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研院院士、哈佛大學講座教授王德威表示，漢學研究興起於17世紀的法國，最早是「獵奇式」的，經過1、2百年震盪，漢學逐漸形成一套知識體系，有時切中要害，有時卻也是西方對中國一廂情願的想像與投射。
近代漢學在二戰後，強調中國與歐美、周遭國家的國際互動，主軸放在中國研究、區域研究中，以哈佛大學的費正清（John K. Fairbank）作為代表。哥倫比亞大學的狄百瑞則是另一大山頭，他主張漢學不能簡化為國際關係和區域地理，而應從內部文化思想著手。
王德威說，狄百瑞提醒我們，必須「要把簡單的事情，還原到複雜的歷史脈絡裡。」
狄百瑞努力讓東西文化對話，在中國傳統思想中找尋近代西方觀念的影子。中研院院士林毓生表示，狄百瑞最大的貢獻是提出「方法論」，而非「結論」，問了許多關鍵問題。
林毓生舉例，就「歷史決定論」來說，自由、民主、法治等觀念，在中國根本不可能發生，因為中國沒有西方「教會」下世俗事務與精神事務的分列和制衡，逐步產生限制權力的脈絡。中國始終強調「內聖外王」，把道德和政治看成同一件事。
然而，狄百瑞卻指出，中國雖無條件，卻還是產生了許多「自由傾向」，例如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提到的宰相權力和公論的監督制衡。
林毓生表示，狄百瑞點出了問題、提出研究的方法，他發展出文明對話與比較研究，但也提出「儒家困境」，例如缺乏法治觀念、知識份子較與人民脫節。
林毓生說，狄百瑞認為東西文化可以互相補長截短，例如西方個人主義造成的缺陷，可用帶有強烈「社群主義」的儒家思想作為補充。「東方文化不只是被動，也可對西方主流文化有積極、創造性的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