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吸菸者來說，董氏基金會所代表的反菸人士是李敖講的那種「善霸」，是自以為站在正義一方、對非我族類窮追不捨的「道德魔人」。他們對別人的生活方式怎麼都看不順眼，直想把人當兒子管。
我們要搞清楚，既然香菸並沒有被立法列為違禁品，吸菸就是憲法保障的人權。吸菸者只要沒讓他人吸到二手菸，就有權追求自己的小確幸。你也許會說這種小確幸只會殘害自己的健康，並不值得追求，但我們每個人都有些未必健康的嗜好和品味。有些人愛吃炸雞薯條；有些人愛玩有生命危險的極限運動；有些人愛吃易致癌的火鍋和炭烤食物；有些人明顯過胖還是不肯減肥。就算是自甘墮落也好，但你我都有自甘墮落不求上進的權利。對於這些個人自己要負責的事，政府除了宣導之外，是根本沒有權利去強制的。
因為政府是幫人民做事的，不是管閒事的。政府是人民的工具，不是人民的老子。
據說菸捐是因為吸菸人士比一般人容易用到健保經費，所以要額外加捐，但我們有對胖子抽健康捐來挹注健保嗎？當然沒有。因為雖然我們知道肥胖容易導致心血管疾病，從而會增加健保的負擔，但我們更清楚這麼做是一種社會歧視。同樣的，我們也沒有對愛玩衝浪板的、愛爬山的、愛騎機車的朋友們抽什麼健康捐，雖然這些人會用到健保的機率比一般人高。但我們卻把菸捐強加在吸菸者頭上，似乎吸菸者就應該乖乖掏錢來貢獻健保，而現在更要掏錢來補助長期照護經費。
菸捐這個東西還牽涉到階級正義的問題。根據國民健康署自己的調查，成人男性吸菸率國中以下教育程度者為58%、高中職為51%，大專以上卻僅有26%。許多研究也發現，所得較低的男性，因為感覺到被剝奪，承受較大工作及生活壓力，更容易借酒澆愁、抽菸解悶，菸酒消費量超過一般平均所得或收入更高的其他男性。換言之，菸捐主要來自中下階層男性勞工，是一種越窮繳越多的「累退稅」。反菸者多半是白領中上階層，卻把挹注健保的責任強加給勞工階層去負擔。
好吧，菸捐自2002年開徵迄今12年已超過2500億元，中下階層男性勞工繼續忍受下去也就算了，反菸者卻還深怕你跑掉不繳，要讓你在機場一包免稅菸都不能買，現在更要賴清德對菸廠說No，理由是：第一，這樣就抽不到關稅了；第二，這樣吸菸人口會更多了。而這兩個理由都愚不可及。
首先，JTI來台設菸廠當然是為了避免關稅，正如TOYOTA和NISSAN來台設廠，也是為了避免關稅，但政府不會說「不行不行，你來設廠我就抽不到關稅了，所以你不准進來」。相反的，政府設立關稅的目的本來就是要逼外資來台設廠，以扶植上下游產業鏈和增加工作機會。如果因為怕收不到關稅就不准外資進來，那台灣可能根本就不會有工業，大家也都只能開貴參參的進口車。
其次，來台設廠的JTI一定會提高其品牌（Mevius, Moore, Seven Stars）在台灣市場的市佔率，卻不會提高吸菸人口的總量。正如TOYOTA和NISSAN來台設廠，她的汽車市佔率一定會比同級的VW、SKODA等進口廠牌來得高，卻不會因此提高總體汽車銷售量。而話說回來，TOYOTA和NISSAN為台灣汽車產業創造了上下游供應鏈和工作機會，又提供消費者高C/P值的產品，兩者合計市佔率高達50%正是其合理的回報。同樣的道理，JTI目前在台灣的市佔率是30%。就算她因為來台設廠而提高到50%、60%，這也是她願意把錢投資在台灣的回報，又有什麼不可以？
從經濟面來看，台灣實在沒有什麼本錢再對外來投資挑三揀四了。2014年外商來台投資創下十年新低，只有28.39億美元，在亞洲排名落到第11名，排名第9的菲律賓62.01億美元，是台灣兩倍多，排名第8的越南92億美元，是台灣的三倍多。外商投資占GDP成長比重，全球平均值是33.6%，但台灣卻只有13%。外商投資意願低落當然和不友善的投資環境有關，包括中央政策搖擺不定、地方行政效率低落等等。日本菸草這次投資92億台幣，單此一案已高達全體外資投資額的10%，直接創造的工作機會約400個，周邊帶動的產值每年約5億元。目前廠房興建已逾7成，預定明年二月興建完成。如果這樣的投資還要因為反菸者的道德訴求就半路喊停，請問台灣還憑什麼條件吸引其他外資？更何況製菸廠本就是台灣既有的產業，台灣菸酒公司在新北安坑、台中豐原和屏東內埔就都有菸廠，雇用員工約1000人。反菸人士何不乾脆要求把這些菸廠統統關掉，讓大家自己去找頭路？
人有選擇菸酒的自由，也有吃垃圾食物、當胖子、騎機車的自由。政府可以盡量宣傳做這些事的壞處，但不要想當老子管東管西。台灣經濟要有活路，也不要再有管東管西、搖擺不定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