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最高領導人毛澤東號召「造當權派的反」下，1967年1月開始，時任大陸國家主席劉少奇與太太王光美數度遭到幾十萬名紅衛兵的批鬥、毆打，之後劉少奇遭中共中央認定為「叛徒內奸工賊」，永久開除黨籍。劉少奇之後遭軟禁，1969年因病身亡。
一個公開鼓勵人民造反的國家，名義上國家最高元首、被視為毛澤東接班人的中共黨內第二號人物都遭到幾十萬人公開批鬥，軍隊元帥、各地方首長也都慘遭批鬥身亡，那麼，這個國家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事實證實，這使得造反風潮蔓延至全國各地，造反派與當權派互鬥，許多地區甚至出現一股「亂殺風」，而喪命者卻往往是早已遭共黨極權體制剝奪公民權的「黑五類」。
1967年至1968年，廣西73個縣就有6至8萬人遭無辜屠殺，許多「黑五類」慘遭滿門抄斬，當地還出現「吃人群眾運動」，動不動就拖出一排人批鬥，每鬥必死，每死必吃。
大陸學者鄭義在「紅色紀念碑」一書具體描述，吃人運動到達高潮時，「活人開膛，只須在軟肋下用刀拉一『人』字形口子，用腳往肚子一踩，心與肚豁然而出。為首者割心、肝、生殖器而去，餘下的任人分割。紅旗飄飄，口號聲聲，場面盛大而雄壯…」
北京學者錢理群曾分析說，這些殺人者之所以殺人，「大都是懷著神聖、高尚的革命激情和幻覺，以及革命的恐懼感」，這和大饑荒求生般的吃人不一樣，「此種革命的嗜殺狂，是更令人恐懼的。」
一名當年曾參與殺人吃人的廣西老人生前接受媒體訪問說，「是我殺了他。誰來問我都不怕。幹革命，心紅膽壯，全村人都擁護我。毛主席說，不是我們殺了他，就是他殺了我們！你死我活，階級鬥爭！」「我犯了錯誤，應該由政府來殺，不該由我們來殺。」
老人的話讓人了解到當年集體屠殺的背景確實是出自革命激情嗜殺與不殺死對方自己就得死的恐懼。
正如大陸知名報導文學家蘇曉康所言，發生人吃人的人倫悲劇甚至不是因為飢餓，而是「純政治性的生存絕境」。
錢理群曾分析指出，1967年至1968年，毛澤東把自己「武裝左派」和「群眾專政」的失策所造成的嚴重後果，歸之於早已被打倒的「國民黨、資產階級、地主階級」，並再度號召民眾鬥爭。
事實上，上述這些人早在中共建政後，就被「戴上帽子」，被視為無產階級的「敵人」，沒有公民權。他們動不動就被拉出去批鬥，因而大多「不敢亂說亂動」。但文革時期，他們不只被批鬥，還遭到屠殺。
在中共二元思維鼓吹下，「敵人」等同於「非人」，這些人已被「從人籍中開除出去」。他們在文革時被形塑為「反革命分子」，也就是所謂「叛亂分子」，可能會動搖國本，因而遭到極刑對待，甚至是抄家滅族。
毛澤東一聲令下，各地討伐力道如此強烈，還因為當時毛澤東驚人的「紅色教主」地位。毛澤東不僅在黨內建立獨尊地位，更成為全民的精神導師。不管保守派或造反派，都是毛澤東的堅定支持者。
文革時期，大陸書店裡清一色只有毛澤東著作，全民每天都要集體誦讀「小紅書」，也就是「毛語錄」，「向毛主席早請示、晚匯報」，每天還要跳「忠字舞」，「向毛主席表忠誠」。
「毛澤東的肖像和語錄都被神聖化了，連他送給紅衛兵的芒果都被當成聖物來看待。若不小心損毀了印有毛澤東三個字的報紙，更會惹上『反革命』的罪嫌，遭到無休無止的批鬥。」專研中共黨史的中研院院院士陳永發這麼形容。
當時各地街頭上到處都可看到以朱紅顏料寫成的毛語錄，農村裡的廣播，每天播放「毛主席語錄」、革命歌曲及中共中央的最新指示。
在全天候無止盡的廣播動員下，大陸全國各地熱烈響應毛澤東指控「國民黨、資產階級、地主階級」是反動勢力，大陸許多地區傳出許多「反共救國團」、「暗殺（紅五類）團」組織成立、黑五類分子要奪權叛亂等謠言。
再加上「毛主席說，要對『階級敵人』颳十二級颱風，而且『要抓出隱藏的敵人』。」不少農村陸續出現大屠殺行動，因為必須「制敵為先」，原本就是「階級敵人」的黑四類或黑五類分子優先成為祭旗對象。
早在1966年8月27日至9月1日，北京大興縣13個農民公社就屠殺325名四類分子和子女，有22戶被滿門抄斬，年齡最大的是80歲，最小的才出生38天。
1967年秋天一直到1968年8月，廣西也發生集體大屠殺黑五類及子女的事件。1967年10月，全州縣東山公社三江大隊2天內坑殺76名地富分子和他們的子女，揭開廣西大屠殺序幕。
1968年7月3日，中共中央要求廣西停止武鬥，嚴懲現行反革命分子，反而釀成第二波大屠殺高潮。
廣西遭集體大屠殺的受害者，多半被控參與「暗殺隊」或是「反共救國團」，且受害者絕大多數是黑四類分子。
2006年，時任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社會學助理教授蘇陽曾發表研究指出，文革時期，雲南、青海、內蒙古、湖南、湖北、廣東、廣西等地都曾出現「系統性地成批處決手無寸鐵的平民」，不同於群眾街頭武鬥所造成的傷亡。
他分析說，在集體大屠殺前，地方政府會先編造謠言，然後展開鎮壓屠殺。殺人過程是有組織的，有時召開群眾大會，即公審大會，當眾處死多人。有時被害人會被捆綁帶到無人地方處死。這類行動還會得到政治獎勵。
「受害者大多是四類分子及其家人。這意味著集體屠殺是消滅階級這一黨（中共）的長期政策演變為集體滅絕的過激表現。」蘇陽根據種族滅絕的文獻，從政策角度提出這種分析。
他分析廣東、廣西、湖北三地的集體大屠殺事件後發現，「越是貧窮的邊遠地區，越可能發生集體屠殺。」這是因為當城市階級鬥爭語言向下傳播時，在鄉村會以極端暴力形式表現出來，與國家對暴力的鼓勵也有關。
評論者林達在鳳凰網發表評論文章，把「地主、富農、反革命（國民黨政權的軍政人員被中共定義為歷史反革命）、壞分子」稱為中國的「猶太人群體」，這個大約2千萬人的群體從1949年就開始大規模的被非法殺戮、被無罪監禁、被非法限制自由、被非法剝奪財產。
文革時期，黑四類擴大為黑五類，甚至是21類分子。「納粹和文革浩劫的問題，是徹底毀掉法治基礎，大規模誣陷與政治完全無關的平民。」林達如此分析。
文革結束後幾年，中共陸續對「地富反壞右」、黨外人士、台港僑屬、投共前的國民黨人員等人「摘掉帽子」，給予公民權，他們不再被視為政治賤民。逾300萬名中共黨員幹部得到平反。
陳永發說，「在文革中曾被批鬥的黨政幹部，文革後得到平反，不僅官復原職，還升遷很快。但是那些地主、富農與資本家呢？」
黑五類只是被摘去帽子，但被中共定義的身分歷史罪始終未能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