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國鋒在1976年提出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要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的遵循」。鄧小平一看這不行，若兩個「凡是」成立則不但鄧自己沒得混就連十年文革期間被打成牛鬼蛇神的數萬個黨政幹部都不得平反翻身、蔚為國用，故他提出毛澤東是個「實事求是」的人來扳倒華國鋒的兩個「凡是」。其實周恩來比毛澤東更「實事求是」、就是更務實、更現實；在「實事求是」方面毛澤東還只算是周恩來的徒弟，這從周恩來一生行誼就可窺知一二：周恩來不似毛澤東喜歡吟詩作賦的風花雪月能手，他從學生時代就喜歡法商科學，他從教會小學就喜歡從外國神父老師處學習天文學、學達爾文、盧梭、米爾的學說，他中學就讀的南開中學是以教授西方知識與自然科學和體育而聞名；南開中學創辦人張伯岺原係一名海軍軍官，他的創校宗旨就是要為中國培養一群具有西方知識與國際觀念的科學人才，周恩來就是在這種環境下啟蒙、養成與訓練出來的；高中畢業在日本接觸到共產主義，他更開始醒悟到「改善工人生活、實施國民教育、提高民族意識和婚姻自由化及國民經濟之成長、改善勞資關係和利潤之適當分配」等問題；為了探索西方新知識與共產主義之發源地，周恩來參加當時很流行的法國「勤工儉學團」，在這裡他認識許多東西方各國的馬克思信徒，他在這裡也認識他後來的終生戰友鄧小平，也認識筆者四十多年前研究所所長樓桐蓀（曾任立法委員、立法院秘書長，鄧小平在法國的哥們，因為兩人一樣矮）；周恩來和鄧小平來法國「勤工儉學」之「勤工」是目的、「儉學」是手段，其儉學是為了以學生身分在法國勤工賺錢及參加共產國際之活動、結交共產國際之朋友（當時法國是俄國以外最大之共產國際基地），由此可見周恩來的「實事求是」；後來勤工儉學的經費用完了，這些學生只好打道回國或跳船留在法國、歐洲打工當氓流；周恩來是要回國了，但他在回國以前利用在法國勤工儉學賺的錢遊歷了歐洲幾個重要國家，拜訪當地的共產黨組織並在德國認識後來蔣介石發誓要「殺朱拔毛」的朱德大元帥，並介紹朱德加入共產黨，然後再轉往俄國拜訪投效「共產國際」；周恩來這趟「實事求是」的歐洲「參訪學習之旅」結交了很多國際共產黨朋友、累積了很多日後「政黨外交」與「國際外交」之資產，這些是中國共產黨無人能及的、也是毛澤東一生所欠缺的，這也是毛澤東一生必須依靠周恩來搞外交且無論如何都要保護他不能殺他的主要原因。
周恩來在俄國混了幾個月、和俄共及共產國際混得滾瓜爛熟後就被共產國際派回來中國參加「三人小組」（現在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 領導中國共產黨；周恩來花了一年多時間跑去法國勤工儉學再到歐洲、俄國「流」了一圈回來後之身分完全不一樣了－就一腳跨進黨中央大門，那時毛澤東還在湖南、江西、福建邊區打游擊、殺土豪、搶土地分給佃農和貧農（美其名為土地改革）。
周恩來一生可讓我們學習的很多，其中「以小博大」是我們必修之課程，這是周恩來一生事業之精華；周恩來參加中國共產黨時共產黨還是秘密組織，除了蔣介石的國民黨欲去之而後快，連各地的大小軍閥都不容共產黨的存在，因共產黨都在為小農小工、貧農佃農出氣，找土豪巨豪大地主大資本家麻煩、伸張正義、扶弱濟貧，而共產黨所對抗的地主土豪資本家又多是軍閥們（包括蔣介石的國民黨）的大金主大財庫，所以只要有幾千支槍的小軍閥就敢找共產黨的麻煩（毛澤東剛上井岡山打游擊時也不過八百多支爛槍、後來整併兩股山賊才變成三千多支槍），所以那時共產黨的處境真是「死裡求生」的艱難困苦歲月；共產黨就在這種艱困的環境中成長，在延安時期國共勢力之比大概100：1，到抗日戰爭之始大概50：1，到抗戰結束大概20：1，到東北被蘇俄交給中共時大約成8：1，等三大戰役打完大概3：1，1949年4月20日解放軍要渡過長江前大約1：1，兩軍都是四百多萬人，不過還是國民黨軍多一些、惟鬥志很差、大多心存投降或逃難。