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研討會上 狄百瑞這樣問中國學者

狄百瑞將儒學介紹給西方，闡揚儒學的精神和理念，但也不乏批判。他在「儒家所面臨的難題」中便提到，中國的君子沒有西方教會那樣的權力據點，且知識份子與人民脫節，只對君王傳達先知的訊息，而非對人民，社會影響力大受侷限。

六四事件（又稱八九民運、天安門事件）後，華人知識份子提出多項檢討和反思。讓中研院代理院長王汎森印象深刻的是在一場研討會中，狄百瑞肯定學者的論述，但一直反問，「這些新思想，能不能成為憲政遺產（Constitutional legacy）。」

王汎森認為，這句話凸顯了狄百瑞的中心思想，他看到中國傳統思想中有許多的「自由傾向」及各種走向西方民主憲政的可能性，但始終沒有實現，尤其沒有產生契約性的保證。華人世界的這個問題，一直持續到現在。

中研院士、香港理工大學講座教授王士元表示，他可能是狄百瑞最老的華人學生，早在1951年、狄百瑞還沒拿到博士學位，王士元就曾聽過他的課。

王士元後來走向生命科學領域，但對狄百瑞的課程仍非常著迷。他認為狄百瑞最偉大的地方，就是在1950年代，研究中國的外國人，基本上都是從西方觀點出發，狄百瑞卻是從中國本體文化著手。「當時他是少數，幾十年後看來，他的作法是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