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禧年世代與傳播科技同步成長，對網路傳播的接受度，高於過往的任何世代。圖為香港反送中時白衣人攻擊市民的情形。（圖／香港市民Aaron提供）
作者／楊泰順（文化大學政治研究所教授）
所謂千禧年世代，根據西方社會學者的定義，指的是1981到1996出生的世代，現年約23歲到38歲。媒體上也常慣稱為「Y世代」或「回聲潮世代」（因為他們的父母均屬於戰後嬰兒潮的世代）。由於這個世代的成長過程恰逢網路傳播的興起，故也有不少人稱這個世代為「網際網路世代」。
23歲到38歲的族群，在任何社會都扮演著生產的中堅力量，對社會未來20年的榮衰具有關鍵性的影響。以台灣的人口結構而言，這個族群構成投票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左右，是選戰中候選人的兵家必爭區塊。故而，了解這個族群的價值傾向與興趣所在，是任何關心社會發展者所不能忽略的課題。
這個世代成長於冷戰結束柏林圍牆倒塌之後，戰爭的可怖對他們而言只是遙遠的歷史。由於他們父母輩（嬰兒潮世代）在產業快速擴充的年代（1946-90），打下了堅實的經濟基礎，這個世代的成長所受到的呵護，遠勝於其他任何世代，稱得上是父母陪伴成長的世代。由於父母捨得為他們花錢並提供生活的照顧，他們的就業、生活、消費，甚至政治與社會的觀點，常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社會學家觀察，這個世代可以說成長於一個最沒有打罵，並高度受到關懷的世代。
千禧年世代與傳播科技同步成長，對網路傳播的接受度，高於過往的任何世代。而新媒體的快速傳播，使這個世代的價值觀呈現高度的一致。相較於經濟大恐慌後出生的一代，他們的知識與價值均傳承於長輩、學校、與職場；千禧年世代，則七成以上均獲取自手機上同儕的傳播與評論。
由於長輩或職場的教誨趨於多元分歧，加上當時的各種思想主義百花齊放，百年前出生的世代對於不同的意見顯得較願傾聽與內斂，故而社會學家稱1928-45的世代為「沉默的世代」。千禧年世代透過同儕的網路訊息建構價值觀，可謂顛覆了數千年來的文明傳承的經驗，這是人類文明史上首次出現，同輩人教育同輩人的現象。問題是，網路傳播的訊息，有相當的比例是錯誤的，這使得千禧年世代顯得桀驁不馴。
手機不離的成長過程使得這個世代有「晚熟」的現象。西方學者表示，20世紀稱20歲前的青年為teenager，因為他們介於青澀年華與獨立生活的尷尬階段；千禧年世代有個新名詞為twixter，指的是29歲以前的年輕人。這個名詞的發明，乃為因應千禧年世代延緩獨立成家與就業的現象，亦即俗稱的「靠爸族」。面對這樣的現實，美國已有人主張，健保與所得稅法規應將依親年齡延後到26歲。
晚熟與網路傳播所造成的自戀傾向，千禧年世代對自己的未來呈現強烈的茫然。與嬰兒潮世代比較起來，千禧年世代缺乏創業的熱情與勇氣。以台灣1992的統計為例，當時有13%的社會新鮮人表示有創業的企圖心，但同樣的調查在2014年卻只剩6%。根據美國的調查，千禧年世代將自己定位為勞工階級的為56.5%，創下歷史新高，而定位為中產階級的僅約34.8%，則為歷史新低。傳統智慧告訴我們，中產階級是社會安定的力量，當整個世代的人多數只想當助理而不想當老闆，社會自然失去一個向上奮鬥的目標。
千禧年世代乃在父母陪伴下成長，他們習於提問與爭論，故而更勇於表達。網路的便捷，也讓這個世代更容易糾集群眾上街。至於訴求的內涵與對社會發展的影響，並不是這輩年輕人能夠理性思考，甚至願意花時間去理解的。香港的反送中、台灣的反服貿，皆為類似世代思維下的產物。他們要的，只是展現自己能夠影響社會的題目，而不是追求解決問題的答案。
許多人主張年輕人的憤懣，乃導因於所得分配不均、住房天價、政府無感等，故而為政者應在政策與體制上努力改革回應年輕人的需求。這樣的想法其實是根據60年代對年輕人反體制的觀察，但現在年輕世代的本質與價值觀的不同，傳統的解方能否奏效恐怕不無疑問。面對新世代的反體制浪潮，主政者並沒有前例可循，只能先從認識這個世代的內涵著手，透過對這個世代傳播方式、人際關係、自我認定、社經地位、社會認同的瞭解，才可能醞釀出創造性的解方，緩解問題的惡化。
作者簡介
楊泰順，1987年獲美國印地安那大學政治學博士，師事選擇學派大師Ostrom夫婦，博士論文於1989年被美國政治學會推舉為該年度全美政治思想類最佳博士論文。其後返國於國立政治大學任教。
1994年當選省議員，1998年底因政府推動精省離開政壇，於次年進入文大政治系及政治研究所任教，自此以公共知識份子為職志，在各媒體撰稿介紹正確的民主政治理念。著有《到憲政之路》、《民主與社會》、《建立遊說活動管理制度之研究》、《利益團體政治》、《被誤解的國會》、《國會政治解析》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