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符裏的彗星 ── 郭美貞》
二、臺灣 —— 她心中的嚮往
編輯人語
郭美貞(1940~2013)，一位憑藉才華和毅力在男人世界裡闖出名號的指揮家，被國際間譽為「握着充滿活力指揮棒的女性」，受到大指揮家伯恩斯坦賞識並擔任過他紐約愛樂交響樂團的助理指揮，伯恩斯坦説：「假如真有女指揮一說，郭小姐當之無愧。」
她祖籍廣東中山，生在西貢，長在澳洲、菲律賓，七、八十年代以台灣為自己的祖國，指揮台灣省交響樂、台北市交響樂團、國防部示範樂隊，並為培養青年音樂家不遺餘力，還一度創立台北愛樂交響樂團。台灣人稱她「女暴君」，既是對她能力的肯定，也預示了迫使她最後又遠走他鄉的陰影。
劉敦仁先生是郭美貞結緣台灣的牽線人，1965年經他在羅馬向于斌總主教、于焌吉大使引薦，促成了郭美貞的台灣故事。郭病逝澳大利亞後，劉敦仁不捨半世紀故人情誼，四處廣蒐資料構成文字群，以「音符裡的彗星」為名，即日起在《優傳媒》連載，請您細酌。
／劉敦仁
郭美貞在音樂上的追求需要外界的力量來推動，為她創造發展未來的機遇，引領她走向成功，方可能在中華民族音樂史上留下不朽的一頁。從我認識她的那一刻，以及根據在海外多年的生活經驗，潛意識中就感受到她若要在海外綻放異彩的
光芒，必須先在自己的國家打下堅實的基礎。沒有自己國家社會的支撐，無論付出多少代價，其結果必然是事倍功半。
但那時候我自己還在異鄉孤軍奮鬥，想為她去臺灣助一臂之力無異癡人說夢。若要促成美貞前往臺灣，必須依靠大使館的協助。當時駐義大利大使于竣吉是先伯
父劉師舜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同學，又是外交界同事；而我在梵蒂岡工作期間也和于大使建立了密切交往。主意打定，我就直接去大使館找到大使並說明來意，希望于大使通過外交管道協助美貞到臺灣發展。
話說我在1963年從西班牙首都馬德里來到羅馬，是出自于斌總主教的安排；更早也是因著于斌總主教的協助，圓了我在馬德里大學求學的夢。1962年我還在馬德里，于斌總主教以南京區總主教的身份到此訪問，我去他下榻的酒店拜見。他談及，梵蒂岡正在舉行第二次大公會議，是教宗約翰23世創議舉辦的，會期為四年，大會新聞辦公室原來沒有中文組，經他力爭，在會期中期增設了中文部門，他於是問我是否願意去那裡工作。當時我正感前途無著，于斌總主教的一席談，頓覺乍現曙光，當然沒有絲毫猶豫就答應了下來。
在結束了梵蒂岡的新聞工作後，我原本計畫前往德國繼續文學研究工作，不料于竣吉大使在沒有告訴我的情況下，幫我爭取到義大利政府的獎學金，為我創造了在羅馬大學研究宗教考古的機會，這一安排讓我在日後的教學工作中獲益匪淺。
此時正好于斌總主教抵達羅馬出席教廷會議，在報告過于竣吉大使後，我也藉此機會向于總主教說明我有意將美貞推薦到臺灣去發展的原委。果不出我所料，我的遊說得到兩位長輩的積極支持，而且願意盡一切可能促成美貞的臺灣之行。
為此我在1965年11月6日晚上，請于大使和于總主教在我家小聚，我親自下廚為兩位長輩做了幾道小菜，兩位長輩雖位居要職，卻沒有嫌棄我那陳設極其簡陋的寒舍。他倆興致勃勃毫無拘束地在餐桌上討論如何安排美貞前往臺灣，一致認為這是為臺灣吸引海外音樂人才的好事，于總主教拜託于大使通過使館的管道為美貞創造機會，而于大使也向于總主教允諾，盡力為美貞在台灣鋪陳發展的道路。我們一直聊到近半夜，那一夜我興奮得幾乎徹夜未眠，因為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試圖協助他人發展事業，更令我欣慰的是，正如我的預期，美貞在台灣音樂界獲得了積極的認同。
這件事我始終沒有向美貞提過，正如我後來協助其他年輕人一樣，都是感恩和懷念于竣吉大使和于斌總主教對我的栽培，而希望將兩位長者在培養人才方面的精神如薪火般傳衍下去。所以一直到美貞去世，她始終不知是我給她打開了一個通道。其實理由很簡單，我為她所做的只不過是向兩位長者提出建議，僅此而已，沒有必要去自我標榜。她日後的造就還是依靠她自己的刻苦奮鬥而獲得，她的成功也因此成為世界音樂界以及人類所共有的一份財富。
事後顯示，美貞在臺灣的發展是我所有協助過的諸多人物中，唯一成為真正跨越國際的音樂指揮，而且是國際音樂界中鶴立雞群的女性指揮家，是全中華兒女值得驕傲自豪的象徵。
