了幾滴麻油，就端正地放在我面前，嘴裡輕輕地說道：「日本牛肉湯」 (Japanese Beef Soup)。
我道了聲謝後，就一口氣咕嚕嚕地將整碗湯喝得見了底，隨即請她將帳單給我簽字。我像一頭喪家之犬，一溜煙地離開了餐廳，才如釋重負地回到房裡，剛坐在沙發上，發現胃部似乎有痙攣地陣痛，意識到這是在緊張的氣氛中吃得太快而得出的惡果。
從這次單獨吃「呷哺呷哺」的痛苦經驗裡，我卻領教了日本人在宣揚「日本製」產品的執著精神，令人有過往不忘的積極效果。經過多次的日本之行後，對於「日本製」的口頭禪也就習以為常了。
帝國大飯店的豐盛菜色（圖／翻攝自日本帝國大飯店官網）
不僅在日本本土有如此的體會，即使搭乘日本航空公司班機飛東京時，商務艙裡細聲細語的「日本製」常令旅客產生旅途中的驚喜和快慰。但是在飛行平穩後，空中小姐向每一位旅客點餐時，空中小姐的語氣裡就有了幾分變化。關鍵是航班上「日本餐」的配備量，經常會發生不足的尷尬情景，空中小姐只能給外國旅客表達歉意。
我和妻子每次搭乘日航班機，都會選擇「日本餐」，理由就是它的清淡量小，很適合長途飛行的健康考慮。然而在第一次遇到「日本餐」配量不夠的尷尬後，只能勉為其難地接受「日本製」的西餐。而在就餐時，注意到在「日本餐」不足量的情況下，他們將優先權給了日本旅客，所以日本乘客幾乎都享受著「日本餐」 。
有了一次的經驗，我就在日後每次訂票時，要求航空公司為我們預定好航程中的「日本餐」。所以當空中小姐告知「日本餐」的配量不足時，我就能據理力爭，告訴她我們在事前已經預定好。實際上航班上的乘務長應該早有接獲公司給他們下達的服務指令，只是他們總是抱著日本旅客優先的心理狀態對待外國乘客。
作者妻子在運河邊留影（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其實日本有很多的產品源頭都是來自海外，而從古到今，產品的互動本就是天經地義的交流途徑。所不同的是日本人從不承認外來的影響，要強調的是他們的「創作」。
如日本的豆腐，原本就是來自中國。迄今在日本餐桌上見到的「油豆腐」，其質量仍處於中國油豆腐初創時的階段。而經過了他們經年累月的改造，日本豆腐質量上比中國豆腐更為軟嫩。但是他們對「日本豆腐」近乎洗腦式的宣傳，就如同仍流行於日本的和服來自於中國唐代一樣，來自五湖四海的旅客都會公認這就是「日本式豆腐」。甚至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還出現過中國豆腐製造商，專程到日本訂購生產豆腐的機器設備，導致很多愛國的中國人哭笑不得。
提起日本的和服傳統，我在西安還遇到過哭笑不得的場景。那時我組織了一個美國六百人的宗教團體訪問團，前往西安參觀兵馬俑。到了陝西博物館，美國訪問團中有兩位女士，佇立在一個玻璃陳列展台前，指著裡面幾個唐代婦女的陶器立像問我：為什麼在中國的博物館中會陳列著日本婦女？
我聽後立即理解到，他們是在看到玻璃陳列展台中的唐代婦女穿著的服飾及髮型，誤以為是日本婦女，所以產生了這樣的誤解。於是我簡略地將中國唐代對日本文化的巨大影響，給她們二位解釋，他們才恍然大悟。我更進一步告訴她們，日本的古都奈良，就是按照大唐長安的佈局建造的。如果要尋找中國唐代的歷史陳跡，日本奈良就能提供較為具體的線索。
世稱全球三大最美夜景的函館夜景（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我和妻子曾去過北海道兩次。前往北海道的旅客目的各有所好，很多人冬天去就是滑雪或是觀雪景。但是當地的歷史文物傳統，是對日本近代經濟科技發展不容忽視的泉源。
我們選擇了旭川 (Asahikawa)、函館 (Hakodate) 和札幌 (Sapporo) 等富有歷史文化的城市，首要任務就是先品嚐函館附近三種不同的「拉麵」，是典型的北海道特色食品。
