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左：大正9年(民國9年)蘇來枝在「日治時代」擔任店仔口公學校「訓導心得」時月薪11元，註明「本島人」。(蘇嘉祥／翻拍自台灣總督府資料庫)
圖左下：1920年，日治時代的嘉義廳店仔口公學校、番社公學校教師編制。(蘇嘉祥／翻拍自台灣總督府資料庫)
【文／ 蘇嘉祥】 高溫盛暑、酷日當頭，反課綱微調的同學們在教育部廣場前抗議多日，我實在不捨，都高中未畢業，其實應該把寶貴時間拿來看看書，或運動強健身體；讓資訊吸收更多、思慮更清楚時再來決定這事兒。
當下的高中學生透過活潑的上課方式、豐富的電腦資訊，取得的知識材料遠遠超過四、五十年前的我們，大家應該有：「建立自己思想體系、篩選無限膨脹資訊，我有去蕪存菁的自信」。
日本的、美國的、中國的、荷蘭的、福佬的、客家的、統派的、獨派的…台灣史那一部可靠
讀歷史系的人都知道：「歷史是撰寫者根據六分事實，加上三分聽說，以及一分自己的見解形成的」；一百人寫出的一百部歷史，部部不一樣，你說那一個是公平正義。
靠自己啦…! 「課綱」算什麼東西，它那能左右我的思慮。
我算比較有資格討論這事的人，我來自台南，就讀台南二中，我的祖父曾在「日治時代」當過日本小學老師，日本人對台灣有貢獻不可否認，但是貢獻的背後有目的，對台灣人視為「次等人」，不公平也是實在。
相對的，大陸的「外省人」來了，基本上比較公平，不會把同一島內的人分為兩種，基本上視為同胞；雖然有時很自私，對台灣人也不盡公平；但是，這是有區別的。
同學們都有正義感，滿腔熱血要為不公不義的「課綱」出一口氣，但是如果將更多資料，或說證據收集過來，冷靜地比對，聰明的你可能會有不同想法。
我的祖父叫蘇來枝，出生在台南鄉下，他很厲害，靠自己苦讀中文經書可以賦詩寫詞，會唱北管戲，會傳道(佛、道教)，1920年大正9年(民國9年)他受聘為日本統治下的嘉義廳店仔口公學校「訓導心得」。
店仔口就是今天的台南區白河里，「訓導心得」相當最低階的老師，但是正式官派的，上一級的有「教諭心得」、「訓導」、「教諭」、「學校長」。
當時的日本小學制度將學校分成兩種，日本人讀的叫「小學校」，台灣人讀的叫「公學校」。設備當然兩樣，純日本人的「小學」教師都是日本人，設備較好，「公學校」的「學校長」、「教諭」「教諭心得」也是日本人，薪資高； 台灣人只能當「訓導」、「訓導心得」及「雇」員。
我的阿公蘇來枝，幹了幾年後也績優升到「訓導」，這是台灣在小學體系的頂端了，永遠不可能當學校長；但是他穿日本文官的制服、帶佩刀，還挺帥、很嚇人的。
重點是台灣人的薪水永遠只是日本的一半，而且從「台灣總督府的」登錄冊上來看，「日本人」、「本島人」的待遇不一樣，蘇來枝註明「本島人」的月薪11元(如圖)，校長谷義廉，註明「福岡」，月薪60元，幾乎是阿公的六倍。
我後來就讀台南二中(1966、民國55年，校長就是李安的父親李昇先生)，進校以後發現：天哪，這學校真棒，什麼都有，有兩座體育館(一為綜合館、另一為武道館)，一座禮堂，有一個游泳池，田徑場，還有一個專用的棒球場；你沒有聽錯，一所高中有專用的棒球場，還帶看台可上座一千多人…。
新生訓練時，我這個從鄉下來的楞小子才知道，原來這是「日本時代」的台南一中，只有供日本人子弟就讀；台灣人再聰明，考試成績再高，最好也只能就讀「台南二中」….。
台灣光復以後，國民政府也知道這個事，故意顛倒過來，讓南一中成南二中，有「鄙視」日本人的意思；讓「日本時代」的南二中成為南一中，有維護台灣人尊嚴的意涵…。
我們那管那麼多，那個時候高中聯考、大專聯考可是難得很，100人才取30人(連三專)，如果要上純「大學」，那是15%而已。
不讀書就要回家養牛種田，而且二中學生樂得有「日本級」的設備可用，大家雖高中聯考輸人一些些，但「比賽看結果」，大家知道現實是殘酷的，而這時的政府是公平的，不讀書、沒分數，你就上不了大學； 肯認真，高我們一年的台南官田人陳水扁也上台大、成總統。
這時要考「三民主義」，佔100分，總分的六分之一，這是「思想管制」沒錯吧，但是沒有人上街抗議，反正我有辦法上大學、出國留學，那個學門對我有用，那個行業我有興趣，透過自己的獨立思考、獨立判斷，總能學到自己所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