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連戰夫婦自己亂跑到北京「夜奔敵營」而無正當性，那台灣人民就要好好和連戰夫婦算老帳，包括連家一大堆不明財產、連震東當接收大員時即發生二二八事件時有無混水摸魚、有無明修棧道、暗度陳倉，不過查這些都是曠日廢時、緩不濟急；現在最容易做出成果的就是把連雅堂（連橫）從二二八紀念公園的「一閣四亭」中搬走，因連橫根本不配供奉銅像於此一公共領域供市民憑弔紀念。
台北二二八紀念公園（原名新公園）內之「一閣四亭」為紀念開台諸聖賢而建，其中翠亨閣為紀念國父孫中山先生，四亭各為是開台聖王鄭成功、第一任巡撫劉銘傳、抗日名人暨台灣民主國秘書長邱逢甲和連橫四人，把連橫和開台諸聖賢擺在一起一定讓人非常突兀，連橫算是一位品德不全、功利主義較強的文人，1930年他曾發表「鴉片益論」大力支持誇讚台灣總督府重新開放鴉片政策而受到總督府頒獎五佰元獎金（在當時比二年薪資還多），但也遭到台灣當代俊傑之士如林獻堂等人之不齒，以林獻堂等台灣俊傑之標準來看連橫只勘配稱為台灣的「剩閒」（剩下來的閒人）而不配為「聖賢」；故連橫難容於台灣正常社會中正派文人之林，只好捲起鋪蓋流亡中國；那連橫為何能在新公園的「一閣四亭」中與鄭成功和孫中山等偉人並列受人永久紀念膜拜呢？說穿了原來又是連家假公濟私之不要臉之作法；原來1949年蔣介石被毛澤東領導的人民解放軍追得無路處可躲只好跨海躲到台灣孤島，蔣介石與蔣經國父子為了在台灣鞏固領導中心，就讓早在1945年就被國府派來台灣當接收大員的連震東胡搞亂搞；1960年連震東出任內政部長，1961年就把他那亡命到中國當氓流的父親連橫安座在新公園的「一閣四亭」之內，當時連震東是內政部長又是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算是最有權勢的台籍人士（其實是半山仔），滿朝文武也無人敢吭一聲，因恐不小心就會變成匪諜也，所以連橫就如此很丟臉的在新公園內當其他三位台灣聖賢之「細漢的」。
其實連震東把他父親和丘逢甲並列也是很好笑的，蓋在連橫的「台灣通史」寫到日本來接收台灣時一些文武官員成立「台灣民主國」以抵抗日軍，但抗日之戰沒打幾天，當時負責管理財務的台灣民主國秘書長邱逢甲就將十幾萬軍費帶著趁著夜間搭上外國商船潛回廣東去了，害台灣民主國就無錢打戰只好解散各自亡命天涯，台灣第一個民主國就這樣滅亡了；但是後來丘逢甲的兒子丘念台被國民政府拉起來代表台灣（台灣苗栗人）出任監察委員，據丘念台的說法連橫寫這一段是自己杜撰的，到底丘逢甲有沒有帶走台灣民主國的軍費恐怕不太容易再查清楚了，但連震東讓他父親和丘逢甲並列在新公園逾半世紀，可真難為他父親了，所以最好還是連戰出面把先祖的銅像移走，因為連橫實在不配與鄭成功、孫中山等偉人並列當小弟；為連家的面子還是自己移走較為妥當、較為完善。
若連家還是不自己動手自我了斷，國民黨在台灣主政六十年的正當性也因連戰主席到北京附和中共政府打贏14年對日抗戰而完全消失得無影無蹤，國民黨就應發動黨籍台北市議員和立法委員提案決議建請柯文哲市長將連橫銅像從新公園內的「一閣四亭」中移除，讓公義真正回到台北市、回到台灣島，這是轉型正義的第一步；至於那個位子要安座哪位對台灣有卓越貢獻的先聖先賢再由市民來公決，如開台北城的沈葆楨、第一位台北院轄市長高玉樹、對台灣民主運動有卓越貢獻的黃信介、林獻堂或日本人後藤新平民政長官（開鑿烏山頭水庫的八田與一都可在烏山頭立銅像紀念，建設台灣比八田與一功勞更大的後藤新平應也有資格在新公園立銅像吧！何況這座新公園還是後藤新平規劃要建的）；反正這件事可由台北市民來公決，當成台北市的公民運動，大家可以發一兩年時間來討論，相信大家公論公決出來的一定比連震東自己決定立自己父親的銅像還強；至少上述諸位台灣先聖先賢都比連橫強太多了；連橫的銅像由連家找個地方供奉或連家自己建座連橫紀念堂紀念可也。【作者郭憲鈴係大成報總主筆、曾任全國營造公會總幹事、現任台灣國策研究會會長】【本專欄言論非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