我們從東京先飛到札幌後，就迫不及待地經酒店的介紹，在附近找到一家較為具有特色的麵館。
日本的拉麵量非常大，札幌的拉麵湯頭是用豬大骨熬煮成的，有濃郁的味噌口味。一般都是用中粗捲麵製作，湯頭裡加豆芽。有的麵館在湯頭裡還加了甜蝦或者小魚乾。我們光顧的一家，就是加了甜蝦，所以口感非常鮮美。
從札幌乘坐火車前往函館時，途徑旭川，我們買了五天的套票，可以隨時在任何一站停留。旭川當地旅遊景點一般，我們去的目的就是為了感受一下當地拉麵的味道。
旭川拉麵的湯頭是用豬大骨或是雞骨頭加海鮮及蔬菜熬製而成，有很濃的醬油味道，用中細捲麵製作。
函館令人垂涎的拉麵（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最後我們到了函館，當地的拉麵湯頭比較清澈透明，具有鹽味的豬大骨熬製而成，看上去要清淡很多。餐館使用的都是以直麵為主，也就是中國人的傳統掛麵。
在品嚐三種不同的拉麵時，所有麵館都不約而同地會向我們這些外國旅客來一句：「日本拉麵」 (Japanese Raman)，習慣了這樣的表達，我們會立即相對地展現會心的一笑。
函館在日本近代史上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結束了日本長期的封建制度，代之而起的是引領日本走向繁榮強盛的「明治維新」。也是美國海軍用砲艦政策逼使日本開放通商，並強制擁有「治外法權」，西方列強先後和日本締結貿易條約，日本從此大門洞開。
我對這座城市產生極濃厚的興趣，並不僅僅是它的拉麵可口，而是當時的日本和大清帝國的中國有著共同的命運，但最後的發展方向迥然不同。除此之外，我還發現當地一家咖啡館和加拿大的文學作品發生親密的聯繫。
我們在旅途中，曾經利用一天的時間在元町區步行瀏覽，這裡是除東京首府外，最具西洋建築群的城市，如英國在當地開埠後不久建立的領事館就在區內佔有顯著的位置。當我們在旁邊一條幽靜的街道上散步時，偶一抬頭，赫然發現一家極小的咖啡館名字是加拿大著名的兒童文學作品書名《綠色山寨的安妮》 (Anne of Green Gable)，引起了我的好奇，於是進入到這家非常狹小而擁擠的咖啡館。
原來這是由一位看上去年已古稀的老太太所經營，我很想進一步瞭解為什麼她會用加拿大的兒童作品名字來命名她的咖啡館，但是幾句話之後，老太太根本一句英語都不會講，只得掃興地離開了，前往當地的著名旅遊景點「五稜郭」 (Goryokaku)，也就是五芒星狀的要塞。
函館五稜郭堡壘鳥瞰全景（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德川幕府在1857年開始建造五稜郭，是日本歷史上第一個參照歐洲建築造型所建造的宏偉堡壘。四周有護城河，並且有精心設計的花園等設施，歷經七年時間於1864年完成。
這是函館在江戶 (Edo) 統治時代所建造的一個重要堡壘，是江戶幕府最後垂死掙扎的據守點。江戶幕府(Edo Bakufu) 也稱為德川幕府 (Tokugawa Bakufu) 是日本歷史上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幕府政權。
德川幕府一共執政了265年 （1603-1868），和中國滿清時代的「閉關自守」 一樣，施行「鎖國政策」，排外的觀念非常嚴重，曾將傳教士及外國人驅逐出境。當時只和荷蘭、中國及朝鮮有通商往來，但也只侷限在長崎一地。這時候，美國已處心積慮有計畫地打開日本作為貿易港口。
1852年，美國政府首先給海軍將領馬修.卡爾布萊.培里 (Matthew Calbraith Perry 1794-1858) 授予「日本開國」的指令。意思是賦予培里和日本談判的權力，但在指令中強調避免動用開砲等武力行為。
