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作人：張淯 社長｜文：林玟玟｜攝影：石雨鑫｜責任編輯：徐偉珍｜核稿編輯：邵正宏
媒體報導有吸毒前科的黃金郎原是販毒，捲入了一樁毒品買賣，警方認定他參與這樁毒品案，但他對警方陳述並無參與此案，警方懷疑他說謊，並用電擊棒對他刑求。
在黃金郎進看守所時，向醫官描述上述情形並要求紀錄下來，才讓這件事曝光，魏憶龍律師得知此事後，便替他義務辯護。
關於不幸碰到冤獄又慘遭刑求，導致身體受到傷害時，究竟民眾該如何自保？本期《獨家報導》特別邀請到大成台灣律師事務所的魏憶龍律師，帶領讀者跟我們一起，看新聞搞懂法律。
張淯社長：
律師，您接案子是否有一定的標準？當初為什麼會接黃金郎的案子？
魏憶龍律師：
黃金郎是很多年的老案子，也是我個人執業生涯30年來，覺得可以做為代表性的案子，這是當時在律師公會，被告沒有錢請律師，當時我自願報名願意擔任義務辯護，我總覺得做律師，所學得法律專業，能夠幫助需要法律協助的人，這對我們來講算是志工，也就是人的一生不是只為了自己名利，應該把你的能力，奉獻在社會上，我給自己的標準，就是每年至少會到政府做1天或2個半天的平民法律服務做志工。
黃金郎的案子在民國90年左右，我閱讀了卷宗，發現被告被警察刑求，怎麼會被刑求，根據被告的情況，他原本販毒，有吸毒前科，所以在一樁買賣毒品裡面，他被認定參與買賣毒品，但他向警方陳述說他沒有，於是當時警方用電擊棒，電擊他的生殖器，當他進看守所時，他向醫官描述被警察刑求，並要求做紀錄，大家可想而知，警界是良莠不齊，如果碰到不良的警察，就算是少數也是不可取的，在此情形下如何自救？我了解後，就接受此案了解相關案情，當時這個案子檢察官已經起訴，法院一審判有罪到第二審在高等法院義務辯護，警察的刑求，我相信被告也在檢察官面前陳述過，但檢察官、法官都不採納，到第二審時，我們閱卷辯護時，剛好碰到一位認真好心的法官，他開始做調查 從被告關押在看守所，準備接受訊問審判，無保釋放，到最後判無罪，這是很難得的。
這是我講的三個因素，一是志工心態；二是貼標籤的心態，我認為當時警察會刑求，很簡單的心理，你就是販毒的慣犯，所以社會會把人貼標籤，當然主觀印象，也許在有意無意間就會造成，我想全世界都會有，我們就討論到哲學性的事情，有些刑事案件，到底是要錯殺，還是要錯放，歷史上有一句話「我寧可錯殺，不肯錯放」，但在刑事案件，人權刑事訴訟辯護，我覺得錯殺和錯放，固然都不可取，但兩者在權衡之間，我們寧可錯放，不肯錯殺，這就是無罪推定理論，基礎就在這裡。我無法證明你有犯罪時，在此種情況下，我寧可讓你脫逃，但我要是把你錯殺，那就冤枉了，人命是回不來。但是錯關也是很恐怖的，他沒有犯罪，司法檢調把他判刑關在監獄，讓他成為反社會人格，出獄後做更殘忍的事，對社會做出更嚴重的壞事也不一定。第二個現象，我們的社會風氣若無法改變，這時律師的角色非常重要，做律師的人要有悲天憫人的心，去扶助窮苦弱勢，這樣的一個團體，甚至律師生涯透過志工心態，進一步擴大層面改造社會，那就是從政，像以前美麗島辯護律師，他們都是從單一個案，發現無法完全解決，大多數弱勢貧窮的人，他就想走到一條線，想要去解決社會問題，古今中外有很多這種案例，做為律師進可攻退可守，他有經濟獨立的能力，進而兼善天下，或者改變社會，參與政治工作，我們觀察社會幾十年，看過很多律師參與政治，做得很不錯。
張淯社長：
以黃金郎的案子來說，警察抓到他是販賣合成式毒品，請問這跟一般的毒品有強弱區分嗎？或者法官是以毒品的輕重，來判決刑度？
魏憶龍律師：
