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前評價就爭議不斷的新加坡開國總理李光耀，日前過世後，同樣掀起了對李氏政權及其政治理念持正面與負面態度的兩派評論家的論述之戰。其中最饒有興味的是，許多平常大力頌揚「對自由的追求」，並因而崇尚「能帶來最大的選擇自由的資本主義市場機制」、宣揚小政府思想的右派份子，忽然間都開始不加掩飾地讚嘆起新加坡李氏政權的高壓獨裁統治，並帶著羨慕又忌妒的心態恨不得台灣「八年內超越新加坡」。 崇尚自由，希望政府越小越好，政府管越少越好的右派，卻對極權政府如此嚮往，這個現象表面上看起來矛盾得令人覺得匪夷所思，但事實上卻透露出深層的社會心理機制，暴露出台灣人對政治哲學思考空間的貧乏。 根據《好人總是自以為是》的作者，社會心理學家強納森．海德特所做的調查研究顯示，傳統上將人類的政治光譜分為「追求效率的右派」與「追求平等的左派」這樣的作法，根本就是在誤導人。海德特發現，不分右派或左派，幾乎所有人類都普遍具有「照顧與同情弱勢」及「追求平等與公平」的道德直覺。右派與左派的真正心理學差別在於，右派的支持群眾認為「團隊忠誠」、「權威」與「純潔神聖」，是三種同樣重要且值得追求的道德目標，而左派則認為這三者相較於「照顧與同情弱勢」及「追求平等與公平」，根本不是甚麼特別值得追求的美德。 政治哲學家威爾．金里卡也早就發現，不論是常民輿論還是政治哲學的學術文獻，真正「以崇尚自由為立論點而支持小政府放任之下的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人，根本可以說是少之又少。現實中頌揚小政府的右派支持者，儘管嘴巴上不承認，但其實與海德特的研究結果一致，同樣都具有「照顧與同情弱勢」及「追求平等與公平」的根本人性，而之所以頌揚小政府，常常只是質疑政府的能力，覺得自由市場在大多數情況下都能做得比政府好罷了。又或者其實是屬於以「雷根-柴契爾思想」為代表，與自由至上主義者同樣被歸類為「新右派」的「新保守主義」者，其對自由市場的追尋只不過是「工具性」的，只是因為他們認為自由市場能帶來秩序與戒律，以達到自己最終期盼的「團隊忠誠」、「權威」與「純潔神聖」。 對權威的讚嘆，不光只是一種在人類心理學上存在相對分歧的價值觀，其更是一個在歷史上、政治科學上，及風險管理學上可受證據檢驗並深深影響人類未來的一項抉擇。用《黑天鵝效應》的作者塔雷伯的用語來說，權威統治是「剛強的」，同時也是「脆弱的」。權威統治之所以剛強，在於短時間內透過犧牲無權無勢者的利益，榨取被統治階級的勞動成果，達到一種數字上的效益極大化；權威統治之所以脆弱，在於這樣的「榨取式制度」賦予了權力無限的利益，挑釁了人類「追求平等與公平」的深層人性動力，因此成了「負面黑天鵝事件」的製造機，無可避免地帶來超出預期的自我毀滅風險。 看看台灣，權威封閉的教育、軍事，與醫療及健保體系，非但沒有帶來人們一廂情願以為會有的效率，反而因為權威體制下掌權者根本不需要也無動機在乎基層的願景、訴求，與利益，甚至又因為權勢帶來的力量太大，失勢帶來的後果太可怕，使得掌權者非但不想也聽不見基層的改革聲音，還將精力投入於打壓異己、鞏固權勢。所以我們有荒謬的五年五百億與僵化的學術體制，我們有帶來「阿帕契姊」的恃強欺弱與的國軍文化。 台灣人總是害怕民主會帶來無效率與一團混亂，但放眼國際，我們只看到比台灣更崇尚與實踐民主價值，（長期）效率與福利比台灣高的國家比比皆是。我們看到冰島在2011年透過群眾制憲的直接民主的實踐，成功抵擋了新自由主義撙節惡政的入侵，最終克服了金融危機。我們看到荷蘭、英國等體認民主為不可動搖之價值的國家，近期來掀起了一波波佔領大學的民主運動，促發改革沉淪於商業價值下的大學教育。我們看到不論是德國軍事傳奇人物毛奇將軍的「不服從式領導」，還是從基礎教育、高等教育到軍事教育都充滿反權威思想的以色列，非但沒有造成某些台灣人以為會有導致的軍紀渙散，反而形成了不斷自我改善，且具有防止自我毀滅的「反脆弱」體系。 新加坡李氏政權的評價問題，不但不是一個非黑即白的是非題，更不是寫一篇各打二十大板的騙讚文章可以簡單畫下句點的問題。李氏政權的評價問題，更是一面反映出一個國家的人民是否體認到民主價值之所以是，也應該是凌駕於效率與市場之上的深層原因的照妖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