第二年，培里攜帶總統親筆信抵達日本，德川幕府允許其登岸，雙方互有溝通，但沒有談判兩國之間的任何協議。一直到1854年美國艦隊進入函館港口並作勘查，強迫日本接受簽訂了《日美和親條約》。
在這次的航程中，培里率艦隊途徑台灣，在基隆港滯留十多天，除了勘查當地煤礦，還測量基隆港灣地勢。回國後，根據他的所見所聞，居然將台灣比作佛羅里達州外圍的古巴，認為其商業價值潛力極大，主張應該考慮予以佔領。所以今天美國對台灣始終視為囊中之物，早在十九世紀就已經潛移默化地部署了其野心。
開啟日本市場的美國海軍軍官培里（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就在美國艦隊進入函館港口後不久，俄、英、美等國家先後要求和日本締結友好條約，逐步對外開放的態勢因此一發而不可收拾。德川幕府政權骨子裡縱有萬般無奈，也只能在1858年和美國等西方國家締結了貿易條約，將函館開放為貿易港口，並參照歐洲將函館改造成為城郭都市。
1867年德川幕府的勢力如日薄西山，次年（1868）進入五稜郭，力圖挽救政權的延續。然而在1869年4月日本新政府軍隊開始攻擊五稜郭，僅用了一個月的時間，就將德川幕府擊垮，戰爭終於結束。
從1853年美國用砲艦打開了日本的國門，僅僅用了五年時間，到1858年日本締結《日米修好通商條約》 (Amity and Commerc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mpire of Japan)，從此成為西方國家的貿易港口。美國也因此獲得在日本的「治外法權」巨大利益，日本則失去關稅的自主權。
這一條約的簽訂，引起日本社會的對立，特別是保守派很不以為然，認為日本人應該到海外去談判貿易，而不是西方國家用壓頂的姿態在日本施壓，有違封建體制中的「鎖國政策」。然而德川幕府政權最終抵不住西方勢力進入日本，走上瓦解的末路，也徹底終結了日本的封建體制，開啟了「明治維新」時代，選擇了「脱亞入歐」的新政策，完全的西化，為日本走向世界經濟強國打下了堅不可摧的基礎。
日本大思想家和學者福澤諭吉 (Fukuzawa Yukichi 1835-19010) ，對日本日後的發展居功厥偉，迄今為止仍然是日本社會始終奉為先賢的一個人物，他的頭像甚至出現在日本最大額一萬元紙幣上，足證其對日本民族的貢獻。
他在自傳和另一本作品《勸學》中對當時中國現狀有很深入的分析，其中不僅有尖銳的批評，更是細微末節地分析在滿清統治下，即使中國有一百個李鴻章，也無法引領中國發展成經濟文化強國。凡是讀過他文章的中國人，不僅感到汗顏，更多的是無地自容。
日本在美國船堅炮利的逼迫下向外開放，中國也正面臨幾乎極為相似的遭遇。然而中國卻沒有日本那麼幸運，雖然日本在船堅炮利脅迫下簽訂貿易條約，但中國在英國鴉片戰爭後簽訂一連串的不平等條約和割地賠款，日本加入了西方國家陣營開始了侵華的野心。
佇立在五稜郭瞭望塔上，極目遠眺，內心思潮起伏，感慨萬千。一個崇尚中國儒家思想逾千年的日本，在唐代的禮儀、教育及宗教思想等影響下，建立了迄今仍然保留著這份遺風的奈良古城，留下了唐代傳統的蛛絲馬跡。
英國前總領事館，現在是博物館。（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但是從明治維新以還，日本竟然在「脫亞入歐」全面西化的政策主導下，與西方陣營狼狽為奸，對中國肆意掠奪、侵略，甚至存有滅我中華民族的居心叵測。另一方面，為了發展其經濟，日本不惜用抄襲模仿等方法竊取他國的先進技術，作為提昇其戰後工商業的手段，增強其國民的自豪感。福澤諭吉就曾經留下這麼一句名言：「先有獨立人格的國民，才有強大安寧的國家。」
他還說過：「人人都想做官的國家無法強盛！」從日本紙幣的人物群即可瞭解，他們強調的是科技、文化、教育和經濟，從而奠下繁榮的基礎。
