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摧毀日記的革命 王友琴28年書寫真相

中央社/ 2016.05.16 00:00
-大陸文革專題之12(中央社記者張淑伶上海16日電)「50年了,有些人還在說要真相,覺得挺著急的。」文革今年爆發50年,記錄文革受害者遭遇的王友琴已持續這項工作28年了,她相信為歷史留下見證的意義,卻覺得做得還遠遠不夠。

1975年,文革即將結束的前一年,23歲的王友琴已失學多年,雖是成年人,對自己的未來卻毫無掌握能力;此時,她偶然讀到一本「內部」流傳的讀物,成了文革壓抑和不幸氛圍中,最令她感動的記憶之一。

那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蘇聯異議作家索忍尼辛的著作「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這本描寫勞改營生活的作品,其中的迫害和苦難讓人共鳴,她感到,這是第一次看到有人把這一切寫出來,原來,「寫出來」的力量這麼大。於是,王友琴不覺在筆記上寫下:「我不能改變發生的,至少應該寫下來」。

多年後,王友琴告訴中央社記者,她對自己當年寫下這句話既驚訝又高興,因為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摧毀日記的革命」,日記裡的言論可能被拿來當入罪的理由,成千上萬的中國人早已不再寫下內心的看法。

直到1978年,已故中共領導人胡耀邦發布的一篇內部文章說,寫日記被定罪「惡毒攻擊毛主席」的人可以平反,檢查日記的恐懼才淡去。但在王友琴眼中,文革遺害之一,就是讓不寫日記的中國人逐漸失去反省能力。

王友琴果真開始寫,成為文革歷史的記錄者。從1988年在美國拿到博士學位後,她陸續訪談了上千名文革受害者及遇難者的家人,2004年在香港集結出版成「文革受難者」一書。

書中記載了這樣一段故事:文革中一名教師在勞改農場放牛,有頭老牛因為衰老幹不了活,在大柳樹下被殺,此後他再帶牛群去附近吃草,牛群都不願前往,還會發出似乎是抗議的哞哞叫聲。

但雞不一樣,一群雞中間有幾隻被抓出來殺了,別的雞不會記得,被殺的雞的內臟丟在地上,其他雞還會爭食。

王友琴說,經歷過文革的人,今天面臨「牛雞之間」的選擇,調查和寫作文革歷史,可以算是在「牛雞之間」的一種掙扎和努力。她曾收到大陸讀者來信,標題是「我再也不要當雞了」。

王友琴出身知識分子家庭,父母都是大學老師。為了響應「知青下鄉」政策,16歲時她跟妹妹一起到雲南南部砍伐森林並種橡膠樹,一共待了6年。之所以堅持為文革受難者紀錄了將近30年,她說主要還是在於個人的選擇,一種道德的選擇,而她也很高興「自己有條件來做這個選擇」。

「文革受難者」書中包含659名文革死難者的經歷,絕大多數都是普通教員、學生、工人,甚至是連名字都沒有的雜役或保母也在內。她立志讓普通人的名字不被忽視,讓他們的慘劇不被遺忘,陸續又寫了「13名受難者和北京大學文革」和「曾在芝加哥大學留學的文革受難者」。

走在芝加哥大學校園裡,想到身邊這些建築物裡,中國最優秀的一批理工人才曾在此鑽研學習,卻在返國後被批鬥至死,她幾度悲從中來。

還原一幕幕歷史場景需要大量的歷史資料和訪談。中共在1980年代發布文件,徹底否定文革,但實際上阻礙出版有關書籍,也不准報導受難者的遭遇,王友琴為文革受難者成立的紀念網站也被屏蔽。她為普通受難者立傳的行動,似乎顯得有些吃力和孤單,但並非特例。

蘇聯在史達林專制統治之下曾造成大量死難者,有一小組人收集大約130萬名受難者名單及生平資料,存入光碟中。這份光碟到了王友琴手中時,她首先看到一個數字「1345796」,立刻意識到這就是媒體報導的130萬,「對人來說,就應該數到個位數。每一個被迫害死的人都應當嚴肅地記錄下來。」

這個組織的發言人說,這不僅是為了還原歷史真相和記錄史達林的罪惡,也是一項社會的道德自救。

其他如柬埔寨、以色列,都分別用不同的方式,為自己國家特定時期的受難者記名。

中共執政下的中國大陸,有沒有可能等到這一天?現任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本身也曾是紅衛兵暴力下的受害者,王友琴認為,既然如此,文革沒有不能講的道理,但是現在大家好像都習慣了這種不能講的情況。文革發動之初,掌權者曾許諾人民一個公平美好的未來,過程中採取過一些激烈的手段,譬如廢止考試、暫停正規教育,甚至有人主張不要貨幣。

王友琴說,記錄文革慘劇,不只是讓這些人不被遺忘,還要警示後人「抵制一切暴行,尤其是以革命名義進行的群體性迫害」,更重要的是去思考「我們要什麼樣的社會」,因為不知道歷史,無以計畫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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