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宜頻 鍾雄秀 黃映婕 范修語 綜合】
過去30年來，人民與政府，因為土地產生的爭議事件頻傳，也讓大家開始注意到土地徵收制度不完善，對人民權益造成的侵害，從下列這則報導中，我們也進一步針對一般徵收，以及區段徵收做深入探討，重新檢視徵收制度的公平與正義。
在台灣土地徵收的方式，又分成一般徵收與區段徵收，政府若要興建大型公共設施，大多以一般徵收的方式來進行，需要多少土地，就徵收多少，並依法給予地主補償金，不論在徵收範圍與必要性上，都比較容易被檢視。
社運律師 詹順貴：「這個事業本身，到底有沒有徵收的必要，以及徵收的面積，有沒有超出，它這個事業所必要的範圍，它相對是比較容易檢視的，那所以這一部分，其實通常在引起外界的爭議，又相對小一點。」
至於現行的區段徵收則是民國75年，平均地權條例修正實施後，才將抵價地補償的方式納入，而這樣的制度，不僅改變了土地取得的方式，也讓徵收成本大幅降低，土地徵收亂象，從此層出不窮。
記者 劉宜頻：「在我背後的這一塊土地，正是經過大埔案抗爭，劃地還農後，集中劃設出的特定農業區，原本說要興建科學園區，最後卻只剩不到2成的土地，劃為事業用地，其它都在做公共設施與新市鎮開發，會有這樣的結果，就是因為區段徵收制度。」
社運律師 詹順貴：「為了要配地給這些被徵收範圍的居民，可能要配地給他4成 4成多，假設真的有興辦某一個事業需要的話，它必須要徵收更大面積的土地，才有辦法去配地給原來，這個在這範圍裡面的那個居民，所以呢這種所謂區段徵收的興辦計畫，幾乎都不是為了特定產業。
政大地政系教授 徐世榮：「政府一直都講，我們區段徵收是土地合作開發事業，你看啊 我徵收完之後地價上升了，我把40%的抵價地還給他們了，所以這個政府得利他們也得利，但是一個很關鍵的問題啊，如果是大家合建，那我應該有說不的權利。」
記者 劉宜頻：「過了這麼多年，之前被徵收的土地，已經被一個又一個的建案填滿，雖然當時劃入開發範圍內的居民，能夠以現金，或是抵價地來做補償，不過換來土地與金錢，真的足夠彌補人民損失的權益嗎？」
律師 黃世杰：「那開發的過程這個受益，是不是應該合理的讓，原來的這些住戶，得到合理分配跟共享，也就是說你政府必須要公開透明，把你的開發跟這個未來要做的事情，以及可能的這些利益，要這個帳也要透明，所以讓我們所有願意參加的民眾，他也能夠合理的去分享這些事情。」
記者 劉宜頻：「所謂抵價地，就是政府將農地徵收後，變更成建地、住宅區或是商業區等等，再依徵收當時的土地總價，換算成土地領回，舉例來說，如果一個農民擁有100坪的土地，當初以一坪1萬的價錢被徵收，總徵收金額為100萬，不過農地變更為商業區後，一坪土地價值10萬，地主就只能領回10坪的建地，其它90坪，政府還能以配餘地的方式，賣給其它建商，直接的獲利就有900萬。」
而實際上的數字，可能是好幾百倍以上，大規模的土地收益背後，也成為地方政府，用來挹注縣市財源最好的政治工具。
人權律師 邱顯智：「德國如果你因為土地的這個開發，或者是說你因為買賣不動產而獲取暴利，這個暴利的這個對價顯不相當的話，那個是暴利罪，這個是要判刑的，只有台灣不是啊，到處都在土地開發，議員自己做都更公司，議員自己在做農村自辦重劃，這完全是不對的嘛！」
徵收制度下衍生出的土地炒作爭議，也讓土地徵收的公益性與必要性受到質疑，而在有限的國土下，當政府面對產業發展時，究竟該如何兼顧人民權益，取得雙贏，或許在現行的法制下，政府更應該停下來想一想，怎麼修法，才能實現土地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