（一見到解放軍不是投降就是逃跑，這也是後來麥克阿瑟將軍拒絕國民黨政府派兵參加韓戰之原因，戰場紀律太差也）等到解放軍渡過長江，國民黨軍兵敗如山倒、聞風喪膽，敵前投降者太多了，加上當時蔣介石下台把國庫的黃金全搬走、李宗仁代總統手上沒錢可發軍餉，國民黨勢力就在神州大陸神隱大輸了；在這段期間從西安事變後蔣介石簽字答應國共合作抗戰開始，共產黨就派周恩來帶領一個代表團長駐首都（從南京到長沙到武漢到重慶）與蔣介石政府協調所有抗戰事宜，國共雙方亦敵亦友，共產黨代表團隨時要防備戴笠人馬的侵害甚至暗殺，所以周恩來時常易容易裝而行，時常和蔣介石的狗腿子演007間碟片，但最後都被周恩來識破而脫險更贏得最後的勝利，讓蔣介石和其狗腿子最後是落荒而逃出中國大陸、偏安海島。民進黨若想打敗國民黨這一點是絕對要學周恩來和共產黨的；台灣若想從中國的八面圍城、十面埋伏中脫穎而出，周恩來這招「以小博大」也要認真學習的。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佈新中國成立時，蘇聯馬上同步宣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隨後所有共產國際諸國都紛紛承認新中國之合法主權，但美國所領導的民主陣營只有英國承認，因為英國擔心中國新政權順勢要回香港（其實毛澤東早就改變主意暫不收回香港，俾讓香港成為國際情報中心更符合中國之利益），其餘各國都跟著美國屁股後面走；那時的民主陣營還是比共產陣營大很多，當時擔任中國國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的周恩來又發揮他「以小博大」的專長，他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交方針是「追求世界和平」與「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他將美國和蘇聯劃為第一世界，日本和西歐各國劃為第二世界，其他亞非中南美各國劃為第三世界；他把對付國民黨的拉攏第三政黨及無黨派人士組織「政治協商會議」搞「統一戰線」之大戰略也應用到外交策略之上，他以「捨小異而求大同」來結交這些新獨立的中小國家，他發表「和平五原則」：一、相互尊重領土和主權。二、相互不侵略。三、相互不干涉內政。四、平等互惠。五、和平共存。1955年4月18日29國亞非國家在印尼萬隆召開第一次亞非會議，周恩來利用這難得機會熱情的拜會招待各國代表團，他不宣傳共產主義、不主張無產階級專政、不反富不仇富，他在大會結束的演講中說：「我們中國認為有可能與不同的意識形態共存。在中國、信教與思想是自由的。中國不想輸出革命、也絲毫沒有侵犯他國主權的想法。我們希望與任何國家國交正常化」，各國代表團都被周恩來的人格風範所吸引，也[深深的同感周恩來的發言；四月二十四日萬隆會議通過「關於世界和平與合作宣言」後閉幕；次日在大會前與大會中一直不看好萬隆會議的美國紐約時報評論說「萬隆會議建立了新的外交力場。中國的周恩來總理整合了尼赫魯、蘇卡諾、納塞等非同盟團體而組織了一支強大的第三勢力」，會後這些國家的領袖陸續紛紛赴北京訪問，也邀請周恩來總理回訪作國是訪問，不久就陸續與中國關係正常化建立外交關係。連美國也不敢忽視這個新中國的存在，萬隆會議後不久的1955年8月1日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始在日內瓦（後來移到華沙）常設大使級外交會談；這個會談後來促成美國國務卿秘密訪問北京、更促成尼克森總統訪問中國、兩國互設辦事處最後達成關係正常化－正式建交；台灣從亞細亞的孤兒變成棄兒，國民黨政府所依靠半個世紀的靠山發生嚴重的大走山，這些都是周恩來生前種下的因而在他過逝後所結下的果；在中美宣佈建交時蔣經國的狗腿子還爬到當時台北北門的美國大使館（現在已改建為台北市國稅局大樓）喧鬧示威，當時的美國副國務卿克里斯多夫來台北會談善後處理事宜時還被蔣經國的狗腿子丟雞蛋，這些都是國民黨政府不知反省無力治國無能外交、只知「漢賊不兩立」的八股外交策略，既無能又愚蠢；周恩來這一套外交戰略是自抗戰軍興時就在玩的、又不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才開始設計出來；中美兩國在華沙開了三十多年的常設大使級會議，國民黨政府一籌莫展、毫無破解對策，不論這是周恩來太厲害還是國民黨政府太飯桶都是值得吾人研究探討之課題；周恩來值得我們學習的很多，值此他107歲冥誕，僅寫第一篇來紀念他，也提醒台灣朝野應群起效尤之。【作者郭憲鈴係大成報總主筆、現任台灣國策研究會會長】【本專欄言論非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