這使我憶及國父孫中山曾經說過：「青年人要立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孫中山在進行革命事業時，多次生活在日本，我分析孫中山所以如此告誡青年人，是否受到日本福澤諭吉這句名言的啟發？
函館如今還保存著滿清時代建造的「中華會館」，這是一棟典型的清代中式建築，據說這裡也是日本的關帝廟，可能是唯一中日開埠通商的重要歷史佐證。它反映更多的是過去百年來，日本的向前邁進，和中國因衰落而受盡日本欺凌的教訓！
小樽的中華會館舊址，現為博物館。（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日本在二次大戰投降後，為了重振經濟，幾乎所有的行業都在奮力直追，企圖早日恢復其經濟面貌。上世紀六十年代，義大利的女性服裝設計在國際上享有聲譽，當時我正在義大利工作，經常遇到日本商界人士，身踹微型照相機出沒在大型高檔百貨公司，拍攝陳列的時裝。
後來和義大利服裝業的好友談及得知，這些日本人士，是想方設法將義大利及歐洲的服裝設計抄襲後，在日本生產促進其本國紡織業的國際競爭。
所以當我們在品嚐拉麵時，其中一家麵館餐桌上，放置著一個裝有醬油的小巧玲瓏玻璃瓶，引起我的注意。一眼看上去有點和義大利威尼斯附近出產的藝術玻璃器皿大同小異，然而質量卻相差甚遠。
在好奇心驅使下，我問服務員得知這是北海道小樽生產的玻璃小瓶。因為以前有過義大利服裝業的趣聞，使我產生了刨根問底的意願，去瞭解究竟小樽玻璃器皿和義大利威尼斯玻璃藝術品之間是否存在哪怕是些微的「姻親關係」。
小樽火車站（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從函館回到札幌後，第二天即搭乘火車前往小樽，兩地之間的距離只有三十多公里。小樽給我的印象是，這個人口稀少的小城市別有一番風土民情。在歷史上為了開拓漁業和海上貿易，當地政府特地開啟了一條千餘米長的運河，方便從海上抵達的貨物直接運到城中心，並在運河旁興建了好幾座倉庫。
由於人口的負增長，小樽海港往日的輝煌也被函館奪走，現在只能依靠旅遊業來維持市容的興旺。運河兩旁只見遊客往返穿梭，原來的倉庫也已經改裝成為遊客提供的餐飲業和小賣部。
離運河對面不遠處，有一家專門出售玻璃器皿的商店，內部擠滿了來自世界各地的旅客。在這之前，我經過另一家玻璃器皿商舖，標明專出售威尼斯玻璃藝術品，引起我一些疑竇，在這麼一個僅僅擁有數千人口的旅遊城市，會出售昂貴的威尼斯玻璃器皿？這究竟是威尼斯山寨產品還是貨真價實的藝術品？但繼而一想，這和我產生不出任何的牽連，就和妻子逕自前往小樽玻璃器皿商舖觀賞。
小樽運河的夜景（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要深入瞭解小樽的玻璃器皿製作，也許有必要先認識一下玻璃在人類史上的發展。實際上玻璃在人類史上的存在已經有五千年了，最早的發源地是在美索不達米亞（Mesopodamia) 。不幸的是這個最受尊崇的人類文明發源地，今天卻仍在慘絕人寰的戰爭中掙扎。公元前三千年，玻璃的發現就從敘利亞開始。它發生在幼發拉底河 (Euphrates) 及底格里斯河 (Tigris) 之間，包括今天敘利亞的一部分、伊拉克的全境，和土耳其的東南角，所以將敘利亞尊稱為發現玻璃的鼻祖應是當之無愧。
玻璃的真正使用應該是在公元前1500年，埃及和腓尼基 (Phoenicia) 運用他們的智慧，創造了玻璃珠子及用來驅邪、遠離危險或是祛除疾病的玻璃護身符。
隨著年代的發展和人類智慧的進步，埃及人進一步為了發展玻璃首飾，小動物及盛行於當時的鑲嵌玻璃石等小型玻璃產品，而發明了玻璃核心形成的技術，為後來的吹玻璃技術打下了紮實的基礎。
吹玻璃的高超技術是在公元一世紀由羅馬人發展而成，埃及人早前的核心形成技術逐漸陷入衰退。
