鮭魚變大白鯊的深層結構 (一)

民意愈來愈沸騰，整個檢察體系辦頂新案也只好跟隨著愈來愈認真，同時頂新被揭露出來的為非作歹的真相也愈來愈令人嘆為觀止，愈來愈令人痛恨，而頂新和魏家的危機也愈陷愈深，愈來愈沒有解套的餘地。

看看2010年4月馬總統在公視舉行ECFA雙英辯論會是怎樣眉開眼笑地說的：「回來的還不是鮭魚，是大鯨魚，頂新、旺旺⋯。」如今備受馬總統寵愛而風雲一時兩大鯨魚，被發現原來都是大白鯊，一頭本身已經逃不過牢獄之災，在台灣企業也難逃全面傾覆的命運；另一頭擱淺在台灣的傳媒礁石之間，姿態難看地掙扎，進退不得。

大家對鮭魚變鯊魚的探討焦點全鎖定在惡質的官商關係上，這是個癥結沒有錯，但卻忽略了兩個更基礎性的深層關鍵：

一、毫無問題的，這當然表示馬總統的鮭魚返鄉策略，無論規劃和執行都出了大問題(林濁水專欄—頂新鮭魚變鯊魚)。

二、兩岸的文化衝突問題。

且先討論兩岸的文化衝突問題。

很值得注意的，魏家和蔡衍明在文化行為上都有濃烈的傳統本土色彩，也流露很深的鄉土情懷。在宗教上，一個篤信慈濟，一個崇奉18王公，信奉的都是非常本土性的宗教；兩者第一波的鮭魚行動，都和本土文化掛勾，一個辦媒體，一開始時便在報上開闢大篇幅介紹，宣揚台灣的本土歷史文物民俗，一個花數十億開發成美文化園區，修護保存台灣古厝。從這裡，我們很難說他們會響應馬總統的鮭魚政策，濃厚的鄉土情懷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本來，台灣在國民黨統治之下歷經了幾十年的文化去台灣化的過程，但是這種去台灣化的政策顯然並不曾改造魏家和蔡衍明的許多文化生活內容，所以當1990年代台灣還必須透過文化再台灣化的過程，才讓台灣社會重新肯定台灣鄉土文化，但是蔡魏兩家卻是「先天性」文化本土派。雖然先天一再復興，但是同樣是本土文化，那麼魏、蔡一旦衣錦還鄉，豈不是雙方理應水乳交融，何文化衝突之有？

問題在於人不只是生活在文化的傳統延續中，也生活在與時俱進的文化變遷之中。而魏、蔡兩者正好在台灣政治民主化，經濟走向後工業化，在政治文化和庶民生活文化天翻地覆的時間離開台灣到中國大展宏圖，其契機是中國剛剛爆發天安門事件，被西方各國採取經濟制裁的中國急需台商投資，而此後，中國雖然在經濟上持續改革開放，但是在政治上則結束了1980年代的自由化風潮，方向正好和台灣相反。

在這段期間。他們生活重心無疑在中國，雖然來往兩岸，但在台灣交往非權即貴，台灣民間天翻地變的文化變遷他們並未參與，於是等到他們衣錦還鄉，他們鄉音未改，鄉土情懷益濃，但是台灣鄉土上的政治文化和庶民文化早已和他們離鄉時南轅北轍。

政治文化經驗的落差，使得蔡衍明縱使得到馬總統的讚賞，但是買下中國時報後以媒體做為兩岸當權者政令宣導媒介的作風卻毫不意外地和台灣知識界發生了尖銳的磨擦，在學生和公民社會聯手的反媒體壟斷運動抵制之下不只媒體大帝國夢碎，報紙銷量也江河日下。挾巨資應總統號召，懷鮭魚之情，鯊魚之心，展鯨魚之姿，竟然成為政治和媒體文化衝突的犧牲品，真令人慨嘆。

至於1990後台灣進入後工業化時代，庶民生活急速的價值和方式變遷這件事，我因為參加台北市國會議員選舉意外地感受深刻。

1991年參加國大選舉到菜市場拉票，第一站必須早上六點以前到達，否則會太遲，過4年必須8點以後否則太早，1991年週末車隊掃街最好，因為人潮多，再7年，週末店家8成拉下鐵門渡假了。生活方式的變遷也包括飲食文化的變遷：一年比一年講究有機食品，講究自然風，非人工添加的口味，食用油的選擇也愈來愈講究，2000年後食用油中橄欖油、苦茶油等消費量上升。然而頂新2005年買下正義後，製油賣油的文化和台灣食品文化的走向完全背道而馳，努力往以科技煉製劣品油、混油，因此魏應交說頂新的油他絕對可以拿給父母吃也許是真的，但是社會完全不能接受，對他們的說詞非常憤怒。

很意外的，這次食安風暴中差一點被馬總統領導的集體獵巫運動當祭品燒了的南僑老董陳飛龍有一段話，恰恰點明了台灣內部兩批人在食品文化上的時差，他認為這落差高達五、六十年。他強調：

「這波食安風暴對台灣的影響實在無法估計，食品業如果要回到當年榮景，恐怕要重新弄起，且我們的制度、法令都趕不上發展，輔導、監督都不夠，難免很多人在這行五六十年，會根據當年的想法來經營，思考沒法跟上時代，就會偏頗，需要政府更多的輔導，企業也要勇敢站出來講話，消費者團體、學界也要共同給消費者正確的認知。」

依他這段話，落後的，正是在到了中國，台灣文化急速轉型中缺席，同時在中國延續他早年食品製造文化，說不定還受到中國負面影響並把這些一併帶回來台灣的頂新，以及停留在經濟成長掛帥的觀念，對文化變遷遲鈍的官員和制度法令。

食安風暴中，頂新只對自己的利益有感，對台灣新形成的政治文化的無感，也對民眾的憤怒造成強大的推波助瀾作用。由於北京對台灣處處流露霸權作風，持續上升的台灣意識對中國防範心情持續上升，在黑心油事件發生後頂新竟然一再宣布中國頂新不用台灣頂新的油，這更大大激怒了台灣社會。

事實上，兩岸文化的落差和衝突是從二次大戰結束就持續到現在的歷史現象。非常意外的，最早對這現象做最犀利描繪的正是228發生後從台灣逃亡到香港的台灣和中國左翼統派份子，如中國記者王思翔就指出228是源於文化衝突。此後，1990年代和國民黨關係很好的史坦佛教授馬若孟也用這一個觀點寫了他的228專著《悲劇的開端：台灣228事變》。恐怕正是對於這文化衝突北京已經有所醒悟，因此最近才突兀地由習近平開頭，中共官方一再強調要「尊重台灣同胞自己選擇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願意用真誠、善意、親情拉近兩岸同胞的心理距離。同時，台灣同胞也需要更多了解和理解大陸13億同胞的感受和心態，尊重大陸同胞的選擇和追求。」

難以想像的是這一個長期的文化磨擦這一次竟然表現在飲食文化上。他的差異因為食品工業的量產和馬總統粗糙一廂情願的鮭魚政策，配合上魏家黑心的鯊魚性格而被巨量放大到造成全面性的衝突風暴。真是淒涼的歷史悲劇！

無論如何，文化的落差既然是一個長期存在，而且目前還看不出消弭的時程，那麼持續的磨擦就是難免的—這一點是連習近平都像察覺到了—因此誠實地面對，細心地處理就是避免雙方從磨擦升高到衝突的不二法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