就在我和于大使及于斌總主教商談如何協助美貞去台灣的計畫時，她和于大使之間還曾產生過些微誤解。她在“放下指揮棒嗎?”一文中曾坦率地描述她對於大使的不滿，她以為于大使有徇私將義大利政府的獎學金給了他的朋友，而美貞申請的計畫卻未能如願。
實際上作為一個音樂指揮，對當時臺灣在外交上的窘境全然不知。為了鞏固和義大利之間脆弱的外交關係，于大使幾乎每天絞盡腦汁，想方設法如走鋼絲般地密切注視國際關係的發展。因為我和于大使過從甚密，所以對他的苦衷知之甚詳。臺灣外交部對駐義大利大使館的經費控制極嚴，肇因於羅馬有人向臺灣反應于大使出手闊綽浪費公款，實際上在經費窘迫的條件下，于大使往往連宴請義大利官方人士的費用都沒有著落，便在當地一家名叫‘中華園’的中餐館主人支持下，以簽單賒帳進行。于大使在臺北去世後，他兒子從美國到羅馬整理父親的遺物，打開于大使的保險箱，發現其中不僅沒有絲毫有價值證券或現金，竟是一大疊帳單，其中包括在‘中華園’的一堆賒帳，目睹這些遺物令人鼻酸。
為了報答這位餐館主人在他艱巨的外交工作上所給予的支持，于大使之前就為他夫人申請了這筆義大利政府的獎學金，引起了美貞的誤會和抗議。這是個題外話，實際上兩位前輩全力以赴地支持她去臺灣發展，沒有絲毫保留。
當時大使館正在組織一個義大利經貿代表團訪問台灣，出發日期是十一月十二日。自于大使在我家晚餐後，便想方設法思忖如何能讓美貞作為訪問團一員前往臺灣訪問，但訪問團已經組織完畢，而且出發在即，無法再事增減。事有湊巧，正當于大使苦於無計可施之時，就在出發的前一天，一位義大利團員因臨時有事無法
成行，于大使立即在十一日要他的秘書麗莉安妮(Lilliani)打電話給美貞，請她到大使館和于大使共進晚餐，席上于大使向她提出正式邀請，足證其對美貞赴台一事極其認真。但不巧的是，那時候美貞正在羅馬聖齊芝麗亞音樂學院，而且入學考試就在訪問團出發的同一天。
接著于大使在餐桌上，說了一段令她為之動容而無法拒絕的話，他說:「聖齊芝麗亞音樂學院的入學考試，每年都會舉辦，而去臺灣的機會就只有這一次，稍縱即逝。既然訪問團正巧有一位義大利團員因事不能去，騰出了空額，妳應該把握這個難得的機會。」
美貞當然被說服了，主要原因不僅僅是可以到臺灣去發展她的音樂事業，甚至還能夠在那裡一遂她夢寐以求的培養兒童音樂人才的機會。
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個音樂家，她希望能有一天因著代表中國而引以為榮。事實上，不論生活了多少代的海外華僑，都有著相同的心願，東南亞華僑對故鄉的傳統情結尤其深厚。美貞自幼在父母家庭的薰陶下，特別是舅父給她灌輸對中國的認知，一直影響著她的思維，身為中國人的認同也深深紮根在她的腦海中。
自從童年時隨母親移居澳大利亞，雖然學習成績優越，音樂上有了一定的根基，生活的環境也很優厚，但處在白人政策下，有色人種無論如何優秀，必須忍受被歧視的困擾。她曾經向澳大利亞有關部門要求幫助，即便她長期居住在澳大利亞，仍無法避免遭到拒絕的厄運，理由只因為她是有色民族。所以她參加國際比賽也好，出席國際會議也好，她總以能代表“中華民國”為自我期許。就是在這樣的思維驅動下，接受了于大使的邀請，並在僅有的一天時間裡，由大使館協助趕辦入台手續，她將需要的隨身物品塞進了皮箱，匆匆隨著代表團去了臺灣。
當于大使秘書麗莉安妮告訴我美貞和于大使一行上了飛機後，我衷心為她高興，第六感告訴我，她的成就名震中外將指日可待。我默默地為她祝禱，並分別向臺灣的好友寫信，請他們在可能範圍內，給美貞提供一切可能的幫助。
作者簡介
劉敦仁，出生於上海，幼年時隨父母遷居臺灣，在臺灣修畢大學後，負笈西班牙，專研西班牙文學及世界藝術史，後移居義大利，在梵蒂岡擔任大公會新聞辦公室中文組工作，工作結束後，入羅馬大學研習宗教考古，專題為羅馬的地下古墓。
1960年代曾任聯合報駐馬德里及羅馬特派員，撰寫歐洲文化藝術航訊，頗富盛名。其後因工作需要，移居加拿大，先後在多倫多大學和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繼續西班牙文學研究，隨後在加拿大從事教學工作，並赴英國及上海等地講學逾14年。
1978年第一次作大陸之行，此行使他決定放棄教學工作，而轉為文化交流，進行美國、加拿大和大陸之間的教育和文化交流工作迄今。
2012年是中華民族建立共和百周年的一年， 他特地邀請了六十餘位辛亥先輩後裔執筆撰文， 並彙編成《民族魂》一書出版。近作是外交耆宿劉師舜大使的傳記以及傑出女指揮家郭美貞的傳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