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明德在臉書公布總統競選微電影的廣告臺詞：「我只有兩條路，自殺或戰死。」引發民眾反彈，認為用自殺做參選文宣不妥。施明德女兒施蜜娜則說：「不自由，毋寧死，我們是一個有腦袋的競選團隊，我們知道人活著，必須有意義、必須正義、必須負責任。」弦外之音，施明德自身與其女，皆視參選為「正義俠客」之舉，捨我其誰。 「俠客」是「武俠小說」中最重要的人物，基本概念強調的是具有剛強、勇健氣質，並精通各種武器、武藝的人。但是「俠」剛開始在相關文獻中出現時，被認定是一種「負面」的存在。周代《韓非子》就將他們形容成「國家的五種蛀蟲之一」，宣稱他們最大的罪狀，是「俠客憑藉著武力違反了法律」（俠以武犯禁）。然而，這樣的定位經常會受到挑戰，因為代表社會秩序的「法律」，有時未必如大家所期盼，能真正的維持「正義與公平」，如恐龍法官的判決。因此，「俠客」與「法律」的對立，在個人遭受到法律無法保護他們的危機，或整個法律虛有其表，只是為特定階層服務，甚至根本無法有效執行的時候，反而受到非常大的歡迎。西漢的大史學家司馬遷，從這個角度寫了〈游俠列傳〉，稱讚「俠客」的「義氣」與「義行」。 2006年，施明德以「義氣」之名募款組織紅衫軍，金額未能得知；「亂臺」數月的「義行」，又帶給臺灣那些正面的改變？不過就是與老宋「同文同種」，利用多次總統選舉與媒體資源「刷存在感」。紅衫軍與「我只有兩條路，自殺或戰死」之言，另顯現施明德有一種明顯的「反理性」傾向，放縱俠客的陽剛豪情，卻無俠客應有的理性：施明德沒有瞻前顧後、三思而後行，乃至於多行而少思，少一事不如多一事，甚至一事無成，即便是毫無道理，或是毫無意義。也罷！施明德當年「圍城」亦情有可原，畢竟他有民眾「捐款一百元」之恩的「人情壓力」，如今選總統亦是展現仍存在政壇的「專業」。故與其稱施明德有一種明知故犯的「浪漫情結」，或者稱為另一種典型的「自我救贖與情緒發洩」，藉由「紅衫軍」與「選總統」讓自己的政治人生達到平衡，一方面為社會帶來強烈的精神刺激，另一方面亦含有反理性的形而上奧妙。施明德此類的「浪漫主義」，主要是由「發洩」以達至一種理想的浪漫。筆者不否定施明德有其個人的浪漫氣息，但倘若只因為發洩得激烈、慘酷，構想得虛幻、偏奇就堂堂皇皇稱之為「浪漫主義」，則未免過份粗率。不滿現實而縱情向現實報復發洩，並不是人類所需要的「浪漫主義」，而浪漫主義更不應是「大規模牟利」的手段或「放縱個人情緒」的藉口。 我們當然不是要鼓勵民眾成為「刀光劍影」的俠客，處處違法與國家社會作對，因為法律再如何無公正、不健全，臺灣始終仍是法治國家，不適合以弄刀舞劍解決問題。但蔡英文在2012年選總統的政見即有「公平正義」，因此正直的俠義精神，雖難以全面取代法律，仍會是大眾所殷切期盼的。至於由誰來實踐？至少「浪漫放縱個人情緒」的施明德不會是那位俠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