台灣有制訂毒品防制條例，基本上，毒品分四個等級，你持有或是販賣依不同程度的毒品，當然一級是最嚴重的，刑度上也會有所不同，像海洛英就是我們一般講的4號，這一定是判死刑，。
張淯社長：
所以黃金郎的案子，請問您覺得他可能挽回的原因是因為毒品沒有那麼重嗎？
魏憶龍律師：
一開始我倒不是認為毒品沒那麼重，他一直否認沒有販賣毒品，既然沒有就無罪推定，但是用刑求方式，後來他講的供詞前後不一，買買地點交代不明，高等法院法官的判決，我覺得是用心的，如果這個人有販賣毒品，警方就不會用刑求方式，用刑求方式就會有冤案，我常設想自己是法官，聽到一個案子該如何判決。
我曾經在台大研究所唸書時，參加一個研討會，會中討論議題，法律實務上是見仁見智，有不同見解，資深與年輕的法官對一個案子的看法也不同，資深法官就是感覺派，年輕法官是屬於邏輯派，如何判決理論上會有爭論，所以我也算是感覺派，看到黃金郎案子，我會憑經驗，即使你經驗豐富，怎麼樣才是公平，你可以回頭找理由，但這也有風險，萬一你錯了怎麼辦，所以我覺得刑事案件有趣的地方就在這裡，我常講這屬於哲理性的思考，比方說廢死，各式各樣法理、哲學層次，甚至宗教因素都可考量進來。
張淯社長：
黃金郎被刑求，但檢察官不採納，一審法官也沒有接受這個說法，請問是法官接受是因為承認販毒，所以就接受檢察官所有說法，還是法官他的認定可以多一些角度呢?
魏憶龍律師：
我常講我的執業經驗跟其他律師不太一樣，人民對政府一定要懷著戒慎恐懼的心情，不能完全相信，法院的法官也是如此，有好的法官，也有壞法官，有時候檢調單位搜出賄絡法官，也有些糊塗法官，當然會造成冤案，這都是我們可能會碰到的，像黃金郎的案子，我不是說第一審法官很糟糕，而是法官也是正常人，有可能跟家人吵架後再到辦公室審判，你認為他的情緒可以調整過來，像神一樣無私執法嗎？像前一陣子最高法院，有男女兩位法官在最高法院開記者會，男法官指責最高法院說謊，女法官講她辦案辦到很有壓力，她很想睡覺後，從此一覺不醒，試想我的案子交到這法官手裡，我會很擔心，她有焦慮症會判錯，所以我常講法官是人，卻是要做神的工作，這是很不容易，很大的挑戰。
基本上，對大多數法官致上我的敬意，可是同樣也要戒慎恐懼避免一些少數不好的。例如曾經我開庭時，講到一半，檢察官手機響起，他直接拿起來講電話，講晚上飯局的事情，讓人不可思議，所以我們執業生涯裡碰到各式各樣法官、檢察官，都要戒慎恐懼，不能完全相信他們，但基本上要尊重他們，這是做律師先天條件，彼此互相尊重，像現在有人講陪審制，有不少法律人都反對，現階段台灣不適合陪審制，何謂陪審制，就是不讓法官、檢察官傲慢，法官開庭時，對律師不尊重，隨意指責謾罵，不是好現象，我覺得台灣還要努力一段路程。
張淯社長：
請問黃金郎案最後是否挽回清白了？律師有幫助他爭取權益嗎?
魏憶龍律師：
二審，我不曉得後來檢察官有沒有上訴，若檢察官沒有上訴，第三審我就沒有繼續辦下去，義務辯護我只到第二審。
張淯社長：
根據本案例黃金郎是被冤枉且被刑求，然後才產生這樣的結果，請問是否能申請國賠，甚至反過來對刑求他的警察提出告訴呢？
魏憶龍律師：
當時，我只是做第二審的義務辯護律師，結束後，我就向律師公會報告，任務已經完成，後面黃金郎也沒有主動跟我聯絡，後續是否有再翻案，我也不曉得，就一般正常來講，可以請求冤獄賠償，其實如果具體證據屬實的話，以正常來講，檢察官還要主動把這個案子移送，這算個瀆職案。就像我講人世間有很多不平的事情，當然無法百分百都管到，透過媒體報導，在人世間還是有很多不為人所知的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