敘利亞的吹玻璃器皿工場（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雖然在中國、非洲及歐洲都有玻璃使用的發展，威尼斯製作玻璃藝術品的技術人員，不斷地摸索求新，使其玻璃行業一直擁有世界上的龍頭地位。他們需要用高溫熔爐來處理從玻璃液到吹玻璃成形的工序，而威尼斯的建築大都為木結構，將高溫熔爐設置在其中，極易引起火災的隱患。
於是在1291年，威尼斯當局下令將所有的玻璃工廠遷徙到距離不到兩公里瀉湖區的牧蘭洛（Murano) 小島上落戶，這裡原來是產鹽的小漁港，玻璃業的進入促使當地經濟的發展。為了保護玻璃藝術的發展，政府責令所有製作玻璃的人員在落戶後一概不得隨意遷徙，而且對製作的技術要做到滴水不漏的保密功夫。如有人違反而一旦發現輕則處罰，而屢教不改，甚至會有遭到暗殺的危機。
與此同時這些玻璃製作者也被賦予一些特權，如他們被允許外出時可以佩劍；女兒成年後，可以嫁給權貴家庭。經過日新月異的發展，當地的玻璃產品技術日新月異，有搪瓷玻璃、玻璃製造的人造寶石，還有鑲嵌金絲的玻璃及多種顏色的玻璃，使得威尼斯的玻璃藝術聲譽大振。
之後又進一步在玻璃吊燈方面有了顯著的開拓，給歐洲各個皇族王宮裡平添許多點綴；還有彩色鑲嵌玻璃畫，也成為公元四世紀後，歐洲各大天主教堂內玻璃窗上燒製的帶有濃厚宗教傳統故事或寓言，成為教堂裡的藝術點綴。
實際上義大利威尼斯的玻璃藝術發展，得益於埃及及巴比倫的先進玻璃製作技術。直至今日，埃及仍然用勾有金絲的玻璃器皿作為旅遊產品，向來自世界各地遊客兜售。
我和妻子在埃及旅遊的時候，就只購買了一只玻璃勾金絲的容器，工匠的高超技術令人歎為觀止，而且玻璃的厚度猶如一片薄薄的透明膠，稍一不慎就會令整個容器粉身碎骨。所以我從開羅搭載飛機時，一路上如同照顧嬰兒似地小心翼翼。
美國賭城貝拉吉奧大酒店入口處的義大利特製的玻璃吊燈（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威尼斯的玻璃藝術從宮殿式的吊燈，進步到設計各種大建築中的巨型吊燈，如美國賭城拉斯維加斯的貝拉吉奧 (Bellagio Casino) 賭場大酒店的大廳前，就有一個2100平方英尺重四萬磅的巨型吊燈，取名為「空寞之花」(Fiori di Como)，設計這座巨型吊燈的藝術家是出生在華盛頓州塔科馬 (Tacoma) 美國本土雕塑家狄爾.齊琥琍 (Dale Chihuly 1941-)。
為了學習製作玻璃技術，他曾在1960年代，先在中東地區學習過一段時間，後來又到威尼斯在當地歷史最悠久的玻璃工廠以學徒的方式，掌握了製作吹玻璃技術。
十三世紀時期，威尼斯的玻璃技術工人，對製作吹玻璃的技術有絕對遵守保密的法令，然而在利益驅使下，難免就會出現離經叛道的行為。齊琥琍在威尼斯期間，無論從學習的角度或是和義大利玻璃技術工人的交流，都給他日後的發展鋪上平坦的道路，義大利的吹玻璃技術也就不脛而走了。
拉斯維加斯的巨型吊燈雕塑，可稱之為世界之最，是由2000個人工吹玻璃製作而成的不同花卉造型而組成。1998年完成，當時整個製作的價格是一千萬美元，不僅成為貝拉吉奧賭場大酒店的鎮店之寶，也是舉世聞名的吹玻璃藝術不朽之作。
威尼斯附近的牧藍洛吹玻璃器皿製作場（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威尼斯的玻璃製作基地牧蘭洛，歷史上還曾和波蘭有過一段情結。十七世紀在該小島上出生的一位建築師名叫西蒙.約瑟夫.貝洛迪 (Simone Giuseppe Bellotti) ，波蘭文的拼法是 (Szymon Josef Bellotti) 。從義大利到達波蘭，成為密契爾.克力布特.維斯尼奧威基 (Michele Kerybut Wisniowiecki 1669-1673) 和喬凡尼.三世.索比艾斯基 (Giovanni III Sobieski 1674-1696) 先後兩個王朝的御用建築師。
