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這樣的爭議，環保署很鄉愿的跳出來說，兩人的數據「都沒有錯」，洪慈庸引用的分母是固定污染源，黃士修用的是總污染源的數據。翻成白話文說，就是台中火力發電廠排放的PM2.5是中部固定污染源排放量的34％，但不是總污染源的34％。雖然洪慈庸不承認，但這一巴掌其實打的夠響。
新的國會剛開議不久，比較關心立法院狀況的民眾，應該就已經看到不少新科立委荒腔走板的新聞。這些原本選前評價不錯的立委，為何一遇到真槍實彈，就變得不堪一擊？到底要怎樣，才算是好立委？
評鑑立法委員的方式很多，財經、健保等各個不同領域、不同的利益團體都會作自己的評鑑，推薦與自己有相同利益、關心相同價值的民眾、團體，作為投票的參考依據。
若以相對全面的評鑑來看，20年前的國會評鑑曾經是以國會記者的問卷為主要的依據，因為國會記者有近距離、第一手的觀察，而且不太會受到人情、壓力的影響，況且當時也沒有什麼其他的工具。
近年來，全面的國會評鑑則只剩下「公督盟」，用量化的方式作為評鑑的依據，提案多少、開會幾次、發言次數，都有明確的依據。但盲點是量化的方式沒有辦法處理「質」的差異，抄抄改改的提案，跟認真研究的提案，擲地有聲的質詢跟不知所云的質詢，帳面數字完全相同。結果反而可能變相的鼓勵抄襲、湊業績，導致劣幣逐良幣。
雖然公督盟這幾年也做了一些調整，將黨鞭、院長排除在一般的評鑑之外。但仍有對於第一線的觀察不足、對在野黨和執政黨立委都用同樣的標準、對於難以量化的選民服務、預算爭取、朝野協商都排除在外等問題。這其中，有部分是為了量化，不得不捨棄難以量化的因素；更大的原因，則是對於立委職權的認知狹隘，對於問政、監督以外的職權，有意無意的忽略。以致於評鑑的結果，總是對在野黨有利，過去對民進黨有利，未來則必定對國民黨有利。
政治的本質是資源的分配。整體資源有限，你多分一點，就有人必須少分一點。放眼全世界的民主國家，爭取預算、選民服務都是民代重要的職責。日前洪慈庸被指「喬病床」，只要沒有對價、沒有違法，也該被視為是合理的職權行使。試問，如果立委喬一張被床被指責，但爭取預算蓋一家醫院卻被誇獎，有沒有一點違和？不能喬一張花東的車票、離島的機票，卻可以向交通部、國防部施壓，要開加班車、加班機，甚至出動軍機載人，本質上又有多大不同？
在立法院20幾年，從二屆看到如今的九屆，我對好立委的標準，可能跟很多人都不同。我認為，只有能夠增加人民福祉的，才是好立委。而要看的是結果，而不是過程。
預算，人人都在爭取；法案，人人都在提。如果你很努力的爭取預算，最後卻一毛錢都沒要到；如果你提了一百個案子，最後卻一條都沒過，那你對人民的效力就是零。不管你曝光度再高、法案寫得再好、質詢再有深度，對民眾來講，有你、沒你，基本上根本沒有差別。多你一個不多、少你一個不少。
用這種標準去看，你很自然會發現，有很多立委其實是多餘的存在。立法院113個立委，一屆四年做下來，一條法案都沒推成過的，沒有一百個，也有八十個。上會期末，國民黨不分區立委楊玉欣推動「病人自主權利法」時，說出「我沒有時間了」，獲得外界的讚賞，但其實也正凸顯了這種矛盾（之前三年多，顯然什麼都沒推過）。
用這種標準去看，你也很自然的會同意，執政黨立委和在野黨立委，不應該用同一套的評鑑標準。執政黨立委有護衛行政部門政策跟預算的職責，監督相對在其次。今天蔡英文稱讚民進黨不分區立委吳焜裕總質詢表現佳、外界認為前金管會主委曾銘宗的處女秀很爛，等520新內閣上任之後再看看，兩個人的評價八成會倒過來。
理論上來講，在野黨立委看的是監督，砍了多少預算、替人民省下多少荷包、糾正了多少政府錯誤的施政、擋下了多少可能犯錯的法案。而執政黨立委因為有多數的優勢，則必須要看在協助政府施政之外，還產生了什麼其他的效用？是說服執政黨通過政院沒有設想到、規劃以外的新法案，還是推動了新的制度，增加人民的福祉？（馬英九因為看不起立委，幾乎全盤否定立委有護航以外的功能，所以過去八年，國民黨立委對民眾的效用普遍很低。）
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罵官員、打架、掀桌子、上扣應，如果只是表演給自己人爽，不能改變任何事情，效用就是零。
新的國會剛組成，跳脫量化數字的迷思，直指問題的核心。別管立委講了什麼，要問立委到底做成了什麼？對你發生怎樣的影響？只有給真正做對的人掌聲、獎勵，我們的民主才會進步。否則，就是鼓勵騙子。
【圖片為資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