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如大會主席麥勝剛致詞所說的「自有人類以來就有合作的行為，不論人數多寡、時間長短、合作就會逐漸產生力量」；筆者在四十年前的碩士論文就指出「合作制度有政治功能、經濟功能更有社會功能」，在政治功能方面它可以培訓社員的民主政治素養，養成社員對自由民主的體認，在經濟功能方面透過結社的經濟效果讓經濟弱者逐漸變成經濟強者提高生產增加消費、並經由公平的分配制度達到財富之重分配而消除中間剝削；在社會功能方面藉由合作企業的民主機制「一人一票與按照交易額分配盈餘」以及「以服務為目的不以營利為目的」的公平正義原則讓社會發展更和諧，就像北歐各國實施合作制度較發達的國家不但社會和諧且經濟發展之國民生產毛額都在全世界之前十名，可見合作制度對社會經濟與經濟社會之正面貢獻、遠較資本主義制度優值甚多。
最近世界各國為救助經濟弱勢都在鼓勵成立非營利事業與非政府組織來成立社會企業以承擔此一重任，據各國專家研究結果最佳的「社會企業型態」就是合作社，蓋合作社本身就是經濟弱者的結合體，是專為經濟弱者服務的企業體，它以「一人一票」作為決策的標準、且按照交易額分配盈餘而非以出資額分配盈餘，若尚有結餘也多在從事社會公益工作，所以各國專家學者才會得出「合作社是最佳的社會企業」之結論，且已在很多先進國家施行、用資幫助社會上之經濟弱者，這一點台灣亦應見賢思齊、盡速仿效辦理。
2003年9月4日國際合作社聯盟通過國際合作社聯盟章程修訂案，訂定本聯盟之七大宗旨如下：一.入社自願與開放組社、二.社員自主管理、三.社員經濟參與、四.獨立性與自主性、五.教育、培訓與信息、六.合作社間之合作、七.關懷社區發展；從此開始關懷社區發展成為合作社成立之主要目地之一，讓合作社之經營與社區之發展環環相扣、相輔相成；社區是人類生活最重要之基地、最起碼之墊腳石，社區發展之優劣與人類生活品質息息相關，所以合作社經營之結餘第一就要回饋幫助社區之發展，只要社區發展優化則合作社必然更能大展鴻圖，所以合作社與社區是水幫魚、魚幫水、如魚得水；這就是合作社發展對社會與社區之正面貢獻。
孟加拉的醫生穆罕默德尤努斯因長期興辦鄉村銀行（又稱窮人銀行）幫助窮人小額貸款解決窮人生活與生產之資金不足難題、改善很多窮人經濟貧困狀況，而於2006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功成名就也獲得舉世的光彩，很值得馬英九的效法；其實台灣也有很多「窮人銀行」－就是發源於天主教的「儲蓄互助社」，可惜國民黨政府頭殼壞掉還有段時間將其視為「地下金融」，還好當時的紅衣主教于斌（教廷的樞機主教等同教廷的國務委員）請蔣宋美齡關照、否則「儲蓄互助社」早就被財政部消滅殆盡，後來經過法制化後才從「地下金融」升格起來當「基層金融」，為很多經濟弱者解決資金困頓之難題；蔡英文總統是個慈善心腸時常幫助窮人的領袖，新政府應該好好發揮「儲蓄互助社」之社會經濟功能，為經濟弱者作更多的貢獻，庶幾對社會的安定健全發展作出更大的貢獻，也不讓尤努斯醫生專美於前。
現在興建社會住宅已成當前中央與地方政府非常迫切之課題，在外國（尤其是加拿大、荷蘭）也以住宅合作社來興建合作住宅，政府只要支出一些開辦費用或提供土地廉價租給合作社就可興建很多合作住宅來解決社會住宅之問題；台灣也有「國軍住宅公用合作社」，惟似乎鬧出很多管理上之問題；現在台北車站捷運地下街也成立「供給利用合作社」，將原中華商場之店家全部收納於此，經營管理都非常上軌道，比其他以公司企業經營之地下街時常在辦理招商換老闆還妥當；台北市龍山寺前地下二樓商場已關場一年多，似乎可研究仿效台北捷運地下街供給利用合作社之型態來經營管理，讓蚊子館變成黃金屋創造更多更高的社會經濟價值來造福攤商小販。
以上簡單數例可證「合作社」是可以作為社會經濟發展之主力的，就像今年國際合作社聯盟所揭櫫的主題「合作社為永續發展之行動力」；不論在農業、漁業、勞工、生產、消費、金融、保險、運銷、公用、供給利用、醫療、長照、住宅、合作農場、合作工場、合作商場等等都可利用「合作社」來發揮最大的生產力以改善社員大眾之生活；提高生產力發揮行動力就是提升國力的展現；新政府可研究在農漁村和山區、離島都輔導成立綜合性的農村合作社，歸納所有生產、消費、勞動、醫療、衛生、長照、環保、金融、保險、行銷、公用、供給利用甚至住宅等於一體，甚至類似以色列將政治、經濟與社會融於一體之「公社」，以收更大的社會安定力量及合作社經營績效。
值此一年一度的國際合作社節日，希望在慶祝之餘能為台灣的社會、經濟和環境之永續發展能有更多更大的貢獻，以聊表書生報國愛台之赤忱。（作者郭憲鈴係大成報總主筆、曾任全國營造公會總幹事、現任台灣國策研究會會長）（本專欄言論非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