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10月17日，一篇由英國人所寫的文章，登載於由上海英國僑民奚安門（Henry Shearman）創辦的英文報紙《字林西報》（North-China Daily News）。原文依梁啟超主編的《時務報》所做的翻譯為：「夫中國 - 東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然病根之深，自中日交戰後，地球各國始悉其虛實也。」；回顧當時，中國人普遍被外國人稱作是「東亞病夫」，說中國人在精神思想層面上的麻木、萎縮、愚昧，以及面對極權統治的無動於衷、逆來順受、苟且偷生和沒有信仰的國民特性。
對之，「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倡導者之一陳獨秀曾先於1916年9月寫道：「人字吾為東方病夫國，而吾人之少年青年，幾無一不在病夫之列，如此民族，將何以圖存？」；接著，陳獨秀又於次（10）月發表的《我之愛國主義》一文中稱：「外人之譏評吾族，而實為吾人不能不俯首承認者，曰『好利無恥』，曰『老大病夫』，曰『不潔如豬』，曰『遊民乞丐國』，曰『賄賂為華人通病』，曰『官吏國』，曰『豬尾客』，曰『黃金崇拜』，曰『工於詐偽』，曰『服權力不服公理』，曰『放縱卑劣』。凡此種種，無一而非亡國滅種之資格，又無一而為獻身烈士一手一足之所可救治。」；陳獨秀續指：「中國人民簡直是一盤散沙，一堆蠢物，人人懷著狹隘的個人主義（利己主義），完全沒有公共心，壞的更是貪賄賣國，盜公肥私，這種人早已實行了不愛國主義，似不必再進以高論了。」
相較於陳獨秀在1916年所痛陳的「吾人之少年青年，幾無一不在病夫之列」，1921年10月17日，日本殖民下的1千餘名臺灣中產階級出身的新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則起身在臺北成立了「臺灣文化協會」，揭櫫宗旨在於：「謀臺灣文化之向上」，展開各種文化活動，扮演啟迪民智、喚醒民族意識及加強社會觀念之角色。
7年後的1928年，23歲的楊逵先是受聘為「臺灣文化協會」機關報 - 「臺灣大眾特報」的記者，旋即被選推為「臺灣文化協會」中央委員，並於隔年（1929）元月起，擔任文化協會議長。這位台灣新文學的大師、社會革命家與實踐家，窮其一生透過文字的書寫進行社會改革，結果因之入獄了12次。
這位出生於1906年10月18日的楊逵，曾在獄中寫了如下的家書：「身體的健壯與精神的愉快，是我們唯一的本錢。我深切的希望你們在暴風雨的處境裡，把家當為一個溫暖的安息所，嘻嘻哈哈的在歡笑中維持下去。過去的失敗與挫折都算了，不要再想它，就是提起了它，也只可以當為一次失敗的笑話去處理。未來所不能免的失敗與挫折，也應該在歡笑中克服下去，這樣才能夠解脫不好的憂鬱情緒，在任何困難中站得住腳。」
時光荏苒，今天已是2014年的10月17日。對應1896年10月17日英國人筆下的「東方病夫」，以及1921年10月17日「臺灣文化協會」的成立，台灣的識字率不僅達至98.29%，國內生產毛額(GDP)亦自2011年起即超過2萬美金。但「臺灣文化協會」的創立宗旨 - 「啟迪民智、加強社會觀念、謀臺灣文化之向上」有否真正達成？而陳獨秀筆下的『好利無恥、工於詐偽、放縱卑劣、沒有公共心、盜公肥私』等，又是否仍屬「無一而為獻身烈士一手一足之所可救治」？
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我們是不是在向93年前成立「臺灣文化協會」的那1千餘名的新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暨楊逵大師致敬的同時，更應該對今日台灣的種種沉淪與不堪，向獻身烈士們致上最深的歉意!
（作者夏學理，現任臺師大文創學程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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