貝洛迪選擇了定居在波蘭，並且在1686年前後為自己建造了一座大廈，用他家鄉的名字牧蘭洛 (Murano) 為其大廈命名。牧蘭洛因為出產玻璃藝術品在歐洲享有很高的聲譽，華沙市當局就將他的大廈名字為他曾居住過的地區命名，波蘭文在義大利文的後面加了一個字母“W”成為Muranow一直沿用到今天。
華沙和威尼斯的這段情結，除了肇因於貝洛迪本人的成就外，該地區還有一段慘絕人寰的歷史。在納粹統治時代，牧蘭洛區是猶太人的貧民窟，留下了許多悲涼的血淚史，至今仍可從歷史博物館中尋找到該段歷史的來龍去脈。而「牧蘭洛」區在二次大戰時被夷為平地，貝洛迪的私人大廈也毀於戰火。
戰爭結束後，華沙當局將該大廈予以重建，整個地區也被劃為住宅區，是從廢墟中重振雄風的地標性地區。也是因為威尼斯的建築師曾經留下不朽的藝術經典之作，促使華沙政府從歷史的角度將其完整地呈現在世人眼前，玻璃藝術中滲入了近代政治鬥爭的一段經歷由此可見一斑。
實際上自威尼斯開發了玻璃吊燈藝術後，歐洲各王室宮殿吊燈的推陳出新，幾乎都是當時玻璃藝匠嘔心瀝血的傑出創作。然而留名於青史的只是那些享盡榮華富貴的皇親貴族，又有多少人能從那些仍然懸掛在宮殿天花板上的玻璃吊燈裡尋找到藝匠的名字？
小樽「北一哨子」的玻璃器皿（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在小樽的玻璃器皿商舖裡，面對富有日本特色小巧玲瓏玲琅滿目的「迷你」手工，我的思路不時會追憶到前面所敘述的歷史往事。何況在威尼斯玻璃器皿先入為主的思維主導下，我注目四望仍然找不到稱心如意的選擇。
既然已經來到小樽，總不能空手而回，即便是一些「迷你」玻璃器皿，也足以令我產生睹物思小樽的情誼。這就好似我擺設在家多年的埃及鑲嵌金絲玻璃容器，及牧蘭洛的彩色果盤，雖然那都是現代的旅遊產品，卻從中仍然可以窺視到埃及的古典藝術美感，還有威尼斯的玻璃藝術傑作。
小樽運河邊的倉庫，如今轉換為遊客服務中心。（圖／作者劉敦仁提供）
當妻子找到了兩個她鍾意的淺藍色小玻璃瓶時，興奮地說，這兩個小瓶子放在餐桌上裝醬油和麻油是最恰當不過了。
付款後，售貨員給我們包裝好，一面遞給我們，一面笑著對我們說：「日本玻璃瓶」 (Japanese Glass Bottle)，我情不自禁地回給她一個帶有敬意的微笑，是因為日本人對自己的產物始終如一地充滿自信而表達的一種認可！
至於我自己，對這次拜訪小樽覺得「不虛此行」，因為我經過了懷疑、分析到最後的決心，證明了我買到了當地的玻璃瓶，而且是道地的「日本製」 (Made in Japan)。
（2020年6月29日完稿於溫哥華）
作者簡介
劉敦仁，出生於上海，幼年時隨父母遷居臺灣，在臺灣修畢大學後，負笈西班牙，專研西班牙文學及世界藝術史，後移居義大利，在梵蒂岡擔任大公會新聞辦公室中文組工作，工作結束後，入羅馬大學研習宗教考古，專題為羅馬的地下古墓。
1960年代曾任聯合報駐馬德里及羅馬特派員，撰寫歐洲文化藝術航訊，頗富盛名。 其後因工作需要，移居加拿大，先後在多倫多大學和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繼續西班牙文學研究，隨後在加拿大從事教學工作，並赴英國及上海等地講學逾14年。
1978年第一次作大陸之行，此行使他決定放棄教學工作，而轉為文化交流，進行美國、加拿大和大陸之間的教育和文化交流工作迄今。
2012年是中華民族建立共和百周年的一年， 他特地邀請了六十餘位辛亥先輩後裔執筆撰文， 並彙編成《民族魂》一書出版。近作外交耆宿劉師舜大使的傳記，是他費時十年的心血結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