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大寮監獄發生受刑人挾持典獄長事件，6名受刑人最後飲彈自盡的憾事，司法人權促進會理事、律師黃志文表示，這些受刑人之所以入獄服刑，不能說與他們自己的過犯無關，而因自覺出獄無望就挾持人質並欲藉此越獄，更應嚴加譴責。不過，鄭姓受刑人對外提出的數項訴求，如獄中勞動工資過低、保外就醫待遇應平等、應給予重刑犯適當的出獄希望等，還是值得外界反思，不應因人廢言，才能從這場悲劇中汲取出一些價值來。
律師黃志文指出，鄭姓受刑人所提到的問題，如從刑罰的懲罰功能來說，自然有其正當性，例如保外就醫不應過於寬鬆，以免遭濫用。只是刑罰固然必須具備懲罰功能，才能讓受刑人為自己的錯誤付出代價，可是如果刑罰制度只對受刑人進行懲罰，而讓受刑人失去希望及尊嚴，是不是會造成受刑人自暴自棄，加強受刑人的反社會性，使善良百姓反而曝露在更高的風險當中？因此，如何均衡刑罰制度的懲罰和教化功能，使受刑人能維持適當的希望及尊嚴，是我們必須深思的難題。
而根據報導，目前全台矯正機關收容人約有6萬多人，超收率約2成，每名受刑人依規定所應有的0.7坪空間，實際只剩下約0.4坪；入監服刑固然不是「進修度假」，但過於擁擠的環境，恐怕將使受刑人在獄中只想到怎麼爭取自己的地盤，讓自己過得舒服一點，沒有反思過錯的空間，刑罰制度也難以發揮教化作用。
律師黃志文強調，6個沒有被判死刑的重刑犯，結果死在獄中，雖然他們用了錯誤的方式傳達他們的訴求，但是國家現行的刑罰制度是否真的過當地剝奪了他們的希望和尊嚴，以致他們走上絕路？仍然值得我們省思，以免悲劇再次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