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週的專欄文章《那些製造社會動亂的暴力權貴》闡述了「放任自由主義」（或新自由主義）與「平等自由主義」（或當代自由主義、社會自由主義）所帶來的許諾與失落。 我們可以發現，當今的政治辯論正是缺乏一種政治思想的3D歷史思維，而簡化為失真的左派與右派論戰（甚至在台灣只剩下極右派與微右派論戰）。 不論所謂單純的左派或單純的右派，基本上都是以將個人「權利」與「個人」自由無限上綱的思想。右派就不用說了，即便左派反對不受管制的放任市場，但兩者皆贊同一個以投票權為主體的代議民主政體，及消費者權力至上的經濟體系。 但正如偉大的已故經濟學家約翰．高伯瑞（John Galbraith）所言：「一個鼓吹個人權力的理論，反而為組織提供了掩飾，而這一切完全由於經濟學者使大家接受『消費者擁有最高主權』的理論......但現在消費者主權會對太多汽車、太少房子、以及精英主義與不民主方式干預消費者選擇的事提出質疑，而不會質疑汽車工業將本身意願強加於社會大眾身上的權力……它使社會漠不關心的態度獲得高度的道德與科學上認可。」 這段話聽起來像是在批評頂新魏家及企圖藉由慫恿消費者抵制而推卸自身政治責任的馬政府，但令人吃驚的是居然是高伯瑞在五十多年前寫的。 單純的左派說得沒錯，放任資本市場無限制擴張的結果，不但一反初衷地戕害個人自由，甚至會讓市場上的幸運贏家以錢謀權，以權謀貴，形成裙帶資本主義，而戕害民主，形成一個多數人被少數人壓榨，有錢者不思貢獻社會，無錢者無法一展長才的「搾取式制度」，最後不但造成社會動盪不安，還會像社會流行病學家李察‧威爾金森（Richard Wilkinson）的研究顯示的一樣，使全體人民不分貧富的身體心靈社會健康皆受到損害。甚至長遠來看，如同麻省理工大學與哈佛大學的兩位政治與經濟學教授所著的《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所說的一樣，造成國家經濟發展停滯，甚至滅亡。 但單純的左派所忽視的是，一個單純以代議制民主國家的力量達到經濟平等的超大型體制，只有在經濟危機後或戰爭時期，才有足夠的凝聚力促使多數民眾主動參與政策的辯論與政治的運作，才能有效防止扼殺民主的權貴階級產生，避免形成一個徒具民主形式，實則一元一票的裙帶資本主義權貴政權。若缺乏上述條件，生活在國家資本主義中的人民同樣受自身無力控制的大型國家機器所宰制，這也是為何即便是全民健保這種連經濟學家都證實比美國那種市場化的醫療體系還有效率而利大於弊的社會福利政策，依然不得民心，而無法達成最理想的公平且足夠的保費徵收機制，並搾取第一線醫護人員的勞力與專業自主性。 單純的右派說得也沒錯，不論初衷有多理想，目標有多遠大，只要國家機器一建立起來，權力就會帶來腐敗，政府最終只會為了統治階級的利益而搾取人民，而不會只是單純矯正失靈的市場，反而是形成權貴資本主義之下的失靈政府。 但單純的右派所忽視的是，世界上沒有比資本階級還喜歡政府的了！不論自由經濟的願景有多理想，一旦放任資本累積與大型私人機構的成長，加上市場分配機制不斷侵蝕生活中的各個領域，金錢就會轉化為權力，權力就會鞏固甚至架構起政府，最終形成右派自己所討厭並拿來當作資本主義運作不良的藉口的權貴資本主義。甚至正如無政府主義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的研究指出，現代資本市場根本就是建立在國家的軍隊之上，沒有國家就沒有市場。 這個世界還有救嗎？ 在各種自由主義帶來的失落之下，社群主義與無政府主義逐漸抬頭（受到美國文化的影響，現代一般以左派概括支持大政府的人，以右派概括支持小政府的人，但無政府主義在（歐洲）傳統上卻是屬於左派（進步主義），這也證明了左右派這樣一個平面的概念已失去價值，只會導致混淆）。社群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看似截然相反，也具有自身的歷史淵源，但實則兩者皆崇尚具情感基礎的「自願結社」，反對將人類共同的命運交予龐大的資本市場或國家機器主宰，並重視以共識決為基礎的「直接民主」或「審議民主」，將民主落實在生活中的各個領域，而非僅僅淪為四年一度製造分裂與仇恨的選舉。甚至也有思想家結合兩者的精神而成為「社群無政府主義」（Communitarian Anarchism）。 目前台北市選戰當中，最具有社群無政府主義精神的，當屬馮光遠（當然他本人不一定同意甚至可能不喜歡這樣的思想歸類，若有冒犯在此致歉）。馮光遠在上星期所提出的支持警消組工會的政策，就是「直接民主」理念的最好落實（雖然無政府主義者是反對國家擁有警察的）。 馮光遠在影片之中也說了，「民主，就是不斷的制衡，權力和權力之間的制衡」，而不只是有些人以為的一人一票，甚至是一元一票。 因為，正如大衛‧格雷伯所言，「如果你擁有隨時都可以棒打人家腦袋的權力，就根本不需要考慮他們到底在想甚麼，